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文化，进一步呈现出相互渗透，阐释了古代民族联动的历史过程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石器时代，中缅印交角区内就已存在古代民族的迁徙和流动，使区域内的石器文化呈现同质性和共享性的特征。

根据石器的不同器型、纹饰和制式，可以大致推断出源于甘青地区的氐羌系民族不断南下渐次迁徙的历史过程。

进入青铜时代后，源于我国长江下游以及珠江三角洲流域的百越系民族持续西进，与世居于中缅印交角区东南部的濮系民族及先前至此的氐羌系民族产生了充分的交流与整合。

石器文化进一步呈现出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的特征，生动阐释了古代民族联动共生的历史过程。

中缅印交角区位于中国、缅甸、印度三国的交界地带，主要包括今中国云南的滇西北地区、西藏自治区的藏东南地区、缅北地区和印度东北部。

把地理上相互邻近、边界上呈现出犬牙交错的中缅印交角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主要缘于区域内以氐羌、百濮及百越等同源族群在历史上的流动和交流一直未曾断绝且持续至今。

通过考古发掘，我们注意到自新石器时代起数量众多的古代民族便已在区域内留下了自己生活和发展的痕迹。

本文定义的石器文化指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延续至青铜时代中缅印交角区内那些相同及相似的石器文化元素。

从当今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缅印交界区属中国、缅甸和印度三国的交界区，同时也是与三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中心相距较远的边缘地带。

但通过众多南北向的河流和山脉的连接，使这一区域与中南半岛形成了山同脉，水同源，人同根的共同体。

通过追寻区域内古代先民们留下的石器文化，能更加清晰地勾勒古代民族的迁徙流动及彼此间的相互关系。

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是我国古代先民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类型，创造这一文化的主体是被称为“西戎”的民族集团。

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化，氐羌民族从“西戎”中逐渐分化独立，并在不断南下、西进再南下的过程中将其文化因子广泛遗留在中缅印交角区内。

进入青铜时代后，交角区内的共同文化因素表现得更加显著，让我们可以依稀勾画出古代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的图景。

细石器文化———氐羌系民族南下与濮系民族相融合的见证

细石器一般用狭小叶片状的石头为原料将其装备或者镶嵌在木柄、骨头或者动物角上来制成武器或工具。

体积较小的细石器反映了打制技术的复杂性，展示了人类社会由狩猎采集经济进入畜牧经济的发展历程。

考古学者一般将细石器划分为几何形和非几何形即细石叶形两大系统，广泛存在于中缅印交角区的是非几何形的细石器。

从我国的西北到西南，由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和齐家文化遗址到交角区内西藏昌都的卡若文化遗址直至最南部的云南元谋盆地。

甚至在印度东北地区的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那加兰诸邦与缅甸北部相连的区域内都出土了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细石器。

西藏昌都地区的卡若文化遗址，因其北邻甘肃，南接澜沧江中下游的云南，出土的细石器均为典型“非几何形”，并与陶器、打制或磨制石器以及骨器等都存在明显的伴出关系。

细石器的制作类型、技术、风格都与西北地区马家窑的原始文化有着相类似的风貌;半地穴式的房屋建筑样式以及“粟”在卡若遗址的发现，进一步表明卡若文化和西北文化的密切关系。

而出现在缅甸北部与印度东北地区具有类似特征的细石器，昭示着这一区域也曾受到卡若文化的深刻影响。

早期在卡若文化出土的高领罐以及敞口盆等与马家窑文化的早期陶器均有类似形态，都有假圈足，且纹饰也以附加堆纹、网格纹和折线纹为主,显示出其在西进过程中与当地无陶传统融合而成。

这也印证了韩建业教授的观点，马家窑文化在向西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卡若文化，卡若文化的这些特征也进一步对元谋大墩子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昌都的卡若遗址外。

与其属同一文化系统的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察雅县的江钦遗址以及云南的元谋县上那蚌村的大墩子遗址都有细石器遗存的发现。

在喜马拉雅山脉南缘，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林芝波密和墨脱发掘的陶器以及石器和卡若文化都非常类似，都存在规模较大的磨制和打制石器及陶片。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广泛分布在印度腹地的细石器基本为几何形细石器，而在中缅印交角区印度东北地区的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那加兰诸邦发现细石器却与西藏东南部的细石器同为非几何形。

且在大部分陶器碎片上都发现了简单和扭曲形的绳印、“人”字和“之”字形图案的装饰，其中以绳印装饰最为显著。

这一情形不得不让我们思考我国西藏地区和印度东北地区的文化联系。对此，考古学家安志敏也曾经指出，共同文化遗存在藏南和印度东北部的出现，表明两地之间新石器时代时期就已经存在着文化联系。

从细石器文化的族属上看，我们认为生活在甘青宁地区创造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的古代羌戎系统族群为这些文化遗址的原始居民。

在中缅印交角地区渐次出现细石器依稀展现了甘青地区原始文化南下后的西进过程，流传于印度东北部的非几何形细石器也主要来自古代羌戎系统民族，这些实物遗存成为蒙古人进入印度的有力证明。

也印证了历史学家的观点:今天广泛分布在印度东北地区及缅甸北部属蒙古人种的“波多”民族群体，就是历史上逐渐从中国西南部，途经西藏和不丹，迁徙到了藏南地区山脚下的喜马拉雅平原地带，即布拉马普特拉河北岸的民族群体。

《后汉书·西羌传》记载，古代西羌族主要生活在青海湖周边区域即当前我国四川、西藏、青海以及甘肃等地，其“不立君臣，无相长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

人类学词典中的“西羌”也就是“先羌”“古羌”。“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獠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武都羌是也。”

后因秦国持续对外扩张，羌人再次被迫走上向西、向西南迁徙的道路。众多的羌族支系逐渐分散在各地，居住在遥远西方的“发羌”和“唐旄”在与当地土著融合后逐步发展成为唐代的吐蕃，明清时期被称为“西蕃”即当今的“藏族”。

与藏族保持密切关系的珞巴族和门巴族则一直生活在喜马拉雅东南缘的洛渝地区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数支生活在此的族群相互融合繁衍。

时至今日，珞巴族祖先阿巴达尼与藏族的祖先是兄弟的传说还在当地广泛流传。“旄牛羌”“白马羌”“参狼羌”“青衣羌”“昆明族”“摩沙族”等则继续向西移动。

主要生活在横断山区，这部分羌人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步发展成为今天汉藏语系藏缅语民族的主要先民。

在众多的南下羌人中，主要分布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旄牛羌是其中较大的一支，秦汉时期他们主要分布在沈黎郡(今四川汉源县)。

还有部分不断南迁至越嶲郡(川西南、滇西北及滇北地区)，在《后汉书·西羌传》中有这样的记载，“或为旄牛种，越嶲羌是也”,表明战国时的旄牛种为羌人西迁南下至越嶲的一支发展而成，因而，旄牛羌也可以看作是越嶲羌。

根据何耀华先生的研究，旄牛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后融入了不同的民族中，其中一部分形成了彝族，另一部分则进入川西南地区融入藏族当中。

因此，我们认同在秦汉时期越嶲郡内，不仅生活着大量氐羌系统的民族，如:牦牛种羌人及其支系徙、莋都、叟族、僰族等，同时也有不少百濮系统的民族，他们中的一部分被称为邛人。

这样看来中缅印交角地区，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以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林芝波密和墨脱，和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曼尼普尔、梅加拉亚、那加兰诸邦的细石器的主人应当属于氐羌系统的民族，而元谋县上那蚌村的大墩子遗址的主人属濮系民族之邛人。

石棺葬文化———氐羌系民族持续南下与濮系民族融合的文化类型

石棺葬又称为石棺墓、岩板墓或石板墓等，在《史记·秦本纪》中发现了我国的最早石棺记录:“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与细石器相同，石棺依然最早出现在东北地区，随后从华北北部边缘逐步向西，到达甘青之后又往西南发展，进入青藏高原东部至云南的横断山脉，总体分布区域与细石器高度重合。

20世纪70年代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多个地区都发掘出了大量石棺葬，覆盖了岷江上游、青衣江上游、大渡河下游、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滇西北以及滇中高原、西藏东部。

在缅甸北部实皆省的Nyaunggan(缅甸良贡)、Chindwin(亲墩江)等墓地，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及梅加拉亚邦等地也发现与石棺葬相似的文化特征。

石棺葬也是马家窑文化类型中一个较为显著的文化因素，岷江上游地区是墓葬数量最多且发现最早的地区。

这一区域因临近我国西北，墓葬的年代也晚于西北地区，因而基本可以确定此地的石棺墓是从西北地区经岷江向南传播而来。

金沙江－雅砻江上游地区的面积较大，墓葬数量也较多，在墓葬中还发现有大量的细石器和骨器;在中缅印交角地区的澜沧江上游:昌都热底垄，德钦永芝、纳古、石底，剑川沙溪鳌凤山。

香格里拉克乡村、木茸村、布独村、多幸村等河谷地区石棺葬与青海、西藏的关系较为密切;而金沙江中游地区的范围最大，发现的遗址也较多。

其中，以祥云大波那墓葬为代表的滇西洱海区域的石棺葬中的仰身直肢葬、火葬墓以及二次葬，都和岷江上游地区发掘的石棺葬在文化表现上具有同样的特征，墓葬结构也高度一致。

结语

这样看来，雅砻江流域和滇西北地区的文化同宗同源，都同属甘青地区的原始文化。在缅甸北部的Nyaunggan挖掘出的大陶罐也表明这里应该进行过二次埋葬。

而Nyaunggan附近的Chindwin墓地大多数位于地表以下10厘米至150厘米间，属仰身直肢和仰卧的二次葬，其一个头骨在一个大罐子内。

印度东北地区的阿萨姆邦及梅加拉亚邦也曾发掘出具有不同的尺寸的石墓或墓室。其中，纳尔蒂昂最高的一块巨石高820厘米，厚76厘米，宽202厘米。

这些巨石大多是献给已故的祖先，火葬是处理死者的通常方法将骨灰和未火化的骨头被收集并存放在家族墓室或墓地。

从这些墓葬特征以及存在的年代看，应当是源于甘青地区的文化元素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渗透至此。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64页。

2.童恩正:《南方文明》，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60页。

3.段丽波:《先秦至汉晋时期中国西南氐羌系统民族源流研究》，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