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香港拍卖丨元顾岩寿《木兰花慢词》帖赏析 香港拍卖市场如何

顾岩寿

楷书《木兰花慢词一首》

▼顾岩寿采用为宋代文人所特制花笺▼

局部图 (1)

局部图 (2)

局部图 (3)

局部图 (1-3) ：花笺清晰可见纸本墨色变化，纹样改变纸性。

LOT 689

顾岩寿楷书《木兰花慢词一首》

水墨花笺 册页

31.5 × 71cm.

估价待询

来源：1996年纽约佳士得秋拍LOT 23。

顾岩寿《木兰花慢词》帖，纸本，纵31.5厘米，横71厘米，楷书，帖文如下：

木兰花慢词一首，

敬为

仲阳明府尊兄寿。

友弟顾岩寿顿首。

正星依云渚，能几日，是中元。想天上谪仙，骑鲸何处，又见闻孙。生平气吞余子，看风流文采至今存。小试花封莲幕，少须白简朱轓。

去年此日䜩都门，曲谱按新翻。算不似今年，儿孙兰玉，伯仲箎埙。朱颜镇长如许，待不教华发照金尊。谩道蟠桃结实，争如仙李盘根。

（1996年纽约佳士得秋拍涵庐专场）

帖上钤 “项子京家珍藏”“叔子”鉴藏印两方。这是一位官员给官场朋友用词的形式写的寿词，内容虽然不长，提供的信息却不少，如作者、收信人及官职等均具体、明确。还有一些虽未明示，如写作时间、寿翁的年纪等，也可以通过相关信息加以推定。品相方面，作品保存得相当完整，纸墨如新，艺术表现几乎没有受到时间的剥蚀。总之，这件书作无论是内容，还是直观视觉，都为了解、评估其人文背景及艺术成就提供了坚实基础。

比较而言，作品之外的史料方面就不那么乐观了。介绍顾岩寿可能不像介绍元代其他书家如赵孟、鲜于枢、康里巎那样方便，具体原因可以概括为“二少一无”。“二少”即他的生平史料少、作品传世少。“一无”即没有本人及同时人对其书法的任何评论。因此，对于前两者，我们的态度是尽可能对现有史料加以诠释说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某些事实作合理、逻辑上的进一步推测。对于后者，则只能通过个人的直观经验和感受，并借助于当事人所处的人文环境、对应时代的书法风气，做些相对有界限的判断和批评。

/ 作品释读 /

（一）顾岩寿。正史无传，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延祐）《四明志》、（至顺）《镇江志》、（至正）《金陵新志》《吴兴备志》等。其中，（至顺）《镇江志》卷十八《人物》介绍最为详备：

岩寿，字子静，淙侄，以儒学进茅山书院山长，本路儒学教授，广德路、庆元路总管府知事，升湖州路总管府经历，承务郎，建康总管府推官，以疾告归，终于家。器识宏远，博学通时务，历职逾三十年，所至有政声，诗文若干卷。父如松，赠承务郎，镇江路丹徒县尹。子观、镇。

又，（至顺）《镇江志》卷十七《元教授》：“顾岩寿，字子静，大德五年十二月至”。（至大）《金陵新志》卷六《官守志》：“顾岩寿，承务，泰定四年”。现在，综合这些史料并结合墨迹，对顾氏生平做进一步说明和澄清。

1，籍贯。早期史料均作镇江人，清康熙二十四年刊刻的《镇江志》作金坛人。证诸顾氏传世墨迹《解嘲词》《行书诗跋》，均自属“京口顾岩寿”，可证其为镇江人无误。至于籍贯金坛一说，立说较晚，且未知所出，推测当有所据。镇江在历史上是个南北士人移民很多的地区，如当时著名的儒学世家俞德邻、郭景星家族，就分别是从浙江永嘉、河北洺水迁入。金坛或为顾氏祖籍，亦未可知。

2，年辈。顾氏的生卒年，今已不可考。现只能通过他的仕宦经历，大致推测他的年辈。首先，顾氏的年纪肯定比当时大书画家赵孟要小。其最后担任的建康路总管府推官是在泰定四年（1327年），并“以疾告归”。假定其至顺元年（1330年）三年任满，70岁致仕的话，此时赵孟已经是77岁冥寿了。其次，其年纪的下限，应该比同乡友人书画家郭畀（1281—1355）年长。因为顾氏出任镇江路学教授，是在大德五年（1303），其时郭畀只有23岁。更何况在此之前，顾氏还担任过茅山书院山长的职务。

3，出身与仕宦。他的出身，史料记载非常明确：以儒进。按，顾姓在历史上是江东有名的世家大族，汉末三国以降，子孙繁衍昌盛，名人辈出。顾岩寿父辈的情况，现只知道其叔父顾淙（字宗府），做过忠显校尉、平江海道运粮上千户。显然，顾岩寿为儒学、官宦世家出身当无疑议。

纵观顾氏一生的仕宦经历，虽然称不上“特达”，但也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成功人士。元代的用人政策，素来“重吏轻官”，以儒学起家的人进身升迁的竞争力并不强。对此，元代王寔《东吴小稿》中做过清晰描述：

国朝用人之法有二：曰儒曰吏。儒者读经史数千万言，试有司，有得失之患，或数举不荐，或荐而不第。吏则不然，涉猎古今期会簿书而已，宪台以俸。吏历三考，升各道宪司书吏，由宪司而察院，若行省行台掾吏循资而上，不数十年间登显要者斑斑焉。吁！以儒术饰吏事，其致身之崇，真所谓终南捷径。回视儒者，以经史试有司，拔一二于千百中，奚啻霄壤之间。

如此大环境之下，还能做到“一生平顺，功德圆满”，说明其人的修行一定不浅。

（二） 仲阳明府。按李春，字仲阳，北京人，大德七年任镇江路总管府经历，十年迁池州青阳、杭州於潜县尹，以奉训大夫、杭州路总管府判官致仕，寓镇江。

首先申明，“仲阳”的身份，在以往的介绍中已经指出（见中国嘉德2011年秋拍《宋元翰墨》图录说明），并非本文首创，今引述原文如下：

岩寿与李春同时居镇江并为同僚，此书贺其寿，并称之为“仲阳明府”，亦与李氏官职合，可证其为李氏札不误。

在此，本文再补充三点。其一，仲阳的身份在顾帖寿词中也可以得到内证。如“想天上谪仙，骑鲸何处，又见闻孙”“生平气吞余子，看风流文彩至今存”。“谪仙”“骑鲸”用的都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典故。显而易见，元代这位“闻孙”“看风流文采至今存”仲阳明府的姓氏是不言自明了。

其二，在元人郭畀《云山日记》中，多处提到他与李春、顾岩寿的交往及官场应酬，只可惜没有李、顾同框交往场景的记录。现在，《木兰花慢词》帖弥补了这个缺憾。

其三，根据这首寿词的内容，可以知道李春为人性格豪爽，擅长诗文。由此推知，其或为北方士人出身，并非一般泛泛俗吏。

（三）写作时间。帖作自身没有直接注明，现只能通过上款“仲阳明府”的称谓，作间接推测。嘉德说明中提到“岩寿与李春同时居镇江并为同僚”，又称“仲阳明府，亦与李氏官职合”。给人的印象是帖作于李氏大德七年之后任职镇江路经历期间。但问题是“明府”称谓与李氏“镇江路总管府经历”的职位是否相合，值得细究。

“明府”为汉魏以来对郡守牧尹的尊称，又称“明府君”，省称“明府”。郡守所居曰府，明为贤明之意。汉亦有以“明府”称县令，唐以后多用以专称县令。李氏“镇江路经历”的职位，据《元典章》：

各路统领郡县，生民利病……其幕官经历，从七品级……又知事以下，例设提控案牍一员……各路所涉经历、知事、提控案牍，俱系亲临簿书人员。

可知经历是各路幕官，工作性质是“亲临簿书”。以从七品幕官称“明府”，有些勉强。又（至顺）《镇江志》卷十六《经历》：“李春，字仲阳，北京人，从仕郎，大德七年闰五月二十七日至十年七月八日代”，也就是说至少要在大德十年之后称李春“明府”才名副其实。再有，顾氏寿词中有“去年此日䜩都门”的话。可知此前一年，李、顾二人同在大都，并曾设宴为李春庆生。如果考虑到李春于大德十年任满履新，笔者推测此次大都之行的目的，极有可能是来“谒选”。顾氏同来的目的也不外乎此。如果上述判断不误，顾帖当作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

附带还有一个猜测，就是寿翁李春的年纪。在中国古代习惯上五十岁以后的生日才称“寿”，逢十大庆。从顾氏词中李春此时已“儿孙兰玉”来看，他的年纪恐怕不会太小。再从李氏官职的角度，宦历才至中道，年纪也不会太大。由此推测，李春此次过的是五十岁生日。

上博藏《行书诗跋》

故宫藏《解嘲词》

/ 相关存世墨迹 /

目前所知，顾氏的存世墨迹只有三件，除《木兰花慢词》外，还有《解嘲词》《行书诗跋》，二帖内容与书法，均直接有益于对《木兰花慢词》的认识，现依次介绍如下：

《解嘲词》帖纸本，纵28.4厘米，横51.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帖文如下：

延祐庚申良月二十四日，偶会顺中郎中、文质从事于□氏园亭。仆以小故去而复至，赋此解嘲。京口顾岩寿顿首。

一台二妙，恨不相知早。况是离多欢会少，何惜花前一笑。出门自觉匆匆，坐间如失车公。急手勒回俗驾，琵琶曲未曾终。

帖上钤 “张珩私印”“吴兴张氏图书印”“吴县潘承厚博山珍藏” 鉴藏印三方。按，此词调为《清平乐》，“庚申”为延祐七年（1320年），“良月”为农历十月。内容记述顾氏与另二位官员宴饮间，因偶然事件离席引发的闲情逸致。“文质”或为张斌，字文质，益都人，至元间曾任镇江路大司农司都事。“顺中郎中”的姓名、生平待考。

《行书诗跋》，纸本，纵27厘米，横31.1厘米。上海博物馆藏。帖文如下：

隆吉梁公，老于世故者也。故其诗文类多感时恨别之语。平生迈往之气，概可见矣。展诵之余，敬书以识。延祐七年秋七月一日，京口顾岩寿。下钤“子静文章”印。

帖上钤 “張镠”“砚溪清玩”鉴藏印两方。“隆吉梁公”，即梁栋（1242—1305），字隆吉，其先湘州（今湖南长沙）人，后迁居镇江。宋咸淳四年进士，任仁和县尉。入元不复仕，寓建康，时往来茅山中，江东人士从学者甚众。大德九年卒，年六十四。有《梁隆吉诗钞》。

从跋文的语气判断，顾岩寿很可能与梁氏相识。隆吉原诗墨迹今已不存，藏于谁家，并未表出。值得注意的是，和梁隆吉有关的传世墨迹，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二件。其一，郭畀《郭景星和梁隆吉诗》，后附郭景星识语：

予和隆吉此诗，自大德己亥至今延祐己未，已二十年矣。近于书笥中偶见元卷，纸已断烂，乃命畀子重书于后，藏之寓意斋。是岁七月十一日甲子，京口郭景星书。

其二，郭畀《四禽言》，自识：

右相台梁隆吉作，延祐丁巳春，余客番阳，吴昭德同集于徐秋湖之一碧亭。酒边举似。次年归故里，书于家藏隆吉诸卷后。京口郭畀天锡。

上述两卷表明，郭景星、郭畀父子与梁隆吉有着不浅的交情或很深的渊源。笔者怀疑，顾岩寿这段跋文，极有可能就题在郭家收藏隆吉诗卷的后面。至于全卷存佚、分离的经过，今已无从得知了。

言归正传，现就顾岩寿《木兰花慢词》帖和《解嘲词》《行书诗跋》二帖的书法直观对比之后，能够得出的结论，归纳概括如下：

1，《木兰花慢词》帖应为顾氏传世可靠真迹。三帖无论是整体艺术风格，还是具体细节的书写习惯特征，完全一致，其同出一人之手，毫无疑义。

2，三帖内容所涉人物以及相应的地域，都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内在关联。具体情况，前文中已经详细说明，在此不赘。

3，书法创作风格严谨、稳定。三帖之中，《木兰花慢词》年代最早（大德十一年），最精美；《解嘲词》《行书诗跋》晚了十三年（延祐七年），相对老到。纵观古今书家创作，大致可分为面貌多样、风格单一两类，前者如明代著名书法家祝允明最为典型。作品无论小楷、行书、草书，均各各不同，件件相异。曾被启功先生玩笑的评论为“无家可归”。后者，现代书法家启功最为典型，最方便观察整体。作品从小到老排比下来，除去年龄、功力、学养的因素，总体风貌一脉相承，变化不大。设想启老见到顾氏的书作，恐怕要拱手引为同道吧！

/ 艺术价值 /

（一），有益于对其书学渊源的认识。在此之前，虽有介绍认为：“鲜于枢长期任职江浙一带，一时名士多慕与之游。书法负一时盛名，岩寿受其影响是极自然的事。”笔者认为，这种单向对号入座的认识，未必客观。因为当时在江浙一带负书法盛名的可不止鲜于枢一家。事实上，如果仔细留心观察，就会发现，元初诸多名家及同辈朋友之间，书法上大都秉承各自体格，绝少有相互影响的成分。

再有，故宫博物院藏有鲜于枢的楷书代表作《道德经》上半卷，结体修长，入笔尖细，转折轻重明显，诸多细节都是在顾书中找不到的。反观顾书起笔行笔，方硬拙重，扁侧均匀，倒与同时期赵孟的楷书《三门记》《三清殿记》等有诸多相类。我们认为，这种现象更大的可能是同一风气作用的结果。诚如宋代欧阳修《集古录·鲁孔子庙碑》条中所说：“后魏、北齐时书多如此，点划不甚佳，然而不俗，而往往相类，疑其一时所尚，当自有法。”

李邕书法碑刻

关于元初的书学风气，马宗霍总结为“初则宗唐，后则宗晋”（《书林藻鉴》卷第十）。谢稚柳说得更具体“（邓文原）师法二王、北海，盖元初风气，赵子昂、鲜于伯机皆如是”（沈尹默手稿《中国书法一千五百名家传之元人卷》）。此外，还有一位张仲寿，学李邕书法最专门，存世书迹有《跋何澄<归庄图>》《杭州路开元宫碑铭》《跋何澄<三官图>》。镇江书坛的情况，从顾岩寿、俞希鲁、郭畀等人的作品观察，大体和杭州差不多，都不脱师法唐人，特别是李邕书法的窠臼。在镇江书法家中，顾岩寿规模李书的痕迹最明显。

（二），有益于杭州、镇江区域之间书学关系的理解。首先要说，两地书学风气不仅相同，而且同步。个中缘由，应与两地士人阶层交往频繁有直接关系。如镇江士人方面的代表人物俞德邻（俞希鲁之父）、郭景星（郭畀之父）就曾多次联袂到杭州，与当地士人诗酒酬唱、谈今论古，十分活跃。俞德邻《佩韦斋集》中诸如《葛元白诗序》《困学斋记》《送盛元仁序》《龙兴祥符戒坛院分韵诗序》等多篇文章都是写给杭州士人的。存世墨迹如《保姆帖跋》也有俞、郭二人与杭州士人共同观赏的题名。又如郭畀《客杭日记》更是记载了大量其与当地包括书坛领袖赵孟在内的众多士人的直接交往。

杭州方面，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如鲜于枢、仇远、白珽、盛彪、赵孟等人，或因职业，或因友朋姻亲，都与镇江渊源不浅。存世墨迹如仇远《自书诗卷》，仇远、盛彪《和义山诗》、赵孟《致民瞻十札》、鲜于枢《为义山书诗卷》（此件只见于著录）等，都是两地交往密切的很好见证。可以肯定，正是由于这些交往，才促成了两地书学风气的同步。

当然，“同步”并不意味着书学关系的平等。事实上，杭州作为南宋旧都，人文积淀深厚，一直居于东南文化的中心地位。其在文化风气上的引领、辐射作用，即使在元初改朝换代之后，依然得到了延续保持。相比之下，镇江尽管地处南北交通要冲，人文发达，终不免要略逊一筹。地域文化差距天然决定了镇江在文化上只能是处于相对的被动状态。这可能就是在同一书学风气之下，镇江书家如顾岩寿、俞希鲁、郭畀等人的年辈，都要比杭州的鲜于枢、张仲寿、赵孟、邓文原稍小的原因。

（三），书法成就。通常情况下，评价一位书法家的成就，可分为个人、时代两个层面。前者的标准比较具体，诸如风格、技法、是否有创新等；后者的标准相对宽泛，偏重于横向比较，用以确定其在整体成就中所处的位置。现就根据上述“标准”，对顾岩寿书法作具体考量。

个人层面，首先，顾氏的艺术个性可称突出。如字的结构，通常写法是上半部稍小，下半部偏大。顾书相反，上大下小。又如笔法，世尚入笔藏锋，运笔中锋。顾氏也相反，入笔斩截，顺势横扫，收笔重顿结束。作品个性之强，辨识度之高，远非步尘“赵体”一流书家所可比拟。记得当代书画家陆俨少曾说“写字切忌熟面孔，要有独特的风貌，使观者有新鲜感觉。”（《陆俨少自叙·十五》）顾岩寿做到了这一点。

技法方面，顾氏的作品也相当有特色。首先，法度特别严谨，每一个点划、每一个字都毫不松懈，贯之始终。元代书法家之中，除了赵孟之外，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并不多见。再有，其技法的另一特别之处，是不仅不追求笔法、结字的丰富与变化，反而刻意减少这种变化。他似乎更关心作品的大效果，在整体划一状态下，使艺术表现更具有份量感和力度。不得不承认，这种做法取得了成功。

最后一项，书法创新。实话实说，顾氏的贡献不多，大概是限于才力吧！总感觉作品传统功力有余，脱化不足，较之同时的赵孟、鲜于枢等人，未免逊色。其书学成就止于名家，未能大成，原因在此。

时代层面。笔者理解这个“时代”，就是把元代前期（赵孟书法风格成熟确立之前）当作书法史的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待。历史经验表明，任何时代新书学风气的形成，都是有步骤、分阶段完成的，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元初这段学习唐人的阶段，完全可以被视为是进而学习晋人的前奏。在这个过程中，杭州、镇江两地的书法家都付出了努力，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的书法，尤其是楷书，已经完全摆脱了南宋末以来姜夔、金应桂等人欧体楷书的拘谨狭小气象，一变为开展阔大。书写技术日臻完善，并没有金代以来北方颜体楷书的土气笨拙。这些时代特色，在顾岩寿的作品里都有。他的成就在镇江地区称得上是一流的，座次除了郭畀之外，足与俞希鲁并称。

（四），文学价值。顾岩寿的著述，史料中曾有“诗文若干卷”、《顾子静集》（《金坛县志》卷十五）的记载。由于原书已失传，其为本人生前编定，还是后人所辑，今已不得而知。《木兰花慢词》《解嘲词》是他现在仅存的二首词作。

通过文学史，我们了解到，元代词的创作虽不及两宋之盛，但也出现过不少名家名作。仅以清初朱彝尊编《词综》为例，所收唐、五代、两宋、元作者五百余家，作品一千九百余首。其中，元代名家94人，作品217首。现在，顾岩寿及其二首词作，又为这个队伍增添了新成员、新作品。

再有，根据作品内容，我们还可以管窥到顾氏生活的某些场景及文学造诣。顾氏一生，宦海生涯漫长，各种应酬肯定会不少。现存的二首词作，可以说就是这些场景的直接表现。从中不难看出，他非常擅长使用这种以儒学修养如诗文、书画等，来润饰、和谐某种关系。这些做法，在当时儒学出身官员中是相当普遍的。

《木兰花慢词》是写给同僚祝寿的，多少带有命题性质，所以整体风格较为整饬、稳重。遣词运典妥帖中透出活泼，行字之间意象纷然，令人心生惬意。这种词短意长的语言概括与把握，若非高手，恐难办到。

《解嘲词》内容描写与二同僚欢会，“以小故去而复至”说事解嘲，轻松诙谐。下半阕中“出门自觉匆匆，坐间如失车公”中的“车公”，指东晋人车胤，字武子，南屏郡人。史书记其“恭勤不倦，博学多通”“又善于赏会，当时有盛坐而胤不在，皆云：‘无车公不乐’”（《晋书》卷八十三《车胤列传》）。顾氏于此以车公自喻，可见其风姿机敏。末句“急手勒回俗驾，琵琶曲未曾终”，艺术手法与《三国演义》中关羽温酒斩华雄一节，更有异曲同工之妙。

镇江的文学世家，以俞氏父子，郭氏父子最为后世所熟知。论实际成就，顾氏父子也不弱。其子顾观，字利宾，元季曾任星子县尉。有文名，当时与俞希鲁、青阳翼、谢震齐名，称“京口四杰”。善书，学于赵孟，存世书迹有《跋米芾<五洲烟雨图>》《跋赵孟坚<双钩水仙图>》《跋李邕<云麾将军李秀碑>》。

台北故宫张即之尺牍

（五），花笺之美。本文题目中的“双绝”，指寿词和书法。严格来说，还应该加上一绝，就是帖作使用的砑花笺纸。砑花笺纸，又称“砑光小本”，至迟出现在五代时期，五代末的陶谷（903—970）《清異录》卷四“砑光小本”条对其制作工艺做过详细描述：

姚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纸版乃沉香刻山水林木、折枝花果、狮凤虫鱼、寿星八仙、钟鼎文，幅幅不同，文缕奇细，号“砑光小本”。余尝询其诀，侄云：“妙处与作墨同，用胶有功拙耳”。

由此可知，它是一种先经过染色，再用木质或其他材料的雕制模具砑出花纹的高级书写用纸。入宋以后，制作工艺更趋成熟，发展出上浆、施胶、砑光、填粉、染色、加蜡等新技法。由于纸质上乘，图案精美，宜于书画，受到人文士大夫的广泛欢迎和使用。即以墨迹存世量为例，粗略统计就在30件以上。元代的纸品生产和使用，基本延续前代，但存世数量相对稀少。以笔者目力所及，共计五件：仇远《行书自书诗》、李衎《墨竹图》、郭畀《青玉荷盘诗》（以上故宫博物院藏），鲜于枢《论张旭、怀素、高闲草书》（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顾岩寿《木兰花慢词》。这其中，顾岩寿用的这件花笺品质最好，纹饰最精美。

(左) 台北故宫藏《宋代花笺目录》

(右) 黄庭坚《自书松风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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