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鉴 | 三友实业社：既是“国货之光”也是爱国的先锋

1932年1月20日凌晨，来自虹口的数十名日本浪人突然冲到三友实业社总厂纵火，随后又在北四川路大肆打砸。8天后，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次日即攻占三友实业社。或许有人要问，三友实业社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它为何遭到日本人如此痛恨，并进而成为第一次淞沪战争的导火线呢？

说起三友实业社，还得从陈万运说起。陈万运又名陈曼云，1885年生于浙江慈溪，15岁时随父到上海谋生，并先后在三阳泰烟杂店、乾新祥烟纸店为学徒。清末时期，“实业救国”的思潮风起云涌，陈万运当然也不甘心做一辈子伙计。在烟纸店工作多年后，陈万运找到了一条创业门径，那就是做洋烛烛芯。

洋烛是近代舶来品，东西虽小，但需求量很大。陈万运经多方考察后认为，烛芯生产技术不算复杂，本轻利厚，值得一试。1912年4月，陈万运与同乡沈九成、沈启涌一拍即合，三人倾其所有，集资450元在四川北路横浜桥南堍鼎兴里开设了一家名为“三友实业社”的作坊。之所以取名“三友”，主要因为三人都是慈溪人，加之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其中也蕴含了“岁寒三友，实业救国”的寓意。

三友实业社开设之初，只有5间小屋、10台手摇烛芯车。为了尽快打开局面，陈万运和沈万成在街头精心策划了一幕“活广告”：他们跑到日商洋烛行附近，现场点燃自产蜡烛烛芯，路过行人看到本国产的蜡烛不淌油、不弯头、不轻易熄灭，确实不比洋烛逊色，于是纷纷鼓掌喝彩。在此宣传之下，三友实业社的烛芯迅速打开市场。1914年一战爆发后，来自欧洲的烛芯供应中断，日商借机抬高售价，而三友实业社的产品质优价廉，日货烛芯被逐渐挤出中国市场。

1915年底，三友实业社资本额增至3万元并改组为股份公司，慈溪实业家史悠风被推举为董事长，沈九成、陈万运为董事兼正副经理。改组后，公司做出重大决策，进军日用纺织品市场。1917年，三友实业社在杨树浦引翔港购地30亩兴建厂房，推出主打产品“三角”牌毛巾。

为了把好技术关，陈万运聘请了留美归来的郑祖廉为首任厂长，同时又聘请纺织专家汪长泉为工程师。在众人的共同努力下，公司产品由生纱漂白改为熟纱漂白，毛巾的洁白度、柔软度、吸水性等方面都超过了对标的日商“铁锚”牌。为了让毛巾更加美观醒目，公司一改之前单调的红蓝样式而用鲜红色在雪白平布上印上“祝君早安”等字句。如果大宗客户需要的话，还可以特别定制并免费加印字号。此外，公司在广告宣传上做足了文章，画家叶浅予及“三毛流浪记”作者张乐平都在三友实业社广告部做过绘画宣传。

在与日本“铁锚”牌毛巾的竞争中，“三角”牌毛巾质量可靠、售价相当，但日本毛巾运费成本较高，竞争中处于劣势。在此情况下，不甘失败的日本厂商采取本土化策略，他们从国内运进单幅毛巾铁机200台，用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毛巾，企图一举压垮“三角”牌。然而，由于三友实业社不断降低成本，加之人民觉悟提高，“铁锚”牌最终无力回天，不得不退出中国市场。三友实业社的这一胜利，在中国纺织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三友实业社之所以成为商战的最终赢家，这与其一向秉承的爱国情怀有着分不开的关系。自成立以来，三友实业社一直宣传“国货优先、国人优先”“买中国货，养活中国工人；买外国货，养活外国工人”。1925年“五卅惨案”后，三友实业社在《申报》发布呼吁书，其中大声疾呼：“吾愿未死之中国同胞，一醒睡狮之梦，三省戴天之仇，努力奋起，以雪是耻！”接着，它又质问国人：“此后尔愿着外货之毛丝纶乎？抑愿着国货之自由布乎？尔愿用外货之珠罗纱乎？抑愿用国货之透凉罗乎？尔愿作冷血动物乎？抑愿作热血之人类乎？”

为了鼓舞民气，三友实业社又于半月后在《申报》显要位置刊登“商战能敌兵战，三角牌毛巾打倒铁锚牌毛巾”的新闻，并殷切期盼“中国人自己有了的东西，切莫再用外货”，以便“造成商战的趋势，护助国货的成长”。

1926年，“三角”牌毛巾在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以优异品质荣获纺织品类“丙等金奖章”，一时被誉为“国货之光”。除了毛巾之外，三友实业社还不断拓展产品线，开始生产被单、被面、浴巾、蚊帐等。1928年，三友实业社在杭州建厂，生产规模连续翻番。至1931年，三友实业社拥有17个加工厂、7000余名职工，产品风靡国内外。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三友实业社工人十分激愤，他们自发成立抗日救国会，并组织了近500人的“三友抗日义勇军”，由陈万运亲任大队长。在杨浦引翔港工厂门口，三友义勇军张贴了“一定要收复东北三省”的巨幅宣传画，其中画面就是义勇军战士手持长枪，逼退日寇。在此期间，义勇军队员每天上班前操练并成立宣传队，队员利用闲余时间上街宣传“提倡国货、抵制日货”。

由于同在虹口、杨浦一带，三友实业社的爱国活动引起了在沪日商的切齿仇恨。1932年初，为转移“九·一八”事变带来的国际压力，日本间谍田中隆吉与川岛芳子共同策划了一起专门针对三友实业社的“日僧事件”。当年1月19日下午，日本日莲宗僧侣天崎启升及信徒5人在三友实业社总厂门前敲鼓念经，三友义勇军上前盘查时，事先被收买雇佣的日本浪人化装成三友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中，对天崎启升等人实施攻击，最终造成日僧一死二伤。

事件发生后，田中隆吉立刻命令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浪人袭击三友实业社。1月20日凌晨，重藤千春指挥70余名日本浪人蹿至三友实业社总厂实行纵火，他们将硫磺弹、浸油纸团等抛入厂房，共烧毁厂房6间、棉纱数百包，损坏织布机24台。放火焚厂之际，重藤千春及同伙还打死前来弹压的工部局华捕1人，打伤2人。当天下午，在沪日侨在日本军方和浪人的鼓动下举行千人大会，会后数百人手持棍棒前往北四川路，见到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商店即将其橱窗玻璃打个粉碎。在阻止日人暴行中，两名租界西捕也同样被打伤。一时间，北四川路被闹得乌烟瘴气，一些商店更是被砸得一片狼藉。

1月28日晚，日军以此事件为借口发动“一·二八”事变，次日即攻占三友实业社总厂。在日军的淫威之下，三友实业社总厂设备被破坏殆尽，之后只能依靠杭厂。然而，仅仅过了5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杭州沦陷后，三友实业社杭厂存货和设备被日军洗劫一空。事后，日本人以高官引诱陈万运出任伪职，但后者不为所动，之后潜行返沪。为维持职工生活，陈万运在租界制销国药，并代他厂销售棉织品。

抗战胜利后，陈万远积极策划复厂，他先在南车站路189号开设漂染工场，后又在北苏州路开设北厂，继续生产“三角”牌毛巾及各种棉纺织品。然而，由于资金不足、美货倾销，加上恶性通货膨胀，三友实业社的经营一直不见起色，昔日的兴盛场面已成泡影。1950年8月，陈万运在职工宿舍走完一生，终年66岁。(金满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