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问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得到的回答都是：只要吃饱肚子就行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1977年到任的头几个月里，就遍访全省乡寨山村，他问老百姓有什么要求，得到的回答都是：“只要吃饱肚子就行。”

万里于1916年12月1日出生于山东省东平县，193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参与领导冀鲁豫区人民群众积极参军参战，为支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作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协助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庆10周年献礼工程建设，圆满完成人民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任务，创造了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文革”后恢复工作，于1977年6月调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安徽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安徽省革委会主任。

经过深入调研，万里了解到安徽全省二十八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勉强维持温饱，25%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40元，在饥饿线上挣扎，65%的生产队处于温饱与饥饿之间。万里还了解到，穷，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一大二公”的体制下，生产大呼隆，分配一拉平，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工一条线，下工一窝蜂，妇女纳鞋底，男的打扑克。”

万里决定痛下决心，在全国仍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他和安徽省委率先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1977年11月，安徽省制定并实施《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决定》。

1978年，江淮大地上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从开春到秋季直至立冬，没下过一场透雨。安徽巢湖里的水都干了，全省13.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旱魔肆虐，六千多万亩农田受灾，四百多万人口的地区人畜饮水发生困难。

万里主持召开秋种紧急会议，又作出一项重大决定：“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会议决定，让农民“借地度荒”：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社员种麦子；每人可借两到三分地；鼓励老百姓多开“四荒地”（荒地、田边、地边、小片荒地)，谁种谁收，国家不征统购粮，不分配统购任务。

万里没想到的是，这一借，借出了影响全国的包产到户。

肥西县，离合肥不到一小时车程。在1978年的这场旱灾中，日子过得格外艰难起来，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汤茂林带着区委委员权巡友来到该区柿树公社黄花大队蹲点。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心中酝酿。9月15日，时任肥西县委书记的常振英赶到山南区检查秋种工作。汤茂林汇报说，省委借地度荒的决定好是好，就是三分地太少了，作用不大。要想解决问题，不如把地全部借出去，按照曾希圣1961年那样包产到户。

汤茂林提到的曾希圣曾任安徽省委书记。1961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希圣在全省实验推行包产到队、到户的责任田，使粮食迅速增产，并有余粮支援河南、江苏等地。但是，责任田能增产，却没能过得了政治关。1962年，责任田受到批判，曾希圣也遭到点名。“文革”期间安徽大批干部群众因责任田问题受到牵连。

对这段历史，汤茂林和常振英自然记忆犹新。所以，常振英沉默良久，最后说：“不要讲分，还是讲借。你在黄花大队蹲点，就在黄花试点看看吧。”

当晚，汤茂林召开了支部大会。大队党员24人，来了23个。汤茂林首先带领大家学习省委“六条”和“借地种保命麦”的决定，号召大家想想办法。“干脆按照责任田那样干，搞包产。”不知是谁第一个大胆提出包产到户，大家纷纷赞同,到凌晨议定：一是全大队每人包一亩地种麦，半亩种油菜。二是每种一亩地生产队补贴五元,用于买种子、化肥。三是麦子每亩上缴队里100公斤,油菜每亩50公斤。四是每种一亩地记工分200分。五是超产全奖；减产全赔。

1978年9月16日上午，黄花大队召开干部大会，宣布队里的决定，并召开社员大会。社员们都很拥护，巴掌都拍红了，全大队立即行动起来。不到两天的功夫，全队1700亩地中有1420亩分包到户。

次日天还没亮，黄花大队就有农民摸黑起早提着马灯走进自家责任田里干活，面对因干涸而变得坚硬的土地，牛犁不动就用锹挖、用四齿耙子翻、用榔头砸。这一天，黄花大队就种下了四十多亩的麦子。

1978年12月，万里来到山南问汤茂林：“包产到户的穷队今年能不能取得丰收？”汤茂林把胸脯一拍：“能！”1979年,是肥西包产到户大争论、大推广、大丰收的一年。年底时肥西全县已有8189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尽管这一年遭受自然灾害，但肥西全年粮食总产量还比1978年增产3.77亿公斤。

万里以非凡的政治胆识，大力支持、推广肥西县“包产到户”和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的做法，积极推动全省农业变革，为开辟中国农村改革的新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5年7月15日，万里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致敬万里同志！（参考：《共和国光辉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