楚式陶鬲进入腰子仑越墓群之后，成了越文化组成部分，取代了陶鼎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关于湖南东周越系墓葬腰坑葬俗的来源，学界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湘、桂、粤地的腰坑与中原殷商墓葬中的腰坑有本质差异，只是形制类似而无承袭关系；另一种认为是湘地越人接受了中原的殷商遗俗，并随越人的南迁传入两广。

湖南越墓的腰坑葬俗其实与湖北楚墓的腰坑葬俗各有源头，应区别开来。前者当是本地土著文化在周文化影响下发展出来的产物，而后者则属殷商遗俗，是商礼复兴的表现。

学界普遍认可腰坑葬俗是湖南东周时期部分越人墓葬的一个典型特征，并在讨论岭南战国秦汉腰坑习俗的直接来源时也都指向湘南越人。

然而，在继续探究湖南和两广地区先秦腰坑葬俗起源的问题上，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腰坑埋葬物和所起作用的不同着眼。

认为湘、桂、粤地的腰坑是墓葬中放置随葬器物的一个设施，与中原殷商墓葬殉人或殉狗的寓意有本质区别，只是形似而无承袭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湘、桂、粤地的腰坑葬俗属中原殷商遗俗，“两广战国汉代墓葬腰坑习俗是中原地区的腰坑习俗经两湖地区的发展后南传入两广的”。

岭南腰坑习俗“源自楚崛起之前的中原文化，湘地越人接受了中原文化的腰坑习俗，随着楚国的崛起、楚文化的南渐，湘地越人迫于民族斗争的压力，转徙岭南，并将这一葬俗带到岭南，流传开来”。

在检视岭南腰坑葬俗来源时，也在思考湖南先秦腰坑葬俗的来源问题。虽未全面掌握现有考古材料。

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湖南腰坑墓的地域分布、墓葬形制以及所在墓地的文化属性，再将其置于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中进行对比分析，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就教于方家，以期对华南腰坑葬俗的源流有更清晰的认识。

湖南腰坑墓

很多学者都对湖南发现的先秦腰坑墓做过梳理，于此也按区域由北而南地做一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洞庭湖东岸的汨罗县于1983年清理了东周墓葬67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其中窄坑墓53座，宽坑墓14座，仅1座墓有腰坑。

为东西向狭长形窄坑墓，腰坑位于墓底中部，略呈圆形，直径0.38米，深约0.4米，内置一圜底内凹绳纹陶罐。

此墓年代定为春秋中晚期，其他的窄坑墓年代约在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宽坑墓的年代则晚至战国中晚期。文化属性上前者为越人墓，后者定性为有部分越文化因素的楚墓。

资水下游的桃江腰子仑于1986—1990年前后4次发掘共发现春秋墓113座，均为狭长形竖穴土坑墓，多为东西向或西南向，其中带头龛的墓1座，腰坑墓21座。

腰坑位于墓坑中部，形状有长方形、方形、圆形、菱形及不规则形，其中6座墓的腰坑出土陶罐，1座墓出陶钵14座墓未出器物。

时代上，春秋晚期早段出现带腰坑的窄坑墓，但腰坑较浅或不规整；春秋晚期中段以带腰坑的窄坑墓为主，腰坑变深且规整，腰坑中多出土绳纹圜底罐，墓中未见越式陶鼎；春秋晚期晚段到战国初期，除保留单纯窄坑和带腰坑的窄坑外，出现了宽坑墓。

所有墓葬根据随葬器物的差别可分为两类：一类出陶鬲、楚式陶器，并同出越式铜生产工具和兵器，共16座，占比为14%。

另一类不出陶鬲，出越式陶器、铜器、石器，以铜器为主，共97座，占比为86%。两类墓中都有带腰坑的墓，所占比例也大致相同。

只是从墓葬统计表可看出越人墓腰坑出现的时间稍早，在春秋中期就开始出现，腰坑以圆形和不规则形为主，春秋晚期腰坑数量和样式均增多。

楚人墓腰坑从春秋晚期开始出现，均为圆形。益阳战国楚墓中也曾报道过1座腰坑墓，详情不明，但长方形小型土坑墓当属春秋越人腰坑墓的孑遗。

湘江下游的望城高砂脊商周遗址清理的19座西周早中期墓葬中有2座为长方形窄坑墓，其中1座呈西北—东南向，墓底中部设有腰坑，随葬品均为陶器，出土于腰坑。

此墓年代定在西周中期，属目前所见湖南省内最早的腰坑墓，惜发掘简报未刊布详细资料。湘乡大茅坪1座春秋早期墓有头龛和圆形腰坑，内置1件粗方格纹圜底硬陶罐。

此墓为南北向，除腰坑内的陶罐外随葬器物均为铜器。湘乡新塘为狭长形竖穴窄坑墓，靠近底部一端有腰坑，内置蟠螭铜罍和绳纹圜底罐各1件，非楚器风格，年代当属春秋早期。

长沙北郊沙湖桥AM36为带高边龛的长方形窄坑墓，方向140°,墓底中部有一圆形腰坑，内置1件方格纹硬陶罐，边龛内置陶鬲和印纹硬陶罐各1件，《长沙楚墓》将此墓的年代定在春秋晚期。

祁东小米山抢救清理了1座春秋晚期的带腰坑长方形竖穴窄坑墓，墓向和腰坑内有无遗物不明，墓室随葬品均为铜器。

大茅坪的年代发掘简报定为春秋早期，李龙章认为定在春秋中晚期似更合适。新塘和小米山腰坑墓发表的资料中均未说明墓向，东西向或近东西向的可能性较大。

湘江中游的衡阳盆地和湘江上游的南岭北麓地区也有腰坑墓分布。衡阳市苗圃墓地AM20为大致呈东西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底设腰坑。

腰坑形状及是否有出土物等详细情况简报未披露，仅知道此墓除圜底陶壶等陶器外，还出土铜鼎和铜矛各1件，铜鼎按简报描述具“越式鼎”特征，墓葬年代定在战国早期。

资兴旧市1978年清理的45座春秋墓都是狭长方形土坑墓，其中M323有头龛，方向140°,有长方形小腰坑，方向90°,两墓的头龛和腰坑内均未见随葬物。

80座战国墓中有24座为长方形窄坑墓，其中3座战国早期墓设腰坑，腰坑设在墓底中部，长方形或方形，方向近东西向：一腰坑内置陶杯、纺轮各1件，一腰坑内有小陶盂1件，另一腰坑内不见随葬物。

资兴旧市战国墓不出陶鬲，且铜兵器较多，楚文化因素很少。1985年清理的郴州地建M4亦为狭长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墓底中间设一直径0.48米、深0.36米的近圆形腰坑，内置圜底陶罐、小砺石各1件，年代为春秋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墓坑西壁有一不规则形壁龛，内置砺石2件，而非惯常的楚式陶鬲。看来，即便是楚文化特征比较明显的壁龛传播到湘南山地也会产生变化，一是形状变得不太规则，二是内置随葬品也非常规的陶鬲了。

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湖南在西周中期就出现了墓底设腰坑的习俗，到春秋中晚期比较多见，而且湘中和湘南都有。

数量上，湘中地区春秋阶段腰坑墓较多，战国初期以后基本绝迹，而湘南地区战国阶段腰坑墓较春秋阶段为多。

时代上，当以湘中的望城高砂脊AM10为最早；资兴旧市M324简报定为春秋早期，腰坑形状为小长方形，但腰坑内和墓室均未出随葬器物，具体时代难以确定，是否能早到春秋早期还不好说。

桃江腰子仑春秋墓的资料比较丰富，腰坑在春秋中期开始出现，形状为圆形和不规则形；到春秋晚期不仅数量增多，还新出现长方形、方形、菱形等形状的腰坑。

湘中地区和湘南郴州地建M4腰坑均为圆形，资兴旧市3座战国墓腰坑为长方形或方形。所以，就湖南的材料来说，基本上可以确定腰坑习俗是从北向南传播的，腰坑的形状由圆形和不规则形向长方形、方形发展。

腰坑墓的排列均为东西向或近东西向，腰坑内多出印纹硬陶器，不出陶鬲；带壁龛的墓排列方向不一，但以南北向或近南北向为主，多放置陶鬲。

可见，腰坑和壁龛（尤其是边龛）的设置代表不同的丧葬习俗，资兴旧市M323和M324时代相同，又处于同一墓地，但方向迥异，也说明头龛和腰坑设置的文化属性各有不同。

学界基本认为这些腰坑墓属于越人墓，吴铭生早年曾总结湖南越人墓的特点，认为分布在湘江流域和资水中游的春秋越人墓墓坑全为狭长形土坑竖穴，至战国始有宽坑，且制作讲究。

朝向以东西向居多，少数墓设头龛、腰坑或台阶；随葬器物盛行青铜器，以兵器和铜鼎为多，陶器相对较少；湘南春秋时期越人墓有为数甚多的空墓。

他还认为腰坑与头龛、边龛一样，都是放置随葬器物的设施。高至喜在强调春秋越墓和早期楚墓的区别时指出，虽然越墓和小型早期楚墓都是狭长方形竖穴墓室，但越墓比楚墓更长，且越墓有头龛和台阶的很少，而楚墓较多，这是两者在墓葬形制方面的主要区别。

潘茂辉和曹伟在《湖南春秋晚期越楚墓考辨》中也提到越墓和楚墓的不同文化特征，并明确了“含有楚文化因素的越墓”和“含有越文化因素的楚墓”的区分标准，以及“越墓、越人墓与越文化墓”和“楚墓、楚人墓与楚文化墓”的不同内涵。

也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潘茂辉主张腰子仑春秋墓葬除M068外，其他墓葬皆属越墓，出土陶鬲的墓也是越墓，而不是楚墓。

楚式陶鬲进入腰子仑越墓群之后，成了越文化的组成部分，取代了陶鼎，这是越文化受到楚文化强烈影响与渗透的结果。

高至喜根据《史记·楚世家》的相关记载，认为西周中期晚段夷王时期楚国对长江中游地区展开过一次大的扩张行动，当时湖南澧水流域以及鄂东南部分地区都曾归入楚国的版图。

而楚人大举南进是在春秋时期，大致于春秋早中期进入湘水下游，春秋晚期进入湘中，春秋末或战国初进入湘南。已发现的楚墓亦可证实，楚人至迟在春秋中期已到达洞庭湖沿岸，春秋晚期已到益阳、长沙、湘乡等湘中地区。

结语

在楚人入主湘东、湘中之前，这一地区的土著居民就是越人。因此可以肯定长方形竖穴窄土坑墓墓底设腰坑是湖南东周时期的越人葬俗，岭南尤其是桂东粤西地区东周时期越人腰坑墓的发现也可佐证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吴铭生：《从考古发现谈湖南古越族的概貌》，《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2.高至喜：《楚人入湘的年代和湖南越楚墓葬的分辨》，《江汉考古》1987年第1期。

3.潘茂辉、曹伟：《湖南春秋晚期越楚墓考辨》，陈建明主编：《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辑），岳麓书社2013年，第128–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