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病入膏肓的德国民族主义狂潮

作者｜弗里德里希·莱克（Friedrich Reck，1884-1945），莱克出生在东普鲁士的马祖里（Masuria），他的父亲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家境富裕、有土地。最初，他根据父亲的意愿去当兵，但随后离开了军队去学习医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被裁定不再适合从军，不过他此时已经是一位戏剧评论家和游记作家。在此后的数十年里，他成为了慕尼黑社交圈的名人，这要归功于他的几部出名的历史小说和大众娱乐作品，比如《高悬在蒙特卡罗上空的炸弹》这部畅销的喜剧短篇小说，后来还被拍成电影，并且有名角出演。1944年10月，他被捕了，但这仅是第一次；同年的12月，盖世太保又把他拘留起来；1945年1月，他来到了达豪集中营。不久之后，他死在这所集中营里。

本文选编自《绝望者日记》，题目为编者所加。

现在，我来到了菲拉赫（Villach）疗养，每天都可以去伐克尔湖岸边泡温泉。阿尔卑斯山就在不远处连绵起伏。这地方有点斯拉夫人的味道，弥漫着秋天的萧瑟之气，这让我想起了地处边疆的马祖里湖，那是德国南部一个四面环山的悲凉地区：女孩手帕的化学颜色刺人眼；污秽的餐厅提供的沙拉里有一股机油味，这都是战争的缘故；这里就像电影一样到处是可悲的贫困现象。富裕的东提洛尔（East Tyrol）就在附近，两者之间形成强烈对比。

天气不好的时候，我只好躲在旅馆的房间里，这里有一股巴尔干人的味道。街上穿得整洁点的人只有交通警察。

温泉区里有很多疗养的人。许多人的前额飘落下一绺头发，这是维也纳房屋管理员的标准发型……与我们德国的那位流浪贵族的发型一样。我在旁边的更衣室听他们说话，他们的声调颇有巴尔干人味：他们谈猪肉的价格、谷物买卖、女人等等。有时还会讲几句有关希特勒的笑话。不过，这种情况极为少见。这里的人不太关注他——这里是边境地区。

如今这个富有启发性夏季的回忆像洪水一样涌上我的心头。我记得在初夏的那些日子里，蓄着长胡子的长辈们簇拥在公告亭前看胜利的消息，他们的眼睛里闪耀着贪婪和幸福的光芒。他们从来不曾想过，希特勒的胜利，将会把他们原有的富有节制的商业道德变得完全无法辨识。我再次看到，大家就像被一系列成功的政治抢劫冲昏了头脑一样，看到新闻影片里有人被烧死，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坦克爆炸了，坦克中的人燃烧得像火炬一样跳下坦克，看到这样的情景，残忍的暴民狂喜地大叫大喊。我看到：喝得酩酊大醉的纸牌玩家用啤酒杯瓜分世界各大洲；如果没有听见“希特勒万岁”的问候语，邮局职工立即就大眼瞪小眼；女速记员穿着男朋友从法国偷回来的丝袜；休假回来的英雄，故事讲得天花乱坠，说什么用香槟酒的泡沫刮胡子……

1914年的热情完全不能与此相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牧师的妻子们在运兵列车的梯子口派送薄薄的三明治，她们的脸色流露着极度害怕的表情。人们觉得每扇门、每扇窗户都有危险钻进来。为了麻痹自己的恐惧，人们在看到开赴前线的军队和军事动员机器在平稳运作时，便高兴地大声呼喊。

如今发生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带着恶意、狡诈、匪气。在1914年的时候，德国中产阶级对将军们和工业投机家们轻率地开动的吞噬人命的轮盘赌毫不知情。人们还仍然保持着过去中产阶级所拥有的传统的稳重和正直……或者说类似于灵魂的东西。今天，灵魂都被淹没在垃圾、污水、鲜血中了。然而，我仍然相信有灵魂，而且每天都祈祷能复现。

如今发生的情况截然不同，最严酷的特征是毫无特征的肉搏。人们只关心他们从巨大掠夺中获得的战利品——在1870年，至少在梅茨骑兵战役中浮现传奇故事。虽然战争招贴画企图掩盖事实，但色当对大家来说就如同一出伟大的戏剧。

今天没有骑兵部队向前冲锋的星光闪耀。大体上看，战役就是长得一模一样的机器在前后运动。这场战争之所以变得如此彻底的机械化，大部分原因是指挥战争的人是彻头彻尾的白痴的缘故。你打开收音机，听到的是车轮上的军队滚滚向前的巨大声音。你能知道的可能就是你这一方死人的故事，剩下的就是诸如西斯尔从法国的图尔昆（Tourcoing）给他的特丽萨送回丝袜的故事，或某些军队出纳员从法国解救出一批白兰地，以及如今所有酒吧都在用咖啡杯喝这解放酒的故事。

威灵顿在滑铁卢说的话，让普鲁士的英名流传百年。在色当战役中，不走运的皇帝在战场上企图用匕首自杀。可如今，人们对色当突破的印象是什么呢？是法国人的悲剧吗？或者是攻占索姆河一线吗？

什么都没有……我敢肯定，三周后，跟我一起在电影院看新闻电影的那800人谁也记不起他们所看到的战役和地点。我一直认为，汽油给人类的损害要比酒精大。我敢肯定美国人和英国人与我们德国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但如果一国之国民都像非洲霍屯督部落的人那样尚武好斗，结果将会是很糟糕的。普通德国人都要看星期日足球赛，对足球赛结果总是高兴得大喊大叫，但第二天就忘记了。人们已经习惯于听到胜利的消息，而且必须有一个接着一个的胜利，这对个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人会变得越来越野蛮，贪婪的水平会日甚一日。我能听见可怕的暴风雨之声正在不远的地方低沉地吼叫。

不错，我是德国人，但我仍然要说：每个民族都在自己的地宫、拱门、潜意识里隐藏着魔鬼、虚幻、无法实现的欲望；德国人把整个次序倒了过来，让这些隐藏的东西释放出来，就像把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一样。一场暴风雨正横扫苦难深重的地球。德国醉心于夺取胜利，已经病入膏肓。听听战争评论员的话，听听咖啡馆里的话，听听德国军人的话，已经退化为冷血的街头流氓语言。报纸对已经被放逐的德皇大肆攻击，因为他在1916年阻止了那个派遣一支齐柏林飞艇去摧毁伦敦的计划。小传达员口出冷血狂言，那些身上还留存着美好年代风韵的老年妇女，却用粗话骂敌人的政治家，让餐厅的男招待目瞪口呆。

人们在背后私下做着“交易”：倒卖偷来的绘画、雕塑、酒窖，这些东西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买卖证券、丝袜、没有主人的法国工厂——里面包含偷来的机器、勺子、肥皂、橡胶制品。在柏林，绝对是每个人都在做“交易”——我最近去过柏林，亲眼目睹了一切。不仅普鲁士贵族的妇女忙于做交易，就连侍女、药店老板、职员、高中生等等也在做。他们嘲笑我，说我过时了，他们觉得我太不合情理，以为应该留在基姆高的峡谷里，在思考现在和将来的幸福生活是什么的时候，让机会白白流逝掉。

这就是今天之德国。确实，德国南部一直怀疑普鲁士人胜利后的喧嚣，早就准备好了消音器。大部分工人和几乎全部知识分子都极为反对纳粹的统治。农夫仍然抱着古老的、顽固的思维习惯和生活习惯，对纳粹的胜利仅耸一耸肩，不愿“参与”其中。

但这又能有什么用呢？工业在幕后操纵；自鲁登道夫时代，总参谋部就受工业的控制。权力用恐怖作工具，工业家们紧抓着这把工具。他们控制着所有影响舆论的渠道，让大众处于麻木的、愚蠢的状态——大众就是那些拿工资的人、办公室职员、政府中的低级职员。此外，商人和堕入现实的贵族也加入到大众队伍中，构成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而且这阶层有新官僚出现，成员的流动性很大。这些人比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更加唯物，虽然每天都在活动，但一点都不理解生活这出戏是如何演的。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头脑里就一直萦绕着一句名言……这句名言为我提供一丝痛苦的希望，不过我从没有无产阶级志向。这句名言来自巴尔扎克的《塞沙·皮罗多兴衰记》：“这是资产阶级在庆祝自己的费加罗的婚礼。”

应该说巴尔扎克的观点是很保守的，这点与我一样。此外，他的观点与民族主义分子的观点有天壤之别。要想做保守派，就必须相信地球上古老的规律不可改变：当清扫这些脏东西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地球就会颤抖。

这就是撕裂我内心的地方——同时也是撕裂许多德国人内心的地方，这些德国人跟我一样，认为德国不等于是德意志银行和德国钢铁协会。德国知识界的残余可怜得几乎就要变成菜农，既温顺，又没有组织。为了“国家好”，我必须“调整”自己。具体讲，我被要求去神话第三帝国，那个从简陋的宿舍里走出了的绅士摇身一变成为领袖。我需要假装唱赞歌，为刽子手歌唱，为破坏条约的行为歌唱。我需要加入他们的尖声喊叫之中。当看到敌人像火炬一样从真正发生爆炸的飞机上坠落时，我需要大喊大叫。

是的，这简直就是厚颜无耻的要求，足以让人喘不过气来，因为它要求一个人放弃他在国外旅行和交谈中所了解到的一切，转而听信宣扬部的对其他国家的评语——在宣扬部里，销售员变成了外交家，教师变成了驻外记者！为了弥合与上帝的差异，我需要采纳卑鄙的漠视上帝存在的观点，因为这个观点对德国有用！我相信自己懂得历史规律和地缘政治的理论，如今却不得不放低身段，与这个国家的暴民和流氓同流合污。我认为这个宪法就是破坏国际协定，而其生存基本上就是依靠宣扬！

最近柏林的电影院上映了一部新闻影片，影片中希特勒站在贡比涅森林的那辆历史性的列车车厢前面，在听到法国投降的消息之后，竟然像意大利人那样用一只脚跳舞；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头装嫩的肮脏老猪，比那个仍然在赎罪的德皇更加不值得尊敬。

在德皇所犯的罪行中，我认为有这样一个，他在与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一起看《波茨坦保镖》这场管弦乐的时候，拍了一下穿着蓝色军装的保加利亚国王费迪南的后背，这位国王当时正在弯腰看地图。

然而，我仍然记得从前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村的一个农夫从镇上回来，带回了老德皇驾崩的消息。君主对社会秩序很重要，他们像外衣一样给民众尊严。那个农夫因为是君主的仆人而显得高贵。我就是在这样的讲究义务和服从的传统中培养出来的。可是就在那家电影院里，周围的乌合之众看到跳舞的元首后竟然狂喜地喧嚣起来，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自己的同胞感到耻辱。我站起来，离开了。我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左右的人用肮脏的语言评论我；他们希望我为那个蹦跳着的烂货鼓掌。如果我胆敢说出真实想法，他们可能就会私自惩罚我。

哦，我还记得7月里那个炽热的下午，罗森海姆广场的高音喇叭里传来希特勒的胜利讲演，他在“给伦敦最后一次和平的机会”——这一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空气里充满了贪婪和胜利后人们的狂暴紊乱的欲望，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一些老顽固分子威胁说，“我们要用吸尘器去占领英格兰。”有个在后方指挥部工作的勇士，喜欢说大话，毫无例外地挽着一个办公室浪漫女子，装扮成战略专家的样子宣布道，“拿下英格兰最多只需14天。”

站在这群疯子中间，我知道形势在那天晚上就会发生改变。我知道英格兰的回答肯定是“不”，这就让我感到孤独得就像在一个人站在地球的北极一样，尽管我周围站着上千人。

我边写边思考未来的结局，我能想象出德国被英军占领后第一天的情况，一名英国军士想不出干什么更好，便一枪毙了我：由于犯了政治错误，其他国家也纷纷夺取了胜利，这是我能想到的。我远不会错以为这里的人都是恶人，其他地方的人都是好人。然而，我不会漠视一个事实，一个欧洲疯子在德国跳的死亡之舞就要结束了。此人是个国家主义疯子，欧洲必须做出决定，要么消灭他，要么被他消灭。

我为什么要尊敬一个从沾满灰尘的历史画卷中“再次拿了”出来的国家主义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在建造德国宏伟教堂的时候没有人听说过，它在1789年前确实是不存在的，可如今纳粹却要传承它。

我必须把爱和恨这些朴素的人类情感看作是一种哲学，这种哲学把重商主义包裹上英雄主义的外衣，代表着资本主义企图夺权的欲望，如今就跟卢梭一样泛着平庸的腐臭味。国家主义跟吉伦特主义（Girondism）的旗帜一样，都是肮脏的破烂货，被伟大的卡莱尔（Carlyle，1795—1881，苏格兰历史学家，主要著作有《法国革命》、《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称为历史上最恶劣的。只有在彻底的无政府、无目的状况下，这种哲学才能成为一种恐怖力量。当然，法本公司喜欢希特勒——因为希特勒给他的毒气工厂披上了哲学的外衣！

雇用这个阴险的强盗，鲁尔的商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了保证重商主义的意识形态不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难道我应该假装与德国马车夫的距离要比我与法国历史学家的更近吗？我与这些历史学家维持通信关系已经有数十年了。民族主义本应该保护我们国家的传统，如今却成为了野蛮人彻底蔑视他人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不许我抗议吗？

为建造一家纤维素工厂而破坏一片森林，其代价是什么？如果一座德国大教堂阻碍了一条高速公路的建设怎么办？当德国被系统地转化为洞窟，精神中心被破坏，民众失去组织形式，混乱无序是唯一形式的时候，残余的德国灵魂的价值有多高？

我们必须清楚地说明一点：如果国家主义真的像其辩护者说的那样，是人类基本的约束力，那么为什么到了相当近代的法国大革命时才被发现呢？为什么这种基本的力量在“尼伯龙根之歌”（一部用中古高地德语写的英雄史诗。大约作于1200年，作者为某不知名的奥地利骑士。是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编者注）那个年代没有呢？德国事实上存在1400年了，但没有国家主义。只是到了现在，国家主义才盛行起来，甚至戈培尔也曾开玩笑道，这个由拿工资的职员、疯狂的军人、未被玷污的女打字员组成的混合体是否能被称为一个国家。这个问题如何解释呢？如果国家主义真是有朝气民族的特征，那么这样的国家怎么会在其保护下道德沦丧，古老的传统丢失——人们被赶出家园，有信仰的人受到嘲讽，有思想的人受到侮辱，河流被污染，森林被破坏？

如果说德国的国家实力正处于高位，那为什么我们的话语却庸俗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为什么所有社会形态都变得恶劣了？我们怎么会变得如此地背弃协定、如此地不守信用？如果不仅德国官员说下流的语言，就连德军总参谋部和“前线评论员”也说，德国怎么会变得如此下流？

你假装活在我们德国“最伟大的时代”里，试着去建造大教堂，你肯定会被说成用石头亵渎。在收音机里听女声朗读德国神话，你仿佛就进入了一家妓院。说一串曾经塑造这个国家的人名：德文格、施特古魏特、托雷克、施佩尔、赫尔姆斯·尼尔，然后在说“德国”这个词，你会听到一大堆让你窒息的谎言。置身于一群唱海顿歌曲的人群中，你会觉得自己在一个喧嚣场所，像往常一样，到处是噪音，还能闻到男人的尿骚味……难道这就是国家主义？当年，就在大谋略家腓特烈大帝在危难中拔剑自救转危为安的时候，他是否知道国家主义这玩意儿？

现在是1940年，不是1848年。当被问及与“德国”有关联的东西时，我们不会想起圣保罗大教堂；我们会立即想起的是“德意志银行”和“德国钢铁联合会”。所以，让我们把这个简单问题提给国家主义者：

你们这些时髦的人，对技术统治论了如指掌，肯定会同意一个观点，一个国家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可以用人们穿越其国境的次数来衡量。但运输业不断使用新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输越来越不需要穿越国境了。从前，从默默尔到林道，需要24小时，如今只需要2个小时就够了。所以，技术发展降低了德国的地缘重要性，它已经下降到类似于萨克森魏玛大公国的地位。然而，就像当年的大选帝侯跟着吱吱叫的牛群后面去法兰克福一样，我以相同的敬畏之心看待这块具有相当的地缘重要性的弹丸之地，因为冷酷的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在此地毫无用途。技术统治论，本来应该是极富逻辑性的，如今也自相矛盾起来了！

相互依存和政治独断是否相容？难道技术不能融合不同的人，并使他们的需求和口味标准化？试想你开着每小时跑200公里的汽车，跑一小时就来到了边境线，一个蓄着大胡子的条顿人摆着手不让你同行，声称这不符合“国家利益”，那么又何必制造跑这样快的汽车呢？

我很乐意看到技术被扔到地狱里去，有许多被人捧上天的概念最后都是这个下场。我预计会有一天科学被摆在次要位置上，因为人类有了截然不同的核心利益。由于科学现在很重要，有权的人以为科学的普遍性能永远保持下去。例如，一个地区有富余的柠檬，另一个地区缺少柠檬。强大的运输工具不断在两地之间穿梭，但仍然无法把柠檬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如果这类事不断发生，那么要技术有何用途？技术除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臭气、噪音、肮脏、喧闹的人群之外，什么也没有提供。

国家主义，无论多么大声地辩护，几乎马上就要完蛋了，致命一击来自这场暴民的战争。明天，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变成一个丑陋的美梦。我不是总想着实现一个统一的欧洲，但我知道如果再不着手实现欧洲统一，代价将是极其巨大的。欧洲必须设法阻止战争，否则欧洲统一的愿望就会在摇篮里看着大教堂被摧毁，美妙风景变成废墟。

今天，我从菲拉赫回家。我站在码头上，湖面在秋天的太阳下闪着微光。一条猪鼻蛇想睡午觉，爬进岩石的阴影中。我看了那蛇半天，那亮晶晶的爬虫也有意识地回头看着我，眼睛里透露出奇怪且悲哀的光芒。家乡有个传说，这种蛇是由陈旧的泥土变的，能吸收人类残忍行径和罪恶产生的有毒酸液。

我站在那里看了很长时间。然后，我走回湖边。太阳在山背后落下去了，我感到一丝秋天的凉意；还感到一丝悲哀，因为又是一年要结束了。我们被欺骗了，因为克虏伯要更多的钱，将军总想自夸。

即便是这条宁静的峡谷，也没有能逃脱他们的噪音的眷顾：在峡谷里的大街上，一个连的士兵正在行进，指挥官是个中尉，骑着一头母马，像是一头在篱笆上跑着的狗。士兵们唱着一首纳粹新编的进行曲。过去的“老进行曲”别认为太“软绵绵的”——这首新进行曲很像是酒吧里的音乐。

昨天，一名尽责的地方纳粹干部在贴满夸张的口号的布告板上又写下一行大字“上帝惩罚英格兰。”到了今天，又有新的内容了。那新内容，简直太不可思议了，非常无法无天，我恐怕是第一个看到的。有人在布告板上把“英格兰”三个字抹掉了，换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最边远的地区的名字——普鲁士。上帝的愤怒将会降临到普鲁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