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男子告副镇长99年顶替上中专，索赔183万，对方：没诚信

2002年，吴旗县（现已改名吴起县）青年杨登科收到了大专录取通知书，可当他满怀开心地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派出所办理户籍迁移手续时，工作人员的一句话将他打回了原形：

“你的手续是假的！名字是顶替的吧？”

杨登科听后就觉得很奇，整个人就懵了一圈，等回过神来：

“你们开什么玩笑？我这个名字叫了快20年，怎么可能会是顶替。”

工作人员一听这话，则是严肃正经地说：

“我们没有开玩笑，并且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杨登科的户口已于1999年8月迁往延安市农业学校。”

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让杨登科信以为然，只心想，也许是他们的系统出了问题，于是他回到村里，请村委会开了一张证明，这才重新上了户口，同时顺利地去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就读。

投入到了新的学习生涯后，便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渐渐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也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就读。

但并没有因此一帆风顺，新的难题接踵而来，没想到还是因为三年前的“假冒”之事，这次的困扰并没有让他顺利的解决，反之，还牵扯出了更多的事件，让人觉得非常吃惊。

2005年，从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的杨登科，被分配到了吴起县人事局，任职后，他兴冲冲前去报到，但却被告知自己是“假冒”的，一样的时间再度重演，这次还是认真了起来，仔细询问起来，经过工作人员一番查阅，被告知：

“‘杨登科’本人已经在乡镇工作好几年了，他在档案里的照片、姓名以及户口信息，都跟你的一模一样。”

心里几经徘徊，终于想起来了，在1999年7月，他从延安吴旗县楼坊坪初级中学毕业后参加中考时，填报过延安市农业学校的志愿，难道是自己当时的资料被人窃取，然后顶替自己上了学校？匪夷所思。

杨登科的父母都是老一辈的农民，可想而知，在那个年代，家里的收入都是比较低的，能够维持住一家人的温饱已经是比较难得的了的，要说孩子读书，也是一件比较艰难的事情了，一家也有7个兄弟姐妹，但是他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娃，家里人为了供他念书，可想而知的艰难，走到今年这一步也是着实不容易啊，听了之后让人寒噤。

但杨登科本人还是很励志的，一心也是想出人头地，在学习上那是刻不容缓，正所谓寒门出孝子，说的就是他了吧，一心也是为了回报父母，早点出去工作，也能减少父母的压力，减少家庭的负担，读书的开销还是蛮大的，对于他家来说很不容易。

按杨登科的话说，在中考时，他的班主任也是很看好他的，对他的期望很大，对于自己的信心也是很大，但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一度以为可以上榜，但是他的录取通知书并没有到来，也超过了预期的时间，这样的结果让人心有不甘，也失落不已，没有达到理想的目标，因此也是整日郁郁寡欢，到深夜不禁痛哭，难受不已。

好在经过一番他人的规劝，也是重燃了斗志，自己还有希望，既然中考不行，那还有高考，照样可以继续上高中，依靠父母七拼八凑借来的两千元，到了吴起县中学开始读高中，学习之路也变得更加忙碌，比起之前要变得更加刻骨。

在他的心里，这已经成为了最后一条路，也要对得起自己的家人，势必要成功的一种架势，似乎达到了古人云：废寝忘食的地步，不禁感到佩服。

终于，到了2002年，杨登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没有辜负自己的一番努力，成功考上了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机电系，当家里人得知，也是为他感到开心，尽管困难重重，也能杀出一条路来。

直到200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单位，再次上演自己是“假”的事件，这才提高了自己的警觉性，这才觉察到事件的严重性，猜想自己可能是中考时被人顶替了，才迟迟没有拿到录取通知书，也一直困扰了自己好久，明明自己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但却考不上，原来是窃取了自己的成果，真的是气不打一处来。

想来想去这件事情都不可能是一个误会，同名同姓倒是有，但是信息一模一样的绝不可能，但是重重关卡跟信息的验证，都可能是一件简单达到的事情，要经过村委会、派出所、教育局等几道关，非常复杂。

看来是对方早有计划，杨登科越想越气，心想：这样的事竟然会落到他的头上，下决心要将这件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为自己讨一个公道，现在是法治社会，并不能让“这股势力”横行，自己也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必须要找到加害自己的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东奔西走，真让查到了蛛丝马迹：假的”“杨登科”，本名黄世权，在2006年6月，黄世权改姓成了“黄登科”，在2007年，晋升为吴旗县洛源镇政府副镇长。

杨登科要一个自己的说法，自己的信息被强行“顶替”导致他没办法安置工作，一切的后续都没有办法进行，相当于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他这一号人，流水一般的举报信被陆陆续续寄到了当地有关部门，转眼12年过去了，但是这些信件都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回复。

2018年，杨登科改变思路，开始在网上进行实名举报，自己的个人力量单薄，就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群众的力量，来为自己发声，讨回公道。

2018年7月，迎来了杨登科第一个转点，吴起县当地有关部门下发了立案通知书，宣布对黄登科立案调查，调查期间暂停他一切职务活动和工作，展开调查，得到确凿的证据，已无力回天，被开除公职和党籍。

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事情，黄登科不知悔改，谣言四起，杨登科受到了多重的恐吓以及威胁，在后续的生活中有着很大的隐患，影响到了正常的生活，如此陷入了比较大的精神伤害，还不包括财力人力物力上的损失。

“当今社会，这是受害人该有的待遇吗？加害人还在逍遥法外？让人痛心疾首？”

2018年10月，杨登科将黄登科父子告上法庭，并要求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自己183万元。

不仅如此，杨登科还将原延安市农业学校、吴起县白豹镇政府、白豹镇王砭村民委员会、县公安局、教育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多家单位一同起诉至法院，认为相关的单位都有一样的责任，没有起到对真实资料的严加审查，才有让有心之人趁虚而入。

黄登科说起这个事情也是怨念深重，透露出了里面的内情，他的说法与杨登科的不同：生称自己当时的年纪比较小，才15岁，学籍是父亲花了3000元钱从杨登科父亲手里买的。收了钱为什么还要反悔？

事情闹开之后，经过中间人的转告，当时还被要求赔偿50万。

几经周旋，还认为是自己当上但是对方不懂适中，最后没有谈拢。黄登科也是感到很委屈。

2020年2月，吴起县法院一审判决下来了，杨登科败诉，法院对其各项诉求不予支持。

法院判决依据如下:1999年8月，黄登科的父亲黄耀明和杨登科的父亲杨志安，经过中间人撮合达成了交易，将当年杨登科考上延安市农业学校的通知书和其他资料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黄登科。

两人的交易是非法的，由此造成的损害，法律不予保护，双方都是有过错的。

法院认为，杨登科一系列的损失与黄登科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同样黄登科的工作也是经过自己的应聘得到的，而且出卖学籍属于非法交易，即使因为不同于正常程序的事情原委，杨登科也不能继续读取中专，也不能享受当年安置工作的政策待遇。

无可厚非，但是杨登科对判决结果表示不服气，他认为黄登科所说父亲卖学籍的说法是他的一面之词，口说无凭，并没有旁证，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也是死无对证，同时非法卖书籍也是不符现实，但是读书的两千元还是家里人好不容易借来的，如果有三千元，何必要大费周章，舍近求远，有违常理。

杨登科如今也是进退两难，不上诉，我心有不甘，死不瞑目，上诉吧，家境也是一贫如洗，没有资金可以维持下去，已经不断挣扎了很多岁月，但是依旧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因为一场“冒名顶替”，以致于现在跟原先的生活背道而驰，因为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不惑之年的杨登科如今还是孑然一身没发让人不感到惋惜。

这是谁都不愿得到的结果，不知何时才能转变这样的命运，正义何时才能够到来？因为没有稳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不惑之年的杨登科如今还是孑然一身，没发让人不感到惋惜，产生怜悯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