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察冀军区连吃4个败仗，主席震怒，请朱德赴晋察冀抓好3件大事

解放战争进入到1947年初，虽然国军仍然在我各解放区、根据地集结重兵不断进犯，但我各大战略区已由1946年内战爆发之初的节节退却，逐渐转入全面相持且局部反攻的战略相持阶段。

但是，唯独晋察冀军区和晋察冀根据，却依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相比其他战略区——

东北民主联军，自半年前四平保卫战失利之后，中央迅速改组东北局，由林彪出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政令军令由此得到统一。

林彪上任后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改变，迅速巩固了北满根据地，并以土改和剿匪不断壮大和发展根据地。从而使一度被动的局势，转为了与国民党军队进入隔江对峙的局面。

华东、华中地区，自上年度10月遵照中央指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联合作战以来，相继取得了宿北战役、鲁中战役的胜利，两战歼敌7.4万人。

翻过年来的1月份，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正式组建为华东野战军后，马上在莱芜战役中一仗歼敌56000余人，由此彻底扭转了我军在苏北、鲁南地区被敌一分为二，背靠大海，三面临敌的被动局面。

中原地区，自半年前中原军区“中原突围”之后，我晋冀鲁豫野战军孤军作战，前有定陶战役一仗歼灭敌整编第3师17000人。

后有巨金鱼战役中先后在巨野、金乡、鱼台地区歼敌整编第88师 、整编第70师 、整编第55师、整编第68师各一部共计16000余人，收复了我鲁西南解放区9座县城。

唯有晋察冀军区在战略上毫无起色，仍是失利连连，一败再败。

晋察冀军区部队继绥远战役与傅作义部初次交手，在付出重大伤亡无功而返后，又在大同集宁战役、承德保卫战、张家口保卫战中相继败给了傅作义。

短短一年间的四连败，严重挫伤了我华北部队的士气。随着承德、张家口等多地解放区相继丧失，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被迫全线回撤。

1947年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的国防部检讨会议上甚至大发感慨：

“关内共军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聂贺已无作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

原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在《萧克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晋察冀部队撤出张家口行动中，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军队和地方有些同志有埋怨情绪，甚至骂街，说八年抗战，钻了八年山沟。好不容易从日军手中夺回张家口，现在却转手送给了国民党，我们还得继续钻山沟，这打的什么仗呀？”

就连从日军手中收复张家口的功臣，晋察冀军区第二纵队司令员郭天民也在一次军事民主会议上对军区领导提出批评：

“晋察冀军区领导层有三个大错误，一是盲目乐观，战争准备不足。二是盲目削减军队，等于自毁战斗力。三是盲目轻敌，对傅作义的威胁视而不见。”

事后，郭天民因“言辞过激”，被调离晋察冀军区，派往晋冀鲁豫野战军担任副参谋长。

冀察军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刘道生，也坚决要求调离晋察冀军区，无论如何挽留都无济于事。后来，刘道生自愿降职去了东北民主联军，担任8纵政治委员。

晋察冀军区第二局局长曹祥仁，红军时期就是军委情报破译科长，那是主席长征中非常倚重的情报人才。他也不愿意继续呆在晋察冀了，主动申请调离。

曹祥仁调去东北民主联军后，马上被林彪任命为副参谋长兼第二局局长，主管整个东北民主联军的情报工作。

林彪曾说：“一个曹祥仁的作用抵得上一个主力纵队。”

晋察冀军区的不少高级干部都向中央递交过调离申请，由此可见，当时的晋察冀军区及所属部队，其士气低迷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德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奉中央委派，率中央工委于1947年4月26日来到了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

行前，主席与朱德总司令彻夜长谈，嘱其到达晋察冀后立即摸清情况，稳定班子，团结干部，争取通过整军运动，在6个月内恢复晋察冀军区的战斗力。

4月27日，朱德、刘少奇听取了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汇报，对晋察冀的工作有了一个大致了解。

当时的晋察冀主要存在着三大问题：

1、盲目裁军，造成总体态势敌众我寡

抗战胜利时，我晋察冀边区总共有约32万部队。根据重庆谈判“双十协定”达成的共识，在国民党军队整编部队的同时，我军也下达了精简整编的命令。

对于“精简整编命令”如何执行，党内高级干部非常清楚，对蒋介石是绝不能信任的，战争迟早都会到来。因此，“精简整编”到底裁多少，留多少，非常考验我军各大战略区一号首长的“领悟能力”。

譬如——

在延安护卫中央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在司令员王世泰、代政治委员高岗的领导下，仅将2700余名老弱伤病战士转入地方工作，部队编制几乎未做任何改变。

中原军区在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的指示下，仅仅撤销了一个旅的番号，全区仍保留约6万部队。

苏中的华中野战军，在司令员粟裕的领导下不仅没有裁撤任何部队，反而一直在扩军，将多支地方部队编入正规部队，为日愈严重的国共摩擦做好应对的准备。

刘伯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毅的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也大抵如此，部队员额不减反增，实力反而得到加强。

刚刚出关的林彪，也正在东北整合各路武装，大力扩充军备，积极备战。

唯有晋察冀军区却在一丝不苟地执行“精简整编”，等到整编结束时，原来的32万部队只剩下了20万人马，一古脑裁减了整整12万人。

原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在回忆录中写道：

“晋察冀裁军近乎执拗，严格按规定削减三分之一，严重削弱了军队实力。当时，许多干部对这样子的精简都持有不同意见。”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给晋察冀军区聂荣瑧司令员写信，直言蒋介石没有诚信，不值得相信。我们这样子削减太多军队，会很危险，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的。

2、接二连三的战斗失利，信任危机造成士气低落

原先被中央寄予厚望的晋察冀根据地，拥有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是一个以张家口为中心的重要战略区。

随着绥远战役、大同集宁战役、张家口保卫战的接连失利，根据地迅速缩小，仅剩下位于河北南部的部分解放区。

而且这还是得益于背靠着晋冀鲁豫野战军，否则的话，就连这剩下的一点点地盘也很有可能保不住。

在这么一小块地盘上要养活20万军队，简直天方夜谭，如同痴人说梦。

接二连三的败仗，加上现在就连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部队士气低落，基层连队出现了开小差。干部则对上级的指挥失去了信心，特别是高级干部，很多人都想调离。

3、为求生存，全军区大生产，严重影响战斗力

在严重缺乏物资供应的情况下，此时的晋察冀军区，局面已相当严峻。不得不在“自力更生，发展生产”的口号下，以经商的方式展开自救。

军区开设卷烟厂，生产的“海燕”牌香烟甚至畅销北平、上海和南京。下面的部队则依靠各自驻地的优势，办起了造纸厂、石墨厂、火柴厂、肥皂厂和砂糖厂，用行动践行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理论。

但是，这样子搞下来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部队虽然靠生产养活了自己，但弊端却是显而易见。

开国中将孙毅，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针对当时的这一现象一针见血地批评道：

“军队终归是要打仗的，但一个团里面，两个营都在搞生产，剩下一个营还在为找不到项目而发愁，这样的部队是非常危险的。”

朱德、刘少奇通过听取汇报，实地调研后，针对上述三大问题，从组织领导、思想观念、部队建设、后勤保障几个方面向中央呈交了一份整顿报告。

当主席看到这份报告后，对晋察冀军区的现状表达了极度的不满，少有地发了脾气，拍了桌子。

时任中央政治局秘书的胡乔木，后来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书中写道：

“针对晋察冀现状，主席对朱总司令和少奇同志作出了三点指示：

1、晋察冀中央局受和平思想的影响，盲目裁军，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当国民党对我们大打出手时，指挥方面又出现问题，接连失利以致上级指挥，各级都不满意。

2、问题出在上面，其原因并不是人事问题，而是工作问题，是晋察冀中央局内部的团结问题。

领导班子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就难免互相不服气，进而互相不配合，出现令出多门的情况，让下级无所适从，从而各行其是，破坏集中统一。

3、后方庞大，都去搞生产，战斗人员少，头重脚轻，这种生产不能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主席做出批示，决定重组晋察冀野战军，成立野战军的领导机构，加强野战军建设，使之成为一个有力的拳头。

只有打胜仗，打歼灭战，根据地才能扩大。根据地扩大了，补给问题也就解决了。

主席为此亲自拟写电文发给晋察冀军区聂荣瑧司令员，专门为晋察冀军区制定了两条作战方针：

一、以小部兵力籍制敌人其它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向。

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中央期待华北能打出几个漂亮仗。以壮军威，以壮士气。

主席亲拟的这两项方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晋察冀军区在连续四场失利的战役中存在的缺陷。但此时，元气已伤的晋察冀军区暂时已无能力再战。

遵照主席的指示，朱德总司令在晋察冀中央局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讲道：

“过多指责既无益于现状的改变，更破坏了内部团结，关键是怎样去总结经验教训。

仗打不好，上级指挥固然存在问题，但下面基层部队战斗力不强也是打败仗的主要因素。

从大同集宁到张家口，包括一路退下来的遭遇战，你们的仗打得很零碎，几万十几万人的大兵团作战，团以上的歼灭战一个都没有，还停留在抗战时期敌后游击战的水平。

保南战役（保定南部）是你们难得的主动出击，歼敌七八千，表面上看战果不错，战役目的也达成了。但这七八千人里，并没有一支敌人完整建制的部队。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是我们一贯的军事原则。没有歼灭战，根据地怎么壮大嘛？

指挥不行，战斗力也不行，怎么办？

为提升晋察冀部队的作战水平，中央决定重组晋察冀野战军。晋察冀中央局把握大局，主导方向。具体怎么打，由野战军自己来做计划，这样才能提升指挥员水平，起到练将练兵的效果。

关于全区大生产的问题，少奇同志在会上做出了强硬的要求：

“各部队所有生产经营机构和设施，全部上交军区后勤部门。野战部队也必须割掉大尾巴，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改造俘虏等等工作，也全都交由军区负责。

军区管好后方，野战军只管前方打仗。后方供应不上是军区的责任，前方打不好仗是野战军的责任。后勤统一起来，便于后勤工作专业化建设。野战军就一门心思钻研打仗，打胜仗，打歼灭战。

分工明确，谁出了问题就打谁的板子，没有了令出多门，也就没有了互相指责，这个办法有利于晋察冀搞好团结。”

这次会议结束后，经中央批准，晋察冀军区部队转入休整期，并重新整编。

1947年5月，晋察冀野战军完成重组，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任参谋长。

晋察冀野战军下辖第2、第3、第4纵队，以及炮兵旅，共约12万人。

晋察冀军区下辖冀晋军区辖独1旅、独2旅。察哈尔军区辖独4旅。冀中军区辖独8旅、独9旅，以及地方部队共6个独立旅，总计37个团8.8万人。

重组后的晋察冀野战军，出山后的第一仗便是清风店战役。1947年10月13日至10月22日，历经10天激烈战斗，晋察冀野战军全歼国民党第3军军部、第3军第7师、第16军第66团，共计17000余人。

俘获包括第3军中将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第3军第7师师长李用章等几个中将、少将，以及数千士兵。

这是晋察冀部队卧薪尝胆，整整休整了一年之后，再次出山，打赢的第一个翻身仗。

捷报传来，主席亲自拟稿，从延安发来贺电：

“祝贺晋察冀军区创下了歼灭战新纪录。清风店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

朱德总司令也为此专门写诗祝贺：

《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

南合村中晓日斜，频呼救命望京华。

为援保定三军灭，错渡滹沱九月槎。

卸甲咸云归故里，离营从此不闻笳。

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此时的华北，国民党军队就只剩下保定、石家庄等几座大城市了。

而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店战役获得大捷，又使得石家庄门户洞开。对于我军华北部队来说，石家庄就是下一个攻击的目标。

早在抗战时期，日军就把石家庄建成了一座碉堡林立，沟渠纵横，明堑暗壕如蛛网般密布的城市。

抗战胜利后，国军进驻石家庄，罗历戎的第3军又在原有的城防基础上，构筑了三道防线，形成了三道地下城墙，就连桥洞都修成了碉堡。

凭着如此坚固稠密的工事，城内又储备了足够的粮弹，再加上重兵防卫，石家庄守军牛气哄哄，自诩：

“石家庄铜墙铁壁，就算是坐守三年，也能固如金汤。”

然而，此时的晋察冀野战军早已脱胎换骨，今非昔比了。而国民党军队正值大厦将倾之时，只能静待凋零了。

1947年10月25日，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主持，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参谋长耿飚，召开了由旅以上干部参加的“石家庄作战会议”。

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表中央军委参加会议，对石家庄战役的准备工作作出了指示。

朱德让杨得志将清风店战役中被俘的第3军军长罗历戎召到会场，让罗历戎现场对照图纸，结合实地情况，详细介绍石家庄各处壁垒应从哪里突破，哪里才是攻击重点。

罗历戎态度极为配合，将整个石家庄的防务情况一一在图纸上向参会将领说明，并指出部队该从哪里攻击、该向哪里延伸、哪里为先、哪里为后，哪里容易突破、哪里较为难攻。

1947年11月6日零时，攻击石家庄外围阵地的战斗打响了。

战至11月10日下午16时55分，晋察冀野战军突破敌军外围阵地，攻入市内。

又经两天激战，于11月12日中午11时，总计耗时6天，晋察冀野战军解放了这座国民党军队自诩“可坐守三年”的城市，歼灭、俘获守军共计两万余人。

解放石家庄，朱德总司令再次赋诗一首：

《喜闻收复石门》

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

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的连战连捷，我军华北部队一扫之前作战失利的阴霾，晋察冀野战军更是由此一战，昂首步入我军野战军五大主力之一！

本文资料引自——

《苏区研究》2020年04期

原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著《萧克回忆录》

原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著《郑维山回忆录——从华北到西北》

原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