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玉角杯，在样式上，是属于殊方异域之物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自秦汉以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一直都是中国与域外交流的重要途径。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对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都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张骞通使西域，以及他灭亡南越国后派遣“黄门译长”出使印度洋黄支国这一时间节点上。

然而，新的考古出土材料与研究显示早在公元前三千纪至公元前一千纪，欧亚大陆就已通过“青金石之路”“玉石之路”进行了广泛的经贸与文化交流。

因而，本文即在此背景下重点对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玉角杯等若干器物展开探究，希望对它们反映出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丧葬功能问题进行初步梳理。

波斯银盒、玉角杯的形式特点与风格来源

《汉书·地理志》记载“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矶、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这一记载大体上概括了南越国时代的地理与物产风貌。

虽然偏处岭南一隅，但由于地处南部中国与南海—印度洋的沿海贸易带上，来自西方的各类物产、器物可以源源不断地汇聚于此。南越国虽已离我们远去。

但在这一时期墓葬、建筑遗址中仍出土有大量的文物可供学者研究。如在南越王墓的主棺室内连续出土了蒜头形凸纹波斯银盒、玉角杯、金花泡饰、玻璃器等颇具西域风情的器物或装饰。下文则主要以主棺室出土的波斯银盒、玉角杯为论述的重点。

在南越王墓主棺室“足箱”中出土的波斯银盒由盒子、盒盖两部分组成。盒面顶部微微隆起，两圈凸线弦纹构成了一圈宽带纹样。盒盖的外缘由呈一定排列规律的蒜头形凸起纹样组成。

盒盖上留有3个凸榫，可以分别套入羊或熊的钮座。盒盖与盒身的接合处则各装饰有一圈穗状纹带。盒身自口沿以下也同样装饰有蒜头形凸起纹样，只是纹样略长一些。

这一搭配方式就与位于盒盖外缘的蒜头形凸起纹样形成了某种呼应。银盒盒身的下部还用榫卯结构连接了一个较小的铜圈足，因此就构成了一件完整的银盒器物。

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并非孤例，同类的材料也出土有另外4件，分别是1979年山东临淄窝托村西汉齐王墓出土的1件银盒,2004年山东省青州西辛出土的战国时期齐国墓中1件银盒,云南晋宁古滇国11、12号墓各出土的1件镀锡铜盒。

在年代的先后关系上，山东省青州西辛战国齐国墓出土的银盒最早，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战国晚期流行的“齐法化”刀币范可判断该墓出土的银盒属于战国晚期。

而对山东临淄齐王墓出土银盒的年代判定，一些学者根据墓内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认为墓主为西汉初期第二代齐王刘襄（去世于公元前179年），这一推定是比较准确的。

与前者相比，出土于南越王墓主棺室“头箱”中的玉角杯则呈青绿色、半透明状。造型上它仿犀牛角形，器身内部为中空结构口部呈椭圆形，从上往下逐渐收紧，并在底部蜷缩回缠于器身下部。

整个器身自口沿处还雕有一立姿夔龙纹样，纹样自口沿处逐步往后延展，到了底部则逐步演化成为圆雕形态。因此，这件玉角杯虽然属于随葬器物的范畴，但仍包含了浮雕与圆雕的视觉形式特点。

近年来，一些学者也曾对早期人类社会中的角杯、来通的性质、出土概况与考古类型做过分析。“角杯指单纯用动物（牛、犀牛、羊）角制作的饮杯，保持着动物角的原型和物性；‘来通’则是指仿自动物角的制品，采用了象牙、陶、瓷和金、银、铜等几种金属材料。”

换言之，所谓的“来通”其实属于一种对动物角的仿制品。因此，南越王墓主棺室“头箱”中出土的这件玉角杯即是对动物角进行仿制的“来通”器物。

根据刘文锁的研究，从世界范围上看，“来通”的制作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原始“来通”时代（新石器时代—公元前1000年），这一时期的“来通”造型还比较单一。

主要以大口杯和动物形体容器为主。第二阶段为中期“来通”时代（前1000—300），这一时期的“来通”在造型上多有创造，出现了希腊、波斯两个创造中心。

同时也广泛使用了金、银、象牙、仿象牙等形式多样的材料。第三阶段为晚期“来通”时代。这一阶段的“来通”制作已呈现没落态势，不过对东亚地区曾产生过持续影响。

如将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的角杯放在世界范围中对比，可以看出这种自口沿处浮雕有夔龙纹样，至尾部又演变为独立雕塑的角杯虽然和古希腊、波斯的“来通”在题材、造型方面有区别，但仍旧具有共通性。

其一，在题材表现上，古希腊、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的角杯偏好选择表现兽首、兽身、人面兽身等题材。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的角杯虽然在题材选择上与上述地区有所区别，但同样也偏爱表现中国商周以来出现的本土神兽—夔龙图像。

其二，无论是古希腊还是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的角杯都大体采取杯体与绘画、浮雕、圆雕结合的形式。杯体上端的图像一般采取绘制或浮雕的形式，中下端则慢慢演变为独立雕塑的形态。

而这种表现方式在波斯阿契美尼德时代的角杯中尤为明显。南越国时代的角杯也大体遵从这一惯例。由此也可看出其与古希腊、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代的角杯具有紧密联系。

南越王墓主棺室波斯银盒、玉角杯的丧葬功能再思

前文所述，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的波斯银盒、玉角杯在形式风格上带有浓郁的外来文化艺术特色，不过这类器物在墓葬中的实际功能仍需结合它们实际放置的“原境”以及和其他器物的组合关系再做梳理。

从出土情况上看，南越王墓出土的玉角杯是用丝绢包裹放入“头箱”中。一同被放入“头箱”中的还有镶玉铜框玉盖杯、铜承盘高足玉杯、玉盒、滑石耳杯（共一对两件）等器物。

滑石耳杯出土时位于镶玉铜框玉盖杯之旁，为一对大小略有区别的耳杯，形制较小，高仅2.4厘米。从发掘出土信息判断滑石耳杯应该属于镶玉铜框玉盖杯的附属物。

玉盒为青玉材料制作，呈青黄色，虽出土于主棺室，但不完全确定是否位于“头箱”或“足箱”。通过考古发掘的观察，该玉盒器盖边沿有一角呈破裂状，破口的毛边呈平滑状，表明在器盖破裂后还使用了一段时间。

其实，这一解释也并非空穴来风。战国至秦汉时期阴阳五行观念已经在宫廷贵族中多有流行，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著《论六家要旨》就将阴阳家放在六家之首（阴阳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曾为战国时期燕昭王老师的邹衍也被归类于阴阳家一系。西汉初期的宫廷贵族们普遍喜好带有阴阳学说色彩的黄老之学。

甚至于，当刚即位的汉武帝在赵绾、王臧的影响下决定改弦更张，兴儒学、议立明堂辟雍之制时，喜好黄老阴阳之学的窦太后断然逼迫两人下狱自杀。

即便是西汉初期的开国勋贵及后代们也多受黄老阴阳风气的影响。如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就出土了反映老庄道家之学的《老子》甲、乙本帛书残卷。

尤其是，其乙本卷前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大经》《称》《道原》更带有浓厚的黄老阴阳色彩，已被学界认定为《汉书·艺文志》所称的《黄帝四经》，其成书年代当在战国中期。

西汉初期的墓葬中也曾出土具有阴阳四时观念的器物。如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曾出土1件太乙九宫式盘和1件六壬式盘。墓主是袭封第一代汝阴侯、西汉开国功臣夏侯婴的儿子夏侯灶。

这2件器物虽然在形式上略有差异，但均基于战国至秦汉之际比较成熟的占卜方术与阴阳宇宙观进行的设计。指出这类反映空间方位、阴阳时空的观念可能也直接推动了汉武帝时代对上林苑的整体构思与营造。

南越国虽偏处岭南一隅，但由于其统治者赵氏王族本出于中原，加之立国以后与西汉政权多有经贸与文化方面的往来，因此在其王陵中显示一些在中原汉地流行的阴阳观念也很正常。

故而，在该墓主棺室的“足箱”中出现皇后所用的波斯银盒也正符合汉代人思想结构中“阴”的观念。与之对应的则是南越王墓主棺室“头箱”中的玉角杯。

尽管它在外形上属于一种外来的器物样式，但和同在南越王墓“头箱”内出土的镶玉铜框玉盖杯、铜承盘高足玉杯等一样，均是由珍贵的玉料制作而成。

角杯的原始功能当然是饮器，一些学者也指出它“甚至用在了祭祀的场合，被当作祭器使用”。不过，结合该墓“头箱”中这件角杯所处的空间环境（墓葬的“头箱”）和质料（玉器）及与其他2件玉器的关系，认为这件玉角杯实际上也承担着阴、阳转换这一重要的丧葬功能。

早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玉器就被广泛用于装饰、祭祀礼仪之中。进入两汉时代，玉器则又常常与坚固、永久、不朽与升仙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在之前的研究中笔者也曾指出，位于南越王主棺室“头箱”的铜承盘高足玉杯和覆盖在墓主玉衣周围的玉璧组合也呈现出墓主借此引魂升仙的个人企盼之思想。

因此，在墓葬的主棺室“头箱”内通过连续运用玉角杯、镶玉铜框玉盖杯、铜承盘高足玉杯这些在材质、观念上比较接近的器物，引导墓主由死（尸体）复生（灵魂）并最终升仙的过程最终通过这一独特的器物组合形式获得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讲，南越王墓出土的波斯银盒、玉角杯尽管在样式上属于殊方异域之物，然而在实际用途上却依然被整合进早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并在南越王墓葬中扮演着较为重要的礼仪角色。

结语

南越国虽辟居岭南一隅，但在早期中国美术史与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史上却具有重要地位。论文首先从中外文化与艺术交流的角度，对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的波斯银盒、玉角杯的形式特点与风格来源进行了梳理与辨析。

认为西汉时代输入的镌刻有蒜头形纹样的波斯银盒在造型上可能受到来自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同类器物造型的双重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直接复制自安息王朝的同类器物。

参考文献

1. 山东省临淄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J].考古学报，1985（2）：223-266.

2. 国家文物局.2004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75-79.

3.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5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