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传播生态下新闻风险的多元与竞合

作者：邹高翔（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舆情研究部副主任，高级编辑）

来源：《青年记者》2023年第5期

导 读： 实践中，需要以政治判断力为依托，摒弃片面的“新闻专业主义”，构建“新闻排险”的知识体系和业务能力，履行好媒体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职责。

新闻风险无处不在，以理论性、实务性、即时性、分散性兼具的特点出现。防范和排除新闻风险，是媒体夯实根基的永恒主题，也是深融发展的新要求。新的传播生态下，新闻风险原因更加复杂，频次更加密集，效应更加扩散，类型更加多元，并产生竞合关系。

“新闻排险”是“新闻把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和巩固舆论阵地、提升内容品质。“阵地每向前推进一步，管理就要跟进一步，这样才能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既要管得住，做到不出错、不出事；又要管得好，做到出新出彩，生机勃勃。”[1]因此，需要全方位审视新闻风险，以全新的理念和举措应对新闻风险。

新闻内容的三重属性及新闻风险辨析

本文所论述的新闻风险，指新闻内容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及延伸的隐患，而非职业道德、法规、人身安全等层面的执业风险，也不包括新闻内容“物化”后的产品质量风险，如报纸印刷、音频品制作等。新闻内容属于精神产品，遵循其一般规律：思想性、引领性、创新性、主观性、个体性。与其他精神产品相比，新闻行业有自身特点：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最广泛、及时、通俗、直接影响公众的上层建筑之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2]“新闻舆论工作是意识形态最前沿的工作，新闻舆论工作成效如何，直接关乎民心凝聚、社会整合、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3]政治性是新闻事业的第一属性，极为深刻、敏锐、复杂，决定了判断新闻风险的“底线”，必须执行政治标准。

新闻事业的第二属性是文化属性。在革命和建设年代，媒体主要承担政治教化功能，改革开放后，文化功能得到复兴和强化。内容的文化品质不达标，即媒体作为大众通俗读本不达标，传播力不达标。从新闻风险角度看，体现为事实、文风、文字、知识等多方面。

新闻事业的第三属性是产业属性。《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增强主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意识和能力，探索建立‘新闻+政务服务商务’的运营模式，创新媒体投融资政策，增强自我造血机能。”[4]媒体具有第三产业信息服务业的功能，信息是新闻内容的一部分，存在多方面风险。

目前，学界和业界对新闻风险的系统性研究并不多见。过去提及新闻风险，多以“新闻官司”为代名词。当前研究新闻风险，多聚焦算法背景下“技术拜物教”带来的信息泛滥风险。无论技术如何演进，都不能代替人工，新闻内容的核心不会改变，新闻风险的基本形态也不会改变。综合新闻内容的三大属性，笔者认为，新闻风险指在新闻内容生产的全流程全领域，以多种形态呈现，可能发生、需要排除的事关政治安全、文化品质、信息真实等受损的不确定性因素。

片面的“新闻专业主义”催生新闻风险

新闻风险种类繁多，可将其分为八类：政治风险、舆情风险、事实风险、编校风险、伦理风险、法律风险、商业风险、技术风险以及其他风险。这八种类型，通常情况下也代表风险由高到低递减的八个等级。

八类新闻风险含义丰富，但主体均为内容生产。政治风险：与四项基本原则、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相悖，危害国家社会稳定，影响国家机关声誉；舆情风险：网络时代的新课题，新闻事件中舆论导向走偏甚至酿成线下社会事件；事实风险：违反新闻真实性原则，主体内容虚假；编校风险：文字、图片、视频、版面语言等元素出现重大差错；伦理风险：违背公序良俗，职业属性与社会规范冲突，败坏媒体行业形象；法律风险：报道产生侵权（著作权、名誉权等）后果，使媒体面临败诉；商业风险：媒体的社会公共职能屈从于商业考量；技术风险：传播技术漏洞对内容的伤害，包括传统印刷技术和新兴网络技术；其他风险：指不能预见的风险，基于新闻生产的复杂性，作为“兜底条款”。

各类新闻风险中，政治风险居于首位，其与其他风险的关系是“1”和“0”的关系。防范和排除以政治风险为首的各类风险，首先需要厘清一个概念，即“新闻专业主义”。新闻是政治活动的反映和延伸，不存在脱离政治的“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自然主义”。其中，“新闻专业主义”概念影响尤其大，一定时间阶段，在市场化媒体、新媒体、“自媒体”流传甚广，甚至成为一些人的“从业信条”。

在国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形成的规范新闻职业道德、指导新闻业务实践、倡导新闻职业教育的理论体系中关注“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5]在国内，张季鸾办《大公报》时曾提出的“四不”方针带有一定的“新闻专业主义”倾向。“新闻专业主义”与“新闻自由”紧密相联，代表着职业尊严，不受外界约束、只服从内心召唤的独立性言行，甚至是“第四权力”的特权。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思，“从严格意义上说，新闻专业主义不过是媒体精英社群的标准和理想，与普罗大众之间还存在脱节甚至是分裂，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6]。“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自尊和业务追求值得肯定，但不能凌驾于政治底线之上。

追求思想行动独立，不受外来束缚，只能是片面的“新闻专业主义”。各行业都需要专业精神，唯独新闻业成为“主义”，正是由于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产生的波及效应。冠以“主义”之名，旨在彰显话语权地位，占据道德制高点，获得优越感，用以对抗政治纪律的约束，本质是自由主义。新闻要讲专业，用“新闻专业精神”替代“新闻专业主义”更准确，足以涵盖客观、中立、全面的专业要求。

将“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等同于绝对的“编辑部自主权”，必定踏进新闻风险的雷区。以西方推崇的“新闻专业主义”标杆普利策新闻奖为例，2022年的图文报道与评论奖颁给了美国“内幕”网站抹黑中国新疆的报道，相关内容已被中国政府证明是谎言。可见，脱离意识形态属性的“新闻专业主义”是不存在的，而西方，媒体为达到偏执的政治目的，颠倒是非，不顾新闻风险对自身的危害，结果必然是公信力丧失，被公众抛弃。

新传播生态下新闻风险的“交叉感染”

八类新闻风险的划分，是基于传统新闻内容“审稿”层面进行的划分。无论传播生态如何演进，作为新闻生产“避险”的基石不能动摇，即内容的“天线”“红线”“底线”：遵守宣传纪律、遵守法纪行规、遵守专业标准。各类新闻风险间并非泾渭分明，一个行为有可能产生多种后果，类似刑法理论的“法条竞合”，有吸收、补充、择一从重等多种形式。某门户网站的重要领导人报道，关键部位一字出错，既引发业务风险，也引发政治风险，文字差错与导向事故合而为一。重要领导人、国家机关、政治术语的表述非常严谨，不适用“文字容错率”标准，“文字容错率”标准只适用于一般性文字。

政治风险作为最高等级的新闻风险，对其他类型新闻风险具有“虹吸效应”，这是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现实观照性所决定的。在涉及国家顶层设计的“大政治”领域，以及在涉及地方和部门的“小政治”领域，需要时时考量报道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以此类推，其他等级的新闻风险也会“吸收”“合并”下一级，产生各种类型的“交叉感染”。

某报出现“全市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主要由贪污和受贿部牵头”的“奇葩差错”；某报报道落马公安局长安惠君被判刑，配文照片却是英模任长霞；深圳一公司网站被黑客攻击，某报分类广告审核不严，出现严重导向问题；某杂志公号刊发“东北农村礼崩乐坏”的虚假新闻，实为记者为了交“返乡见闻作业”而编纂的虚假报道；某报对轻生少年刘学洲的报道，引发新闻伦理巨大争议；广州一家民营医院宣传干事虚构“离世老人赠遗产给医护”煽情故事，误导多家媒体；“西译大三女生年薪40万”引起质疑，导致某报被告上法庭输了官司。这些事故，都属于多种风险交叉的“竞合型”风险。

新的传播生态下，新闻风险的类型更趋多元。从源头划分，可分为内在风险和外在风险，即媒体生产内容和用户生产内容；从时效划分，可分为动态风险和静态风险，即是否给媒体造成“既遂”后果。其中最大的变量，是网络平台的用户连接模式，以及用户生产内容的UGC模式。回溯网络平台发展史，以互联网逻辑和市场思维引领，从四大门户网站到“两微”社交平台，从商业服务类应用平台到算法推送内容平台，网络平台遵循的核心理念是“无社交不传播，不社交无价值”。机构媒体纷纷打造自主可控网络平台，吸收商业平台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新闻风险。

第一，“人人皆记者”导致新闻失实。在技术发展的支撑下，信息采集门槛大幅降低。不具备职业记者素养和能力的“记者”，动机各异。河南郑州暴雨中，@沸点视频微博发布消息并配图称，近两万箱酒被冲走，遭到众人哄抢，女老板坐地痛哭。后河南共青团微博发布完整视频澄清，并无哄抢行为，反而是路人帮忙找酒，女老板表示感谢。究其原因，“拍客”只看到一个片段，就想当然地地把片段当作全局。

第二，互动性、开放性使网络成为情绪的宣泄池。凝聚情感力量本是网络相较传统媒体的一大优势，但不加节制地利用情感力量，则会催生“键盘侠”，使网络空间成为新闻风险的重灾区。新冠疫情期间，一名家境普通的女生给热心送餐的外卖小哥转了200元感谢费，这本来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温情事例，但被一些网民揪住“200元太抠”不放，女生最终不堪压力轻生。受网络平台“用户制造热度”思维影响，部分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平台因为跟帖评论管理不到位，导向事故屡有发生。

第三，舆情苗头演化成新闻风险，新闻风险又酿成舆情事件。网络舆情成为新的社情民意载体和传播形态，并影响到新闻报道，这一现象在舆论监督类报道中尤其明显。重大突发事件、公共性话题的源头已经转移到网络。这类事件上升到舆情事件时，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舆论走向，是新闻报道不可忽视的坐标。某报客户端、某电视台发布消息，表述“未年五年，北京将坚持不懈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杭州马某被国家安全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因文字不准确或不严谨，酿成舆情事件，导致民众恐慌、股价下跌等等严重后果，可谓教训深刻。

第四，“唯流量论”的指标驱动。追求流量，设置考核指标无可厚非，没有一定的流量就没有传播力。但对流量的过度追捧，催生了“唯流量论”甚至虚假流量，体现为对虚假、猎奇、“三俗”内容的追逐。“自媒体”以“非虚构写作”为幌子，编造事实，以《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为典型。部分机构媒体同样也有“流量冲动”，评论观点片面武断、批评报道采写轻率求“生猛”、娱乐新闻追逐“流量明星”、图片视频画面血腥刺激、“标题党”故弄玄虚与内涵不匹配等，以违反新闻伦理所吸取的粉丝也不是“真粉”。

预防和排除新闻风险避免“一失万无”

新闻业内有句行话“无错不成报”，编校质量标准对文字也有容错率的宽容，这符合认知规律。新媒体内容海量、时效性强，不可能苛求文字万无一失。但在导向层面，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方能避免“一失万无”的后果。新闻风险层出不穷，不断衍生新类型，需要有效地预防和排除。关键在于强化新闻人的职责使命，以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为己任。实践中的运用举措，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路可提供启示。

首先，要从源头抓起，明确风险责任主体。事故和差错都有源头，采编环节居多，特别是记者，掌握只有自身才知晓的事实。媒体普遍加强把关，实行“三审三校”甚至更多环节，层层排险。但可能带来分散责任主体的后果。根据风险发生的性质，需要明确源头的主责。一般情况下，“采访端”对事实负责，“编辑端”对提炼负责，但“把关端”也可能成为出错源头，把正确的改成错误。某报校对校阅一篇深圳市领导与外来工共度春节的稿，违反“校对不得添字”的操作规则，在版样上写下一行个人情绪化的批语。组版员以为是正文，输入进稿件。这起文字合并导向的事故，负责改错的校对成了出错的源头。

其次，内容审核的第三方力量必不可少。新媒体以算法和人工智能为支撑，引入技术进行内容审核必不可少。判断新闻风险主观性强，人机结合仍然需要以人为主，尤其是“局外人”。算法不可能研判政策把握政治方向，不可能鉴别敏感信息，不可能灵活把握分寸感。采编部门对自产内容有天然的保护和发表欲望，而且“新闻排险”日益成为一门专项业务，脱胎于传统的“第一读者”（一读），机构媒体成立成建制的内容审核和舆情监测部门等，为防范和排除新闻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次，要着力实现导向把关能力的体系化和知识化。导向把关，政治要求居首。同时，业务层面的风险无处不在。政治理论素养和具体业务能力同等重要。“新闻把关学”需要构建完善的知识体系，包括基础性的静态知识和不断更新的动态知识。2022年小满节气当天，某报公众号推文“小麦开始灌浆饱满，微风吹起麦浪，麦穗籽粒”，配图却是稻谷，被网友吐槽。细节决定成败，风险就在细节。

结 语

任何行业都有从业风险，新闻行业由于意识形态前沿性的特点，防范和排除新闻风险时所需要面临的情况更为复杂。新的传播生态对新闻从业者提出更高要求：需要树立逆向思维，自我纠偏乃至自我否定；需要成为政治素养高，业务本领高强的全能型人才、善于发现问题的专家型人才、掌握新传播手段并化解风险的创新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黄常开.建设新型主流媒体要抱持“长期主义”[J].南方传媒研究.2022(02).

[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6.

[3]方世南.领悟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五个事关”的深意[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mkszy/yc/202103/t20210308_5316094.shtml.

[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EB/OL].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2020-09-26.

[5]郭镇之.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J].国际新闻界.1999(05).

[6]吴飞，龙强.新闻专业主义是媒体精英建构的乌托邦[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09).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邹高翔.新传播生态下新闻风险的多元与竞合[J].青年记者,2023(05):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