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水榭，不仅是汉代地面建筑的摹写，还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

文|星揽史说

编辑|星揽史说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朝代，其铅釉陶历史久远，也是我国历史长廊中一株绚丽的奇葩。

陶楼是汉代的主要建筑明器，至东汉发展到了高峰，在全国范围内多有出土，形制多样，细分有水榭、望楼、戏楼、陶坞等。

榭是指供游者休息、观赏风景而建于水边或水面上的亭台，以立柱架于水上，结构轻巧，四面开敞。陶水榭以三至五层的最多，高者有2米多，达九层。

运城博物馆珍品厅独立柜有一件汉代绿釉陶水榭，造型逼真，结构精巧，通体绿釉，下为盆状水池，池中有游鱼、浮鸭、蟾蜍，中间立多层方形楼阁，上置武士俑、伎乐俑等。

陶水榭为陶塑楼台式建筑明器的一种，包含了雕刻、陶艺等元素，是两千年前古人生活和文化的载体，蕴含古人的生存智慧。

对运城博物馆收藏的陶水榭进行研究，可以部分还原汉代时期运城地区建筑的技术和艺术元素，了解其建筑文化及社会风俗。

运城博馆绿釉陶水榭基本形制

绿釉陶水榭出土于平陆县圣人涧镇新湖村汉墓。通高100厘米，宽27.5厘米。圆形池盘，盘壁稍外撇，盆内栖鱼鸭等水生动物数只，其间有楼身呈方形立于盘中。楼高三层。

一层四柱四门，杆式雀替，平檐，檐下四角有挑梁伸出，梁首应为龙首，挑梁上各塑一只支撑檐的熊，熊的一双前爪上屈，和头部一起构成了三升的形状。一层之上为两层方形楼身。

二层四周围有栏杆，中间为亭，亭子两面开门，另两面开有方形明窗的花墙，亭内对坐四人，亭外四角各立一名武士，武士面朝外，均为持满弩欲射状，亭檐坡度平缓，作瓦垅模样。

三层平面小于一二层，四周仍有栏杆，中间为亭，亭四面开门，二人对坐于内，庑殿顶。二、三层檐下四角出挑梁，梁上均有一斗三升。

运城地区陶水榭特点

运城地处黄河中游，汉代这一地区的明器模型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同时受到政治中心社会文化的影响，在形制上具有统一性。

西汉早期是陶明器的肇始时期，文帝提倡薄葬，“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汉书·景帝纪》有“孝文……恭俭，孝景遵业”的评价。

阳陵外藏坑大量随葬陶人俑、禽畜俑、日用器皿等，得益于统治者的持续贯彻，以陶明器为随葬品的做法在汉初逐渐固定下来，一定程度上促进模型明器在墓葬中的推广使用。

西汉直至东汉早期，各地的陶明器主要为仓、灶、井的组合，此外根据地域不同，不同程度地配以猪圈、厕、磨、碓、臼及家禽俑等。

受到关中的影响，运城地区陶制明器由仓、灶的组合，发展至仓、灶、井的组合。受到来自中原政治中心的影响，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陶水榭渐渐出现在墓葬中。

总体上看，汉代运城墓葬中明器丰富，有仓、灶、井、猪或羊圈、磨或碓房、家禽畜俑及陶水榭。尽管如此，东汉时期本区域内明器陶楼的发展还是要明显弱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其他省份及南方省份的，多见陶仓楼及陶水榭。

就目前发现来看，运城地区出土的汉代陶水榭形制整体比较简单，较河南、山东及长江流域等地出土的呈庄园规模形态附带水榭的陶楼，运城地区以单体多层陶水榭为多见，一般是中心对称结构，自下而上面阔逐层缩小，这种结构可避免受力不均，增强楼宇的稳定性。

斗拱构造形式比较简单，多为一斗二升、一斗三升、一斗五升等，普遍用于内檐下，其次是转角斗拱以及柱头斗拱，整体造型简单，体现了汉代斗拱雅朴的形象。

运城地区的陶水榭所表现的主题主要集中在禽鸟武卫等。对运城13县（市）馆藏本地出土汉代陶水榭进行调查，数量十分有限，保存较完整的还有以下几件。

绿釉禽鸟武卫陶水榭，运城市平陆县博物馆藏，平陆县圣人涧村汉墓出土。形制与运城博物馆展厅的陶榭相类似，但建筑本体造型更加丰富，墙体运用了大量的镂空，还出现了柱间斗拱。

绿釉武卫陶榭（图，运城市平陆县博物馆藏，出土于平陆县圣人涧镇新湖村汉墓。折壁圆盆底座，盆内栖鸟十只，榭起于盆内，高三层，庑殿顶。

此外，通过对运城13县（市）博物馆的调查，以下两件原名为陶望楼的藏品很具有代表性，其形制与本地区出土的陶水榭相仿，均为独体建筑，层数至少三层，外圈或有舞乐，或有武卫。不同之处仅在于底部皆为高台，无水域，疑是榭的其他形制。

东汉绿釉乐舞独体陶望楼，运城市盐湖区博物馆藏，1987年12月5日出土于运城市原弘芝驿镇北古村。共三层。通高140厘米，最宽处40厘米。带底座共四部分。

第一部分底座，底座正面开大明窗，其他侧为无窗墙体，墙顶部四角有挑梁，梁上分别塑有托举一层的熊。一、二层外围正面皆为镂空栏杆，其余三面是与栏杆同高的实体矮墙，栏杆中部饰菱格造型，中间的室墙正面开明窗，其余三面无窗。

不同之处在于，一层栏杆两端的走廊上各有一位吹奏乐者，二层的走廊上是五位舞者。三层为阁楼，正面开两面明窗，两窗中间的墙面饰菱格纹，窗下沿印有圆圈纹，室内坐有吹箫者二人。

东汉绿釉武卫人物独体陶望楼（，运城市芮城县博物馆藏，出土于芮城县党校汉墓。通高93厘米，宽30厘米。楼高三层，二、三层均有栏杆，内有守楼武士六人，手持弩机箭等武器。

汉代运城地区陶水榭的屋顶主要是四阿顶，也叫庑殿顶，它在造型上朴实无华，屋脊很短，光素无装饰。北方人更喜干燥，庑殿顶四面斜坡，即为五脊四坡的四面出水式，再加上出檐很深，可以很好地防止雨水溅入室内，防水性能好。

开窗样式简洁。汉代建筑明器开窗样式较多样，有方形、棱形、直棂、斜方格等。不设窗棂或窗格的称为“明窗”或“洞窗”，直棂窗和斜方格窗南北皆有出现。

以目前的出土信息来看，这两种窗形仍以南方多见，山东济南，河北沙河，宁夏吴忠，辽宁沈阳，湖北随州、宜昌、丹江口，湖南耒阳、大庸、常德，江苏铜山，四川忠县，广州南郊、东山、顺德、东莞、龙生冈，广西平东银山等地都有出现。

而无任何遮挡的洞窗主要在北方多见，运城出土的陶水榭开窗大的可独占一面墙，小的也两三小窗占用一墙，且窗洞少有棂格遮挡，因为北方纬度高，可充分接受阳光照射。

除了楼体以外，陶水榭上常有活物，即人与各类动物。人不论职业，从造型上看，一般为汉王朝统治下的汉人。与之相配的动物形象多样，与楼体直接相关的是承担着基础承托之责的熊。

熊的面部多刻划细致，眼睛炯炯有神，正面直立，十分具有气势。本地区汉代墓葬中随葬有大量动物题材的陶塑，家禽畜如猪、牛、羊、马、鸡、鸭等，飞禽走兽如熊、鸮、虎等。

推测，本区陶水榭及汉墓中熊形象的大量使用，应为汉人追求强健、长寿和仙风意识的体现。

陶水榭的制作工艺

绿釉陶水榭作为陶楼的一种，是汉人根据现实建筑的形制进行模仿再创造的结果，是墓葬观念、技术等因素综合物化的体现。同时作为民间手工艺，它反映的是汉代民间造物的观念与水平。

低温铅釉陶，即绿釉陶，是西汉早期出现的，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作呈色剂，以氧化铅作助熔剂，经低温（700～900摄氏度）烧制成的含铅釉的陶器，自出现后就在全国风靡，迅速成为墓葬随葬品的一个重要种类。铅釉陶早期以黄褐色为主，至西汉中期，绿釉陶成为主流。

以较低的温度烧成带深浅不同釉色的陶器，是人们都喜闻乐见的。据统计，关中地区发现的西汉中晚期的出土有低温铅釉陶的墓葬及出土釉陶数量占比例较大，并且分布的区域逐渐扩散至黄河流域及长江南北。

从目前绿釉陶器的出土地来看，涵盖了汉代统治疆域的绝大部分地区。本区域的绿釉陶胎质主要是泥质红陶，少量泥质灰陶，釉的主要成分是氧化铅和氧化硅。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器表会有银釉，是因铅釉长期处于低温环境，釉面受到水和二氧化碳的侵蚀，釉层中的铅氧化形成氧化铅沉积物。主要成型工艺有轮制、模制和手制。

陶罐、圆形陶仓，主要应是轮制，其足、纽等为手制，贴塑至器体表面。以在展的绿釉陶水榭为例，根据榭体大部分，如榭身、屋檐，以及表面的平整度、接缝处线条的笔直度判断，应为模制后，拼贴至相应部位。

2003年左右，运城夏县禹王城遗址出土了大量废弃的汉代陶模和陶范,其中就有一斗三升的斗拱范，据当时的发掘简报及相关研究文章，可知这些范为泥质硬灰陶，与当地所出同时期陶楼斗拱形制完全一样，可见应为制作陶楼配件斗拱之用。

另外同时发现的还有屋顶范、楼脚柱范、熊形足范、人俑范、动物俑范等，证实了是用模范法制作陶器的。好处是效率高，操作方便，但是不可避免地造成陶器千物一面，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本地区汉墓出土的陶器如此相似的问题。

至于陶榭手塑的部分，应该就只有走廊间的武士、亭内的休憩者了。

从出土的众多绿釉陶水榭的釉面浓淡程度看，仔细观察釉的流向及分布，可以看到这些陶器器表施釉，器内壁、底部多不施釉的特点。

观察这件绿釉陶水榭，不同区域偏下部釉层较厚，上部釉层较薄，拐角及细微接洽处釉层厚，大面处釉层薄，同一区域内也多有施釉浓淡不一的现象，且亭内、檐边多处无釉。这说明当时的施釉方法为刷釉，方使施釉不均。

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发现大量汉墓，并从中出土了类型丰富的陶水榭，区域风格各具。汉代陶榭分布以两都长安和洛阳所在的陕西与河南最多，作为畿辅，运城地区出土的建筑明器样式与豫西的三门峡、灵宝等地颇相似。

作为汉代建筑明器的陶水榭，融建筑、雕刻、陶艺等于一体，是在汉代世俗观念和社会现实引导下，礼制观念具象化的产物，它不仅是对汉代地面建筑的摹写，还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文化体系。

运城出土的东汉绿釉陶水榭不论形制、工艺还是其包含的历史地理因素，都有利于人们加深对两千年前运城的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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