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谁都有碰上法律问题的时候，会请律师的却不多，毕竟，律师也挺贵的。
但有这么几种特殊情况，请律师不用花钱，政府还得上赶着帮忙找——嫌疑人为未成年人、聋哑人、或者很大概率被判死刑的人。这些人要是没钱，政府得提供法律援助。
这一天，女律师刘任侠接下一个可能被判死刑的案子。她当时还在实习，主要就靠接法律援助积攒经验。她说，可能被判死刑的人，选择法律援助的其实不多，毕竟命都要没了，家人无论如何都想给嫌疑人找个更有经验的律师。
可她这次的女当事人，明明有亲人，也有丈夫，却没人肯给她花一点钱。
那是一个长得很像老牌港星的漂亮女人，在看守所，别的杀人犯都能混成大姐大，她因为“一看就没人管”，靠给别人收拾床铺才能换点零食。
回顾自己这一生，女人很认真地和律师总结：“我就是靠脸吃饭的。”
7年过去，女律师依然会想起这个女人。当刘任侠决定写下这个故事，她最先写了两个字——寄生。
天一亮，李静梅锁好卧室的门，直奔早市卖猪肉的摊位，挑了两块肉多的大骨棒。
“师傅，这骨头怎么才能砸碎？我儿子喜欢吃骨髓。”师傅二话不说，几斧子下去，好好的大骨棒就变成“打断骨头连着筋”了。
“自己回去多炖一会儿，使劲一敲就碎了。这玩意又不是金刚钻。”
前一天晚上。
李静梅坐在沙发上，汗还没消，她的丈夫拎着菜回来了。
她死死坐着不动，看丈夫在厨房里忙进忙出。厨房很小，如果李静梅进去帮忙，就会有点拥挤，而且家里一直是丈夫做饭。
晚饭时，她低头吃饭，有些走神，甚至没顾得上问问儿子在学校怎么样。
丈夫突然问了一句：“老陈今晚不来吃饭吗？” 儿子白了张伟一眼，低头扒拉饭，一句话也不愿意再说了。
老陈是李静梅的情人。这一家三口，都住在老陈的房子里。如此异样的生活，已经过了十几年。
老陈来家里吃晚饭，意味着晚上要在家里住。他通常和李静梅住在主卧,儿子住另外一个卧室。而她的丈夫就睡客厅的沙发，这个沙发他也睡了十几年。
晚饭后，丈夫想去卧室跟李静梅一起睡。老陈已经两个晚上没出现了，估计今晚也不会来了。只有当老陈几天都不来，他才有机会进卧室跟李静梅睡。
今晚，李静梅明确地拒绝了丈夫。他从来都没有决策权。
李静梅进了卧室，关上门。
老陈的尸体，就躺在李静梅的床边。
李静梅闻着腻人的气味，思考着骨头应该怎么处理。她坚信这些骨头是可以处理掉的。
第二天，李静梅一起床，就锁好卧室门，直奔早市上的猪肉摊。
剁肉师傅手起刀落，告诉了李静梅答案。她肯定是明白了些什么，提着碎骨，往家的方向走去。
反正那玩意儿又不是金刚钻。
我是李静梅的律师，这些事，是她在看守所里对我讲的。
李静梅47周岁，身材丰满，皮肤白皙，美得很独特，让我想到上个世纪的老港星。
第一次在看守所里见到她，是夏天最热的那几天，会见室没有风扇，她坐下来的时候已经出了一身汗。
坐在铁椅子上，她手里握着一小团卫生纸，时不时擦擦额头上的汗，非常安静。
如果不是我接受指派时特意问了一下，很难想象她是个杀人犯。
我是法律援助派来的，我告诉李静梅，如果没人出钱给她请律师，这个案子就是我从头跟到尾了。
李静梅看了我一眼，“我没钱支付律师费。”我无奈笑一笑，说法律援助不收取任何费用。李静梅依旧很平静，“国家对我们这种人还是挺好的。”
我让她介绍案发情况。她微微低着头偷瞄我，显然对我并不够信任。我解释说，我们的会见是不被监听的。
“反正，怎么着我这时都板上钉钉了，我好好配合你，只会更好，不会更坏。”
李静梅颓然瘫在椅子上。大夏天的，她额头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汗珠，短袖的前心和腋下被汗水洇湿了一大块，身上散发着一股馊味儿。
我看她实在可怜，便问：“用不用通知家里人给你存钱、存衣服？”
李静梅直接否定了我的提议，“不用了，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捡别人穿剩的，我自己洗洗一样穿。”
我后来才知道，别的杀人犯都在监室里混成了大姐大，李静梅却是监室里地位最低的一个，就是因为没有衣服、没有吃的，大家都能看出，看守所外面没人想管她。
李静梅帮其他犯人打扫房间、整理床铺，偶尔可以从她们那儿换来半包红油金针菇。
我又问她：“你们家里人能不能给被害人家属一些赔偿？”
如果想活命的话，她唯一的办法就是取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李静梅看了我一眼，“我要是有钱，还用去杀人吗？没有人会给我出这个钱的，我也不做那种没有意义的梦。”
我其实预料到了。大多数死刑案件，家属无论如何都会给请个律师。很少有人像李静梅这样，需要法律援助。
“我恐怕是没有活的机会了，别让我临死了还要欠你的人情。”李静梅不好意思地笑笑。
后来的谈话里，李静梅讲述了自己杀人和被捕的过程，我听得出了一身冷汗。
曾经那个被她“亏欠”过人情的男人，如今已被冲进了下水道。
被害人老陈一个月没有回家，电话也不接，他的妻子报了案。
据妻子说，李静梅是跟老陈最亲近的人。警方第一个传唤了李静梅，想了解情况。
起初，警察没有怀疑李静梅，她的分尸手法抹除了太多的证据。李静梅是自己撞到枪口上的。
李静梅在家乖乖等着传唤。警察觉得，这事八成跟她没关系，如果真是她干的，她早就跑出去躲着了。
局里安排了一个实习小警察接待李静梅。
她从容地坐下，小警察问：“你最近一个月有没有见过老陈？”
李静梅看了警察一眼，淡淡地说：“我把他杀了。”
小警察转着手里的笔，在笔录上完整地写出“我把他杀了”，才突然反应过来，差点扯着嗓子喊人。
后来我从警察那里了解到，如果没有这份口供，警察很可能无法抓到她。
我问李静梅：“你对杀人的情况供认不讳，这是为什么？”
我给她讲了“疑罪从无”的原则（指刑事诉讼中，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确实、充分，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应作出不起诉决定。）。
李静梅看着我，满眼惊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她后悔。
但随着越了解这个女人背后的秘密，愈发会让人感觉，她一生中最后悔的事儿，或许不是杀人，而是嫁给了丈夫张伟。
没结婚之前，李静梅是东北老钢厂的工人，接母亲的班进的厂，没什么技术，挣的钱还不够自己花。
但她从来不缺钱，就因为长得好看。
李静梅愿意给男人花钱的机会，她身边一直不乏追求者，张伟只是其中之一。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静梅发现，想跟她结婚过日子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多数都是冲着她的艳名来的。她成了不折不扣的大龄剩女，处境尴尬。
原本凭借着长相，她可以像交际花一样让男人们供养。但现在不一样了，她必须得找到一个能够依附后半生的“老实人”。
张伟在她的追求者里是最普通的一个，没长相，没闲钱，只是个同厂的普通技术工人。但他给李静梅洗衣服洗袜子，用饭盒装吃的带给李静梅。
李静梅当时目标明确，她不想再过回穷日子了，就要找个能让她过好日子的。“我自己就是靠脸吃饭的，所以不在乎男人的长相。”
张伟不在乎她的过去，更重要的是，张伟愿意把所有的钱都给她花。
李静梅本想跟有房子的男人结婚，但迫于形势，在张伟家买不起房子的情况下，还是跟他领了证。“跟他结婚也不是什么爱情不爱情的，那些男人嘴上说得死去活来，到最后谁跟我在一起？张伟是没钱，但多少是个老实人。”
事到如今，李静梅身陷铁窗，对“老实人”的评价早就变了——“张伟不能算是一个男人”。
不久后，我跟张伟约在一家咖啡厅见面。
我不确定张伟有没钱赔偿受害者家属，但是作为一个律师，我必须跟他明示一下这件事。
工作日的下午，咖啡厅几乎没有什么人，张伟进来的时候扫了一圈，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刘律师。
我问张伟：“喝什么？”
“凉白开就好。凉白开不要钱吧？”张伟随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我请你喝杯咖啡吧。”我给张伟点了一杯冰拿铁，先把账结了，然后说起了赔偿的事情。
张伟听到要给被害人家属钱，马上就表现得不太友好了。
“我现在也很惨，没有房子住，没有钱花，我都已经出来上班了，还想让我怎么样？”
说得好像上班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而是被逼无奈。我确实看不起张伟这个样子。
“我已经十来年没上过班了，家里的花销也是李静梅管的。刘律师，你在去看她的时候，问问她有没有存款。”
说到存款，张伟的眼睛里又有了新希望，秃顶在阳光下格外明晃晃。
我有点愠怒，张伟可能看出一二，提高了声音，冲我吼：
“你也知道，李静梅跟老陈都干了些什么事，她要是再不给我钱，我能认吗？”
最后他大声质问我：“哪个男人愿意戴绿帽子！”
我跟张伟说了再见。上车后，我看到张伟还坐在窗边，双手捧着杯子，认真嘬饮咖啡。丝毫不为李静梅着急。
李静梅和张伟结婚近20年，其中，这对夫妻和老陈“共同生活”了十几年。
我当时刚做律师不久，接的多是像李静梅这种法律援助的案子。我还没有认识到，一个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只是觉得李静梅可怜，想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她。
那个夏天，我在明知赚不到钱的情况下，一次又一次跑去看守所见李静梅，就为了听她把那离奇的家庭讲明白。
从结婚开始，两人对房子的渴望就没有断过。
那几年，他们跟人合租一套房子，“晚上干点什么隔壁都听得一清二楚的，那种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在李静梅辞职后不久，工厂开始集资建房，首先考虑夫妻双职工的家庭。如果仅一方为工厂职工的，只要交一定的集资款，也可以获得一套房子。
喝咖啡时，张伟告诉我，他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当时一套50平的房子，集资款首付只要2万多，剩下的3万元，厂子从工资里按月扣。
但是，当时的2万多彻底难住了张伟和李静梅，两个人连100块钱都凑不出来。各自借遍了身边的亲朋好友，只有张伟从家里拿回来500块钱。
这500块不是借，是给的——张伟的父母认为，这不过是小两口变着法的骗钱挥霍。
李静梅家里，连一分钱都不愿意给。结婚后，李静梅的兄弟姐妹过得不错，张伟便常去找他们，恬不知耻地诉苦要钱。时间长了，没人再信任小两口。
靠家里人买房这条路，是彻底断了。
这是两人这辈子离拥有自己的房子最近的一次。也是第一次，张伟觉得，“李静梅这样挥霍，我们会一直穷下去。”
李静梅也变了，哪怕张伟跟她冷战几天，她都敢嚷着打胎离婚。
孩子出生以后，花销更大了，生活开始有些捉襟见肘。其实在婚后，李静梅短暂上过一段时间班，但自从怀上了孩子，她说自己不能太累，果断辞职了。
对此，张伟刚开始举双手赞成，认为李静梅天天在家呆着，能收收心，远离外面的狂蜂浪蝶。然而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收入根本支撑不起这个小家庭，更不用说给到李静梅梦寐以求的房子。
张伟在工厂上班，朝九晚五，每个月拿死工资，两个人根本攒不下钱，离买房子的梦想越来越远。
李静梅想让张伟换一份工作，但是张伟总是畏首畏尾，想在工厂继续干下去，工资不高，但是稳定。李静梅甚至为此跟张伟吵过、打过，每次张伟都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没有办法，李静梅总算认清了现实，张伟根本无法让她依附。她只好走出家门，找工作贴补家用。
但她发现，短短几年，自己似乎与这个社会脱轨了。她原来看不上工厂的工作，但现在各大工厂都在改制，没有厂子肯要她。
找了一个月后，李静梅决定，先凑合着去饭店洗碗。这个工作累不说，在李静梅看来很掉价。她连一个月都没坚持上，就辞职了。“原本多少人为我鞍前马后，没想到结婚生了小孩一落千丈，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再出去找，还是一样，不是服务员就是洗碗工，再不就是保洁。又蹉跎了一个月，李静梅下定决心，去当服务员——端盘子总比洗碗好一些。
张伟说，其实他心里挺幸灾乐祸的，当初一定要从厂里辞职的李静梅，沦落到端盘子刷碗的地步了。“以前是别人对她献殷勤，现在变成她去伺候别人了”。
李静梅告诉我——当时她就知道，面对惨淡的现实，尊严一文不值。“小到买一块肉，大到买一件应季的新衣服都要斤斤计较，太压抑，让人觉得活着没意思。”
“我想过好日子，但是没有来钱的道，也就是爹妈给了一副好皮囊。”
说这些的时候，李静梅面色潮红。当时的李静梅也想不到，这些经历，就像蝴蝶轻轻扇动了一次翅膀，在十几年的以后形成风暴，让她身陷囹圄。
老陈就是在这时，走进了李静梅工作的饭店，也踏入了这一家人的生活。
老陈比李静梅大将近十岁，有自己的家庭。他做木材生意，在边境城市海拉尔有仓库，合作伙伴是俄罗斯那边的人，算是最早搞“外贸”的人之一。
李静梅只有初中文化，“外贸”两个字让她生出了一种崇拜感。她内心没有任何挣扎，就跟了老陈。
老陈对李静梅出手大方，她的生活很快宽裕了很多，李静梅也在老陈的要求下辞了职。
她说自己想通了：“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对我的生活没有实质性影响，老陈给的好处才是实实在在的。不管如何，我要把握好老陈这个人。”
更何况，老陈还有多余的一套房子。
张伟很快就察觉到了异样，发现妻子不上班还有闲钱。但他不敢贸然去找李静梅问，害怕她一怒之下提出离婚。
“这种女人只认钱的，夫妻感情这些太虚无缥缈，没有任何说服力。”
张伟开始纠结，甚至盘算起一旦离婚怎么分财产。这时，李静梅告诉他，有朋友空出来一套房子，他们可以搬过去住。朋友不收租金，一年下来能省不少钱。
张伟跟着李静梅搬了过去。
“即使我不去，李静梅也会带着孩子搬过去，到时候我再想跟过去，就不这么容易了。免费的房子不住白不住，我不跟着过去，岂不是直接给别人腾地方。”
刚开始，老陈还是趁着张伟上班，偷偷摸摸地来，张伟下班之前就走。后来，老陈就明目张胆地住进来了。
张伟很快发现，邻居们的眼神充满了同情。李静梅也尽量回避出门。只有老陈坦荡荡地来去，根本不在意别人的眼光。
李静梅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搬进老陈的房子后，她整天守在家里，几乎不出门。
张伟告诉我：“人的适应能力是特别强大的。”
他每次上下班，路过小区里三五成群的人，总能听到窃窃私语，他一度觉得自己幻听了，在车间里干活的时候，总有嘁嘁喳喳的声音，连机器的轰鸣声都盖不住。
但时间一长，他就完全接受了这种现状。
那几年，东北的老国营工厂受到冲击，效益滑坡特别厉害。张伟所在的老牌钢厂勉强撑了几年，因为技术老旧等问题，还是顶不住，决定裁员。张伟不是技术骨干，上班时老是出神，跟同事关系也不好，没有任何优势，很快就被淘汰了。
下岗以后，张伟没事在小区里溜达，有好事的邻居问他，“晚上到底是谁跟你媳妇一个床？还是你们三个一张床？”
张伟也不恼。当时下岗的人很多，有人饥不择食，什么掉价的活都干。唯独张伟，丝毫不担心没有收入，仿佛度假一般。
张伟不想再出去上班。他害怕到新的工厂之后，又成为别人的笑柄。“这辈子只要不穷死，再也不会出去上班了，就窝在这个小区里直到老死算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老陈光明正大地住进了卧室，张伟没有任何抵抗，接受了睡沙发的现实。
自此以后，老陈就负担起了这个家几乎全部的支出，每月给李静梅一两千块，让他们一家三口有吃有穿。
老陈在这个小家身上，严格地控制成本。虽然背负着“外贸商人”的名头，但老陈也不是什么大富豪，开的车只是辆丰田。
张伟去买菜的时候，带点黄色的叶子卖得便宜，只要不是全都黄了，他就不怕，照样买来吃。
李静梅说，张伟甚至会常买老陈喜欢吃的菜，提醒李静梅亲自下厨给老陈做。
但据张伟回忆，他是反抗过的。老陈住进来的第一晚，他站在主卧的门口，想拿菜刀进去剁了李静梅和老陈。他站到四肢麻木、意识模糊，最后不记得为什么，爬回沙发上睡着了。
最终，在触手可得的物质面前，张伟放弃了挣扎，坦荡荡地跟着妻子依附上了老陈。毕竟除了风言风语之外，他什么损失也没有，反倒活得越来越滋润。
“这也算是有得有失。”
自打有了老陈这个人以后，李静梅和张伟之间的交流少了很多，除了日常必不可少的交流之外，几乎是各干各的。李静梅说，张伟越忍让，她就越厌恶，想把张伟的尊严踩在脚底。
“他？他都不能算是个男人。家里的所有支出，都是我挣来的。”
我问她：“你没考虑过离婚吗？”
“没有，我们这代人跟你们不一样，说离婚就离婚。跟谁不都是凑合过日子吗？”
“为了我儿子我也不能离婚，我得给他一个完整的家。等他结婚生子，就把主卧倒给他们小两口，最好是能给他买套房子。”
在这个家里，李静梅最爱的就是她儿子。
夫妻俩因为老陈的原因，在孩子面前总像犯了错，习惯以讨好的姿态，想尽各种办法去弥补。
孩子在学校比较内向，几乎没什么朋友。李静梅也觉得挺好，“正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上。”
李静梅还跟我分享了一个儿子“懂事”的小故事。
孩子跟前桌的小男孩关系不好。有一次，前桌男孩碰倒了儿子的书立，儿子气得把对方的笔袋给扔到蹲厕了。这事闹得请了家长。
笔袋里面有一只国外带回来的钢笔，男孩格外珍惜，想让他赔钢笔钱。儿子听到一支普通的钢笔竟然要打几百，当场破口大骂。男孩的母亲在谩骂声中，主动放弃了赔偿。
“我儿子还真是穷人家的孩子懂事早，不然肯定会被讹。”为了奖励孩子，晚上张伟在家烧了一桌子好菜。
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也逐渐明白了依附的意义——有得有失，利益为先。
老陈在的时候，孩子总是一声不吭，就像没看见这个人一样。有次，李静梅授意老陈，给孩子买了双新款的阿迪达斯球鞋，儿子接过球鞋，热情地喊了声“谢谢陈叔叔”。
之后不久，他又恢复了沉默且防范的状态，像一只被侵犯了领地又无从反抗的小兽。
李静梅都看在眼里，“我孩子这样挺好，以后步入社会，也会懂得什么叫亲疏远近，什么是为自己争取利益。”
在李静梅的讲述中，她对张伟是完全不屑的，但说起老陈，她还有一丝愧疚和不舍。
“你当时为什么要杀老陈？”我始终想不明白李静梅的杀人动机。
“老陈死了，就没人跟我要房子了。”
李静梅跟我冷静地回忆起了那个中午。
初夏，中午已经挺热。老陈瘫在沙发上吹风扇，絮絮叨叨地数落着贷款公司多么的不人道。李静梅在厨房里，充耳不闻，只顾给老陈做面。
是她给老陈发了短信，让他中午回来吃饭，有他爱吃的过水面。李静梅想，先把老陈稳住，让老陈念及旧情，她才有保住房子的胜算。
老陈跟人合伙倒腾木材，最近生意上遇到点情况，他们在海拉尔的仓库起火，大伤元气。资金链断了，一时补不上。
他想把李静梅住的这套房子给卖了，在外面给李静梅再租一套。
卖房子这个事，老陈在两个月内提了好几次。前几次李静梅明确表示拒绝，最近几次直接不接话茬了。
在老陈睡了几宿安稳觉之后，李静梅小心翼翼地提出，想给儿子报个一对一的英语辅导班，以后让儿子去报大学里2+2的项目，两年在国内读，两年出国。
平时老陈都是直接给钱，但这次老陈没好气地拒绝了，“别说几加几了，过几天我可能就被追债的弄死了。”
第二天早上，老陈的态度明显强硬了，他看了眼张伟买回来的油条豆浆，没坐下，对李静梅说：“这房子恐怕最近就要卖了。”也没说再给李静梅租房子住这种话。
正闷头吃豆腐脑的张伟坐不住了，“卖房子？卖了我们住哪？我不同意。”
李静梅拽了张餐巾纸擦了擦手上的油，叹了口气，“你不同意有什么用？房主不是你。”这句话把张伟噎得半天没反应过来。
李静梅决定，中午给老陈做过水面，看能不能保住房子。
老陈吃完面条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李静梅默默地收拾，收拾好以后，她站在沙发边，看老陈睡午觉。
老陈睡觉的时候总是张着嘴，打呼噜，呼噜声就跟电钻似的。“大夫给检测过睡眠，说有呼吸骤停的现象。”
两人前天才爆发过争吵，老陈执意要卖掉房子，“再不卖就要出人命了，要么我被弄死，要么我去跳楼”
他果然被弄死了，不是被讨债的人，而是被李静梅。
后来我才知道，十几年里，李静梅多次跟老陈提出要过户房子，老陈从没松过口，只是敷衍她：“等我死了，这个房子就是你的。”
“如果老陈睡觉的时候呼吸停了，那他就再也不会醒过来说卖房子的事了。”
李静梅说，她从老陈脚底下抽出来一个抱枕，双手抓着抱枕，静静地看着老陈，过了15分钟。
“我把抱枕捂在老陈的脸上，老陈的呼噜声就断了，他还在动，我索性一屁股死死坐在他脸上。他抓住了我的大腿，钻心的疼。我坚持坐了五分钟，直到他没动静了。起来之后，我意识到，他从此以后不会再跟我说卖房子的事了。”
“我大腿上的那块淤青，用了23天才褪干净了。”李静梅下意识地低头瞅了一眼自己的腿，穿着塑料拖鞋的脚不安地扭动了一下。
“一到晚上，出去溜达的还有上学的都该回来了。”想到这里，李静梅下定决心要把老陈的尸体解决掉。
为了不弄脏布艺沙发，李静梅站到沙发里边，把老陈从沙发上掀了下去，差点把茶几给砸翻了。
她把老陈挪到了卧室的床边。平时卧室只有她和老陈可以进，孩子和张伟从来不进。
那一晚，老陈的尸体就躺在李静梅的床边。天亮之后，李静梅仔细锁好卧室的门，买了一把电锯，一口大的蒸锅。
李静梅不记得到底煮了几锅，满屋子弥漫着炖肉的味道。她把煮烂的肉汤全部倒进了下水道。
东北的老式住宅，下水道比较粗，冲起来没有什么压力。
躯干骨和头骨太硬，李静梅砸不碎。她说，自己把剩下的骨头用塑料袋收好，放到卧室里，然后把窗户和门打开通风，把卫生间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
第二天，她去早市卖猪肉的摊位，跟摊主讨教了处理大骨棒的方法，把老陈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处理掉了。
据她供述，丈夫和儿子在这几天内，完全没有察觉。
“你别问了，这事就是这样，我一个人做的。”
会见结束的时候，我遇到了李静梅的办案警察。
我说：“你们真挺不容易，李静梅这个案子的证据很难找的。”
几个警察赶紧制止我，“姐，一说这事我们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今天中午又不用吃饭了。”
李静梅做完笔录，警察立即赶往案发的小区，“打捞”老陈的残骸。那是一个老式小区，所有住户的下水道都通向化粪池。
几个警察穿着渔民下海时穿的到腋窝的水服，下到化粪池里，筛粪，目标是老陈的小块骨头和牙齿。
小区里靠近化粪池的几栋楼，几天里都不敢开窗户。
筛出来的几颗牙齿和几块骨头送到法医那进行鉴定，确实是老陈的。
几个警察第一次觉得需要去看心理医生。
警察跟我探讨了一个问题：李静梅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完成杀人、分尸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