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劲吹“疑古”之风的《中国史》

上世纪20年代初，由顾颉刚发轫，在中国史学界刮起了猛烈的“疑古”之风。受其影响，随后出版的一些中国史著述，大都具有明显的“疑古”色彩。

有意思的是，能被顾氏看得上的不多。这里介绍受其称赞的两部。

客观地说，“疑古学派”亦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矛头，针对的是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史学观及其体系；并且，着力诟病陈腐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治史方法。顾颉刚希冀，在此基础上，建立全新的中国史架构。

夏鼐先生曾对疑古学派有很客观的评价。他说：“他们扫除了建立‘科学的中国上古史’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物，同时使人痛感到中国古史上的科学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

可惜的是，当时的一些学者尚未达到并理解顾先生的境界。其著作不被他首肯，在所难免。不过，有两部劲吹“疑古”之风的中国史著作——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和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是被他另眼看待的。

邓之诚，字文如，号明斋，又号五石斋，江苏江宁人。

1917年秋，他应北京大学之聘，进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那个时候，顾颉刚还在北大课堂里，不耐烦地听老先生讲宋明理学。

1921-1930年，邓之诚先后任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辅仁大学史学教授。1930年秋起，专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他的《中华二千年史》，由章炳麟题写书名。关于这本书，他自己介绍说，“此书原名《中国通史讲义》，期于纠集史料，稍具系统而已”；他曾据此，“先后在北京各大学讲授通史，即以供诸生参考，后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

《中华二千年史》的历史起点，从秦世系讲起。开篇即说：“自始皇称帝（西历纪元前221年），至于子婴降汉（西历纪元前207年），凡三传，共十五年……”。

作者解释了以秦作为中国史开端的原因——“其所以造端于秦者，以秦以前六经即史，至说经偏于考据，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若论远古，则杨朱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经传所传，宋人尚有故意翻案者。求证于金石甲骨，所得既渺，毋宁付之阙如”——秦以前的历史都若存若亡、若明若暗，金石甲骨文字也未必可靠，不如一概略去。

这显然依据的，是“疑古学派”“东周之前无史”的认识。

对于如何看待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邓之诚的主张是——“乖异传疑者不录，故遂决然不作”。

当时，在史学和文化界有很大影响的王国维，已经提出了治史的“二重证据法”观点，反响热烈。

邓先生对此不太以为然。他认为，“今人治史，多重金石，金石足贵，此亦诚然，特其足贵……或足以被证史阙而已”。“故金石为旁证可也。闰位代嫡，谓金石以外无史，窃以为稍过矣，故斯编所取金石文字甚少。”——换成通俗的话，就是小妾不能取代了正妻的位置，所以他的书中很少介绍金石文字及反映的历史。这一点，其实背离了“疑古”的原旨，与顾颉刚的态度亦有很大不同。

说到“金石文字”，在1899年殷墟甲骨文出土以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等学者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而且，1928 年开始的殷墟考古，为中国上古史研究提供了大批新资料。

对这些新资料，邓也不很看得上。他说：“实物较金石，种类尤多。且关于制作，其足以发千古之阙，正未有艾。特凡此种种，不过证史而已”——这样的新资料只可以证史，不能作为历史。他尤其强调：“史著可废，考证奚施，且实物发现，较之史书所记，固已多少不侔矣”——真正的历史还是史书。

邓之诚先生其实没能正确理解“疑古学派”所包含的积极一面。他坚持，治史应该“特易见之书，若正史之类，果能不畏烦难而细读之，亦未始非求新之一助”——到“二十四史”中再行发掘，把“不为人所重也久矣”的“废铜”，“若能冶铸之用，未始不与采山之铜等”——从“二十四史”里寻找出来的废铜烂铁，未必差于“金石甲骨”这种矿山开采出来的铜矿。

邓先生对于古董研究其实很有心得；对顺治到康熙年间的清诗研究亦相当有成果。他的《中华二千年史》”，原来只完成了上、中两卷。50年代初，完成下卷，全书终于辛亥革命清亡，总共逾200万字。

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至1956年重印了三次。社会对于一个持有自己观点并业有相当成就的学者，会给与必然的尊重。

夏曾佑，字遂卿，浙江杭县人。清末进士，授礼部主事；近代诗人，对今文经学、佛学等有精深研究。

他积极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1897与严复等一起，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新学，鼓吹变法。变法失败后，他转为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曾任民国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夏曾佑以章节体编著了《最新中国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再版时改名为《中国古代史》。此书在当时比较又影响，1935年，已经印了三版。

他在此书的“第一编凡例”中说，“讲堂演述，中学较西学为难，西学有涂辙，中学无涂辙也”。这是说，课堂上讲外国历史容易，因为有现成的著作或译本可依据。但讲中国古史很难，这是由于传统的古史体系被推翻了，现在要构筑全新的古史体系，这本身就有较大难度。

他又在这本书的“叙”中说:“有难言者，神洲建国既古，往事较繁。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古代写史的史官隶属朝廷，只记录帝王之事；街谈巷议又不可信，可见这是多难呀。

因此，他书里的第一篇“上古史”的第一章，便定名为“传疑时代（太古三代）”——将夏商西周皆作为“并无信史”的“传疑时代”，与“太古”并为同一阶段叙述。

这一章的第六节，讲“上古神话”；第七节讲“庖牺氏”；第八节讲“女娲氏”；第九节讲“神农氏”。

第十节，他在分析“神话之原因”时说，古人造文字，“必在生事略备之后，其初族之古事，但凭口舌之传，其后绘以为画，画后则画变为字”。“故一群之中，即有文字，其第一种书，必为记载其族之古……往往年代查邈，神人杂糅，不可以理求也。然既为其族至古之书……常为其俗所尊信。”

他对文字产生过程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对古史文献的评判则显得武断了。

第二十二节，他分析了“夏传疑之事”。举了两个例证——“一为益与启之事，一为羿与浞之事”。他说，益、启之事说法不一，“一以为天命归启，不归益(《孟子》)，一以为益为启所杀(《逸周书》)”，二者“则以其间必有一事矣。今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对于羿浞之事，他说，“《楚辞》、《左传》言之极详，似为古人之大事，然《尚书》无之，孔子又不答南宫适之问，《史记.夏本纪》亦削去其事”。“古人著书，其去取之际，必非偶然，恐别有大义，然不可知矣。”

第二十五节，他评判了“桀纣之恶”。说，“今案各书中，所引桀纣之事多同，可知其间必多附会”。他从各书中归结桀纣的六大罪恶——一为内宠，二为沉缅，三为土木，四为拒谏，五为贿赂，六为信命等。他说，“桀纣之任命若此，夫天下有为善而相师者矣，未有为恶而相师者。故知必有附会也”——关于桀纣，有太多牵强附会的内容

很明显，这两节的内容和思想，与顾颉刚先生《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序》的表述过于一致。

他的《中国古代史》的第二章，是“化成时代（春秋战国）”。第一节“东周之列王”，开宗明义说到——“传疑时代之事已终，今当述化成时代矣”。他的所谓“化成时代”，是从“周自平王东迁，王室遂微，迄于亡，不复振”。他认为，中国历史自此，才进入了有史时期。

他在第四章“古今世界之大变”中作了总结。他说：“中国之史，可分为三大期。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为近古之世。

则上古之世，可分为二期。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所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

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因中国之文化，在此期造成……”。

夏曾佑建国之前已经去世。

他的《中国古代史》1955 年2月由三联书店重新出版，当年7月第二次印行，当时是一些高等学校学生的重要参考书籍。现在，此书亦有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