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自古是一家

原载于《中国青年》杂志2024年第5期

华夏自古是一家

文-朱浒

自先秦时期萌生“大一统”观念之后，中国在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织交替出现，但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是大的历史趋势。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数千年来，“国家统一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这种强大的文化认同，始终激发着中华民族的强大向心力。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始终在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特征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和作用。

家国一体、家国同构

家国情怀是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其价值观基础是家国一体、家国同构。西周开创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国家，通过族权与政权的结合使得家与国具有相同的内在文化机理和社会功能，由此构成了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西周社会崩溃以后，这种政治伦理观念主要在儒家思想的倡导下，得到了进一步的系统化理论化。如《论语》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曾子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作为儒家经典的《大学》，更是引申出了“修齐治平”的说法：“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这些基于儒家思想形成的家国同构秩序，成为自汉代以降的历代王朝都奉行不悖的国家治理模式。

尽管自秦代以后，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被郡县制所取代，贵族政治亦变为官僚政治，但是在宗法制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家国天下观念，依然成为后世政权结构的重要内核。其对中华文明秩序的稳定性和国家统一意识的长期连续性，具有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不断为历代弘扬与传承，使得家国情怀成为认同中华文明的强烈表达。例如，汉代大儒马融在《忠经》中称：“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唐代韩愈说：“大丈夫文武忠孝，求士为国，不私于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也在士大夫文化中代代相传。在宋代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基础上，明代王阳明进一步点明了“天下一家”的内涵：“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东林书院对联中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同样反映了对家国天下的关怀。不仅如此，顾炎武在明亡之后关于“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痛切反思，被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精神，并得到了中国社会的广泛接受。可以说，这种家国情怀的长期维系，是中国古代朴素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正是这种朴素的爱国主义精神，转化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国列强侵略的重要精神武器，最终又成为强烈维护国家统一和救国救民的文化要素。林则徐正是本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强烈爱国精神，才针对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向中国大规模走私鸦片的行为，坚决给予毫不妥协的打击。早年便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之志的左宗棠，当大片国土即将被分裂的危急时刻，毅然抬棺远征，为清朝收复新疆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在清朝业已沦为“洋人的朝廷”、中国深陷半殖民地深渊的时候，又有无数秉持家国情怀的仁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而前赴后继。黄花岗起义的烈士林觉民，在起义前给妻子的诀别信中称：“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对于为辛亥革命而牺牲的志士来说，其精神正如孙中山所说的那样：“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

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

清朝覆亡以后，中国并未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反而遭受了帝国主义势力更为严重的侵略。然而，就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家国情怀的高扬，有力促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兴起。20世纪初以降，为配合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图谋，以内藤湖南、矢野仁一、稻叶君山等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界权威人士，不断炮制种种意欲分裂中国、否认中华民族为统一体的论调，如“中国分割论”“中国非国论”“西藏、蒙古、满洲非中国固有领土论”等等。这些论调对于日本扩大占领中国的野心，起到了助推作用，也成为了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占领区大力扶植伪政权的舆论武器。为了反击日本的文化入侵，中国人遂以家国之理作为表达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重要内容。

这方面的第一个表现，是强化关于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宣传和认同，也就是将中华民族明确统称为“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早在秦汉时期，以黄帝和炎帝后裔自命的现象就已出现。《史记》一书中更是明确出现了“黄帝子孙”一词。从“二十四史”可以看到，后来许多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都习惯于自称黄帝之后。不过，作为带有全民族泛血缘或象征性血缘关系的文化符号，是在全面抗战时期才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得到多民族、多种政治派别高度认同的。从1935年起，国民政府正式宣称黄帝为“中华民族始祖”，派专员赴陕西黄帝陵举行祭典，并确定此举为固定的国家仪式行为。1937年清明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两党代表，在黄帝陵前举行了共同致祭活动。当时毛泽东为之亲自撰写了祭黄帝陵文稿，其辞曰“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随着这种共同祖先认同的强化，维护民族国家统一的意识也得到极大的扩展。

另外一个重要表现，则是关于中国境内的诸多民族同为一家的说法。这种说法较早的公开表达，是在民国肇造的1912年。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高等小学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中就称，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与满蒙回藏诸民族“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通，谊属兄弟”。全面抗战爆发后，这种声调进一步提高。如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在1938年发表《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宣称中华民族“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构成之”，正“如一家昆季，分言之，则有伯仲；统称之，则是一家骨肉也”。国民政府在1942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一文中，也使用了各民族同为一家的说法：“就我们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关系言，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哪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这种以“中华民族大融合”为主线的历史叙述，在抗战时期出版的许多中学历史教科书中都得到了广泛运用，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认同意识。

最后一个重要表现，是抗战期间出现的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论争，有力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特征。1935年底，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强调中国的政治大一统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不可分割，引发了广泛的共鸣。1937年初，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一文，呼应了傅斯年的看法，反复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多种族融化问题。1939年2月，他再度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激情宣称：“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同时，萧一山也发表《论中华民族》一文，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各族人民早已融合为一体的特征。虽然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说法也存在着某些不完善之处，从而引发了其他一些知识界人士起而与之争论，但总体看来，这场争论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凝聚与广泛流传，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一体抗战的强大精神动力，对挽救国家危亡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中华民族一家亲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就高度重视家国情怀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1939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发出抗日呼吁时就鲜明地以家国情怀为号召：“中华民族的解放，是每一个黄帝子孙，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也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责任。”在大约同时首先在延安公演的、著名的抗战歌曲《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中，从“保卫家乡”到“保卫全中国”的递进，同样表达了强烈的家国情怀。1939年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之下，正式提出了“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同时，由八路军政治部编写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中，则向广大战士明确传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显然，这些表达极大激励了广大人民参与抗战的决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党和政府先后多次实施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活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甄别了56个民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统一性的削弱。诸如“民族大家庭”“祖国大家庭”“社会主义大家庭”等提法，在正式非正式的场合都得到了普遍使用。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称谓得到了更大的重视，往往成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代称，具有推动国民整合的重要作用。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会歌《爱我中华》，便唱出了“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中华”的时代强音。1992年首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阐发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核心用语。1994年，江泽民同志在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指出，“五十六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胡锦涛同志继而在2010年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体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国家宏伟奋斗目标和重大发展战略的前提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国民共识和力量，愈发成为党和国家重视的因素。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一再使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并强调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2015年，他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一家亲”，“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在2018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再次强调：“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团结一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了56个民族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2019年的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发出倡议，“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家国情怀”，“提倡爱家爱国相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出贡献”。

立足于家国一体价值观的家国情怀，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成为中华文明突出统一性的重要体现。毫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几乎在每一次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都能看到家国情怀激发出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有力维系了追求国家统一的共同信念。这种从家国同构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体演变历程，是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特质。可以肯定，这种具有浓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色的特质，必然会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得到进一步升华和凝聚，从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有力证明。

朱浒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院长）

监制：皮钧终审：陈敏审核：刘晓 刘博文刘善伟 绘梁（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