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银：地方志中“八景”的文化意义及史料价值

“八景”是中国地方志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构成。然而，历史学家们对它的评价却一直非常苛刻。本文拟在大量文本调查的基础上，从八景的文化意义与史料价值的角度，提出初步的分析说明。

一、地方志中八景的存在形式与包含内容

在笔者调查的一千多部建国前地方志中，记录八景的主要是在“形胜”（山川）、 “古迹”、 “艺文”三门，通常是一一介绍某地八景之形成与构成情况，辑录历代咏写八景的诗文作品。而且在标题中一般都会有明确的“四景”、“八景” 、“十景”等字样；如果不出现这些字样，也会排列出实际上的八种或十种景色。还有的不集中列举八景，却在山川、桥梁、寺观、古迹等处，个别介绍某一自然景象或历史景观，并指出此为某地八景或十景之一。在一些志书的卷首，还常常绘出八景或十景图，且配有诗文描写和介绍。晚近一点的则去掉了绘图而代以实景照片。

八景中各个景观的命名，通常是由四个字组成，且两字一个意义前两字一般为场所地点， 后二字为时间、季节性自然现象，两两并列而组成一个合景。如“潇湘八景”之“平沙落雁”，“平沙”和“落雁”各是一景，两者相合，就是一个综合之景——平沙之上大雁栖落。不过，其组合意义却远远大于平沙与落雁的简单拼凑，它是一个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很大拓展的有机合成。

△清·王翚《潇湘八景图》

极个别的八景命名也有两个字和三个字的，如乾隆《浙江通志》卷一百五十六收录夏尚朴《周村八景为松亭题》，所咏八景之名就是三个字：鸡鸣峰、猿啸岫、钓月池、耕云坂、爱松亭、采樵径、来鸥渚、归鸟林；雍正《山西通志》卷二百二十三载张铎《紫团八景诗序》所列八景，也是三个字和两个字的桥楼淙（仙翁崖）、云盖寺（驻云亭）、照壁山（屏墙山）、 倚秀峰、参园（南极园）、灌缨溪、磨崖碑、将军峰。两字、三字命名与四字命名相比，显得比较平直朴实，但包含的意义比较单一，诗性色彩较淡。

地方志中的八景，既有自然景观，又有人文景观，从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花草林木，到佛寺道观、名人遗迹、农耕渔樵、民居桑田等等，凡一地的风景名胜、历史文化以及当下的生产与生活，都是八景可以反映的对象。当然，作为一种历史积淀的文化现象，八景中最主要的内容还是古迹和对山川的欣赏，因而在地方志中，八景主要被收在“古迹” “形胜”和“山川”门中。如江苏《睢宁县旧志》记“睢宁八景”，其中“元公履墓”和“季子剑墓”，就分别取自晋朝王祥和春秋吴国季札的故事，而“仙掌遗迹”则完全是由美妙的传说引申而来。

△今徐州季子挂剑台

特别让人感觉可贵的是，许多地方的八景都收入了该地的一些生产和生活场景，如江苏《云台新志》“云台三十六景”，就有水村获稼、海浦观渔、平野春耕、石城秋牧四种景象，分别指收获水稻、海边捕捞、春天耕种、秋天放牧等宜人的场景；又如山西《猗氏县志》“猗氏八景”中之“峨眉晓耕” 、“对泽晚牧”，河南《灵宝县志》“灵宝八景”之“秦岭雪樵”，安徽《宿县志》“宿县八景”之“智井春耕”，安徽《五河县志》“五河八景”之“南薰观稼”、“北渡争舟”、“东沟渔唱”、“西坝农歌”，《郓城县志》“郓城八景”之“独山樵唱” 、“五岔渔歌” 、“潘溪晓渡”等，虽然景中之主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劳动者，也许只是某位隐士骚客，但所表现的则是生产劳动场景无疑。这就使得八景之景观内容不但包含了深厚的历史背景，同时也容纳了生动的现实生活，使自然与人文，历史与现实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从而，了解某地之八景，就可以实现对该地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特点的全方位认识，这大概也就是八景现象广泛流布的原因之一。

二、方志中八景之文化意义先于其地理价值

根据对一千多部地方志的初步调查，我们认为，地方志的八景与其说是一种自然环境的标志，还不如说是表现一种文化意蕴更准确。不过，这种文化意蕴却又不完全是属于地区性的个性特质，而是凝含了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共同品质。

地方志中的八景首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念。如果对八景现象做一个较全面 的了解，就可以发现把某一地区的景色概括为八种、十种、二十种、二十四种、三十二种等等，并不一定意味着此地只有这几种景观，或者必须凑足这几种景观，其实，八景、十景在数量上与客观现实情形的不一致，还是很普遍的，不少人抨击八景中的虚假造作现象，也主要是指这一点。

我们现在看一些地方的八景，有些景观确实很勉强，如乾隆《三河县志》所列“三河八景”之一“南塘落雁”，其实就不过是城南一个积水数十顷的极平常的水坑；乾隆《宁河县志》中“宁河八景”之“芦台玉砂”，指的也只是芦台境内的一个晒盐场。从自然景色的角度去衡量，都不见得有多么特殊的迷人之处。民国河南《汜水县志》在卷首将该县境内的十四种美景的照片印了出来，若从今天的眼光看去，很难感觉出它们有什么美妙独特之处。

但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相信这些景观在修志者及当地人心目中具有特殊意义。因为人们概括并传扬某一景象的最基本初衷，乃在于把自己所处环境包括生产环境描绘得更具有和谐可亲性。也许人们生产生活的环境其实是很平淡甚至非常艰苦的，或者说自己的生产生活以及心情并不是多么乐观浪漫的；可是，人们觉得生产与生活的艰辛并不是自然环境的过错，而且，生活之艰辛以及心理之郁闷，正需要自然景观来弥补和抚慰，所以，想象和创造事实上并不特出甚至根本不存在的景观，不但可以理解，而且还很有必要。

如同治河北《清苑县志》卷十七载时来敏《上谷八景序》所说“借山水之僻，清案牍之尘。”八景其实就是一首首渲情理气的“山水诗”，只不过这些山水诗的创作者和欣赏者，不光有文人，还有普通的民众。文人士大夫们在游历或赴任途中，将所见之景与所感之景写入诗文之中，于是，这些景致便借他们的诗与文而广播流布，明王直《抑庵文集·菊窗十景诗序》说“物不自美，因人而彰。”生长于此地的普通 民众则通过阅读或口传这些诗文，油然而生浓厚的乡土观念和景观意识，并能够无需长途远涉而广收观光赏景之效。同治河北《广宗县志》卷十二载刘橄《宗城八景》“小引”说“宗邑一望平衍，东尤积沙，故无一景，安从八乎？然民淳土秀，地以人灵。苟能现前取足恒景，顿成异观，故不必探九嶷、陆五岳而后快登临之美也。” 乾隆山东《原武县志》卷一《八景说》亦云 “原陵一望平坦，无名胜奇观足供登临。然夫人胸中自有邱壑，苟兴会所至，虽勺水拳石，亦可与桃源、雁宕并作佳丽。”这也就是道光《博平县志》卷二《胜景录》所总结的“景物在地，而玩赏由人。”

△清·张若澄《燕山八景图·西山晴雪》

其次，八景还反映了与天人合一相联系的风水观念。在中国古代相沿甚久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的理想风水模式中，有两样东西即山和水，被提到了异常重要的位置，不但强调山、水与人的亲密程度，对它们分别从哪一方位与人亲近，也有明确的规定。众多的八景胜景，所涉及的自然景观是多方面的，但有两种景观却是共同具有的，即以山、 水为景观的基本生成要素。著名的潇湘八景、燕京八景和西湖十景，分别有山市晴岚、洞庭秋月，西山雾雪、太液晴波和平湖秋月、孤山梅雪，都没有少了山和水，其他的大小八景十二胜，如关中八景、武山十四景、桃源八景、湟川八景、金陵四十景……，几乎没有一个可以离开山和水去孤立组景的。

山水两要素在风水观中，不但必不可少，而且它们最理想的存在状态通常也是“山明水秀” 。这种山水状态作为人的理想居处的重要条件，在八景中也有相应的反映。如北京“燕山八景”中的“西山雾雪”，陕西“关中八景”中的“终南叠翠”，青海“湟川八景”中的“秀岩滴翠”，表现的就是山之明丽；“燕山八景”中的“太液晴波”、“关中八景”中的“蓝水飞琼”、“湟川八景”中的“双溪春涨”，展示的就是水之灵秀。虽然这里的山和水，并不一定像风水学所要求的那样，严格地按照背依群山、前抱流水的位置结构出现，但它们肯定是构成人们生活居住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把这么明丽如画的景观纳入人的生活范围内，正好表现了中国人观其景、游其景而又居其景 的特殊景观意识。福建《永泰县志》卷三“古迹”介绍“龙山草堂”说“营口江氏别业，乾隆乙未建，嘉庆丙辰复筑尺五楼，莒溪八景皆在堂之左右前后，可一览而得。”将自己的住处，精心选择在八景所在的范围内，这充分证明了八景对人的日常起居及精神活动的重大影响效果。虽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八景都符合风水要求，但事实证明，多数八景尤其是小范围的八景，往往同时就是最好的风水宝地。

△清·朱集义《关中八景·太白积雪》

再次，八景现象还表现了中国人的对称和平衡意识。根据初步探寻，八景一词最早为道教所使用，指道教八个受仙时间里的自然气色景象和八方之景，以后才逐渐借用到现实世界，指称人们生产和生活中所及的美妙景象。但从某地景象中选取四种、八种、十种、十二种等等双数的景观，正可以从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比较全面又非常对称地说明该地的地理环境。我们所调查的地方志八景，绝大多数都可以从时间、地点、形态等方面，构成一种对称或对比。比如“伊阳八景”的“桃源胜迹”与“云梦仙境”、“凤山朝阳”与“龙崖夜雨”、“瑞云屏障”与“砚山叠翠” 、“紫逻石潭”与“汝水拖蓝” ；“虞山八景”之“虞山叠翠”与“琴水排清”、“两湖钓艇”与“四野农歌”、“弦歌旧俗”与“逊让遗风”、“西郊秋报”与“东郭春迎”；“桃源八景”之“翠绿万行”与“夭桃千顷”、“三台雾锁”与“八垒云屯”、“车马两堤”与“舶舶七省”、“沙滩渔火”与“湖岸晚烟” ；“枣强八景”之“沙岸梨花”与“长河桃叶”、“渡口渔舟”与“平原猎马”、“曲园消暑”与“高阁临秋” 。山东《滨州志》卷十二列出了滨州四景：日观光浮、洋芹香蔼、秀分岱色、清应潮声，而在每一景之后，则又分别注出了东、西、南、北。显然是有意选了四个主要方位上的主要景点。

在这样一些相互对应的景观中，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八景形成过程中的选择、加工痕迹。不过，我们可以怀疑这些被加工过的景观描写的代表性或真实可靠性，却不应该怀疑其中所凝含的属于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因此，创造历史文化价值而不是展示客观自然面貌，就是地方志中八景的最根本意义。而认识到这一点，就能够对方志中八景的地位有一个比较公正全面的理解。

三 、八景遭斥原因与其史料价值

八景所包涵的十分浓厚的文化意蕴，既是它存在的终极根据，也是它招致抨击的最重要原因。其中，措辞最激烈的是清代学者戴震和章学诚。

戴震在为乾隆《汾州府志》撰写“例言”时明确表示，将山川的记叙用来“点缀嬉游胜景”是“小视山川”，是一种“陋习”，他说“至若方隅之观，各州县志多有所谓八景、十景，漫列卷端，最为鄙陋，悉汰之，以还雅。”将八景斥为违反典雅的俗品，其贬之已甚。章学诚则 在《修志十议》中列八景为修志“八忌”之一——忌装点名胜，他认为“如考体但重政教典礼，民风土俗，而浮夸形胜、附会景物者，在所当略。”他在主持修纂《永清县志》时，就将原《和州志》旧有的“八景”全部删去了。后来，孙鎰诒让在《瑞安县志局总例六条》中，继续发扬戴震、章学诚的观点，他说“凡考证方舆，以图学为最要，近代地志往往疏略不讲，而顾崇饰名胜，侈图八景，轻重倒置通学所嗤。”《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康熙《登封县志》时，进一步概括指出“景必有八，八景之诗必七律，最为恶习。”

戴震、章学诚等人如此猛烈地攻击方志中的八景现象，自有他们的原因。因为他们身处学风擅变的清中叶，历史学家秉笔直书、求真务实的天职，极其自然地要求他们竭力地倡导谨严求实的考据学风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而反对浮夸虚妄的轻佻风气。在他们的眼中，方志是记载一地之历史与现实的，如果有太多的附会和夸比，就削弱了其“史志”的性质，是非常要不得的。如章学诚所言“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视罗列八景为恶习，斥其为妨害方志功能与作用的“八忌”之一。

△戴震像

其实，他们所反对的不光是八景，志书中开设“古迹”门以及收人咏写山川胜景的诗文作品，也受到了他们的指责。章学诚曾说“古迹非志所重，当附见于舆地之图，不当自为专门。古迹而立专门，乃统志类纂名目，陋儒袭之，人于方志，非通裁也。”他在《修志十议》中又说“志州县与志名山不同，彼以形胜景物为主，描摹宛肖为工，崖巅之碑，壁阴之记，以及雷电鬼怪之迹，洞天符检之文，与夫今古名流游览登眺之作，收无孑遗，即征奥博，盖原无所用史法也。若夫州县志乘，即当时一国之书，民人社稷，政教典故，所用甚广，岂可与彼一例？”在他看来，志书中固然会涉及山川河流的情况，但仍须以察证稽考其沿革变迁为主，而不该大量罗列相关的诗文题咏。否则，便是舍本逐末、主次不明。

现代文化名将鲁迅先生则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完美而漠视悲剧的做法，对地方志中的八景和十景极力痛斥，他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说“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月明’、‘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浸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 ！’形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

我们今天来看戴震等人对方志收列八景的抨击，应该有比较全面的评价。首先应该看到，他们的思想对于纠正宋明理学笼罩下的空泛学风，肃清其对修志活动的不良影响，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的确不应该在有限的篇幅内，塞进太多的无裨世风的浮泛内容。不然，就会使方志堕变为调笑逗乐的雕虫小技，记录历史也将渐渐为演绎历史所替代。从维护历史真实严肃性以及方志中八景确实存在某些无聊拼凑现象来看，他们的观点是完全正确而且非常有必要的。其实，早在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就曾对地理书中“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 的弊端提出过批评。因为不论怎么说，采滥忽真、夸饰附会都不是史志工作者的态度。

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明白，方志中之八景并不是可以一概否定的无用内容，这正如我们在前文已反复论述过的，八景在文化学、人类学、环境学的意义上，具有很重要的审美效果和教化作用，可以增进人们对乡邑的认识了解，增强家乡故土观念。这一点，古代修志者最有体会。康熙《黎城县志·凡例》称“志与史不同，史兼褒诛，重垂戒。志则志其佳境奇迹，名人胜事，以彰一邑之盛。”清人吴美秀则更鲜明地指出方志有“隐恶扬善”之要求。所谓“隐恶扬善”和“彰一邑之盛”，并不是一味地夸耀乡里，附庸风雅，其中还包含着很朴素、很真诚的爱山川、爱文化、爱家乡的观念，而这一点对于任何人都很需要，任何人也不会反对。所以，尽管章学诚反对方志中滥收诗赋，却主张在地理考和名胜条下适当予以收录，“以证灵杰。”近代方志学家吴宗慈也说“若徒侈人物，泛载诗文，以塞篇幅，其用鲜矣。然不可以此概论方志体裁。” 近代另一位方志学家瞿宣颖则称“旧志滥载诗文固属可厌，然章氏以‘文微’附入正志之后一说，亦有可商。”

方志中的八景诗文，除了映证一县一乡之灵杰而外，其实还有一个很少为方志学家注意到的贡献——辑录保存了大量的近乎亡佚的诗文作品。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历史上的八景类诗文，除了苏轼、乾隆等名人以潇湘八景、避暑山庄二十四景等名景为题的作品外，其余的几乎都被文学史忽略了，因而不少非常优秀的作品一直湮没无闻甚至永远失传了，方志留心于辑录此类作品，并使之得以流传广布。从文学史的角度，它也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瞿宣颖在其《方志考稿·序》中归纳地方志的功用时，就曾明确指出“遗文佚事散见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以地为纲有所统摄。”还有一点，章学诚等人一直坚持方志为史的观点，并要求方志对其间发生的事实如实记载，既然如此，那么作为史实一部分的八景形成及诗文创作，就没有略而不顾之理。

最值得我们现代人注意的则是，虽然八景表现出十分重要的文化创造色彩，但并不是说所有的八景都出自于想象和附会，有相当一部分八景还是真有其景的。只不过经过了若干年之后，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志书中所记载的自然和历史景象，难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不可因为许多景象现在已不复存在，就以为修志者当初都是夸饰和附会。而且，正因为如此，地方志中的景色记录包括八景，就往往可以成为我们认识该地某一时期自然风貌的最好材料。就像宋敏求在《河南志序》中所说的“使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在这个意义上，八景就与志书中地理沿革、人口物产等内容一样，具有了很高的稽古存旧的史料价值。

各地八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历史的遗迹，这些遗迹在今天已经无法寻找了，有些甚至在当时就已不复存在。而将此纳入八景之中，就不仅可以使当地人有一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而且还非常直接地把它的存在时间、原因、方式等事实记载下来，使人们由此依稀可知此地曾经有过的事件、人物和景物。如“虞城八景”之“兔园禾黍”、“李令甘泉”、“商均古墓”，“西宁八景”之“柳沟古刹” 、“上观仙桥”，“郯城八景”之“郯封故墉”、“由吾仙洞”、“书院琴声”等，都是属于古迹类的景点。有些古迹在修志时尚能看到，有些则早已无踪可寻了。像“扶沟八景”之“艮岳晴云”和“桐邱宿雾”分别指城东的东岳庙和城西的桐邱寺，“霑化八景”之“双伴连香”、“青台晚眺” 是文庙内的泮池和城东的一座土台，但这几个景点到修志时均已不存，所以修志者在各景之后特意注明“今废”。假如没有八景的相关记录，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 当地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这些景物和事件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方志将八景放在“古迹”门的主要原因。

对于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衍变来说，气候、河流、植被等因素的变化大概是最引人关注的，八景中的某些景象则可以为我们提供非常重要的认识依据或参照。如“ 剡城八景”之“方湖莲沤”、“龙门桃浪”，“磁县八景”之“官路荷风”、“台城烟柳”，“德县十二景”之“伊亭柳浪”、“射圃槐阴”、“曲沼荷风”，“庆云八景”之“杏岸晓云”，“沙河八景”之“洛阳梨花”，“望邑八景” 之“北平翠微”、“东岭芳艳”，“伊阳八景”之“帆山叠翠”，“磁县八景”之“贺兰积雪”，“剡城八景”之“仙洞雪壑”，“琅邢八景”之“神峰积雪”，“沙河八景”之“西山积雪”，就基本可以反映出当地当时的植物品种、植被状况及气候状况。如在“朝阳旧八景”之“冠山耸翠”之下，修志者注曰“山虽土丘，然冈陵突起，草木葱郁，寻芳胜地也。” 表明此地的植被状况在某一历史时段还是非常不错的。但这些情况又极易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很大的变化，如对“滨州八景”之“榆林晚照”，修志者这样解释到“州之西郊二里许有榆林，日没光晦，林中犹带余映，其土人多寿，说者谓桑榆暮景之兆云。今林无。” 曾经富有迷幻色彩的一片榆林，现在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历下八景”之“趵突腾空”今景

各地八景中，多有涉及河、水之景，该地的水文状况因而即可通过八景而得到某些折射，如“商河八景”之“龙潭黑水”，“沙河八景”之“龙潭瀑布”，既可作为一种自然奇观，同时也能反映出此地的水文状况。而那些涉及比较重要的河流的景观，则往往可以作为我们了解河流走向及河道情况的重要信息，“济河八景”之“济水左绕”，就很明确地表明济河在此地是绕县城之左侧而过，而雍正《邱县志》卷一在“平恩八景”之一“黄河禹道”之后，则解释说“汉河人海由贝邱、漯川二渠，至新莽后则专用漯川，其道出东线而此渠遂涸，故断为神禹旧迹。”在一景之中就同时包含了历史及当时的状态描述，对于我们今天及今后了解黄河在某一地段的流向是非常有价值的。

当八景景观被我们认识并认真地辨析甄别后，它的史料价值就有可能转化为可贵的经济价值，为现代人的生产生活提供有益的借鉴。比如从八景记录的古迹中，发掘出比较有意义的旅游景点，可以充分地满足人们穷幽探古的心理需要。而那些自然的景观，若加以适当的加工完善，更可以成为丰富的旅游资源。比如“沙河八景”有“温泉清流”，“琅琊八景”有“野馆汤泉”，“西宁八景”有“温泉午浴”，若能将当地的这些地质资源与其他的历史资源、环境资源结合起来予以考虑，则完全有可能开发出同时满足人们寻幽、观光、健身需要的丰富资源。所以，八景的价值将不仅是历史的，还将是现实的。关键仍在于我们如何认真地辨别它的虚构性与实录性，并准确地把握二者的关系与界度。

原文刊载于《文献》2003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

本期编辑：邵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