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程怡副教授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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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官网发布讣告，该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程怡于2024年3月21日逝世，享年71岁。

据公开资料显示，程怡（1952—2024），女，1952年8月生，1983年华东师大中文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程怡老师主要从事汉魏六朝文学研究，教授课程包括中文工具书、历代文学作品选、汉魏六朝文学专题等，曾被评为华东师范大学最受欢迎的老师。

著有《汉魏六朝诗文赋》《西藏，遥远的眼神》《＜吕思勉国文课＞导读》《释韵》《也论老子大音希声》《失去的天真——“思无邪”传统批评的批评》《正统与异端——试论魏晋清谈中 “音声之辨”的意义》等。

程老师书教得好，文章也做得好，《老房子》就是一例，全文如叙家常，娓娓道来，感情内敛深挚。斯人已逝，本号特推送此文，以为纪念。

程怡老师千古！

老房子

程怡

爸爸是在家里静静地去世的。在这所房子里，他生活了近三十三年。在他坎坷的一生中，这是住得最长久的一处了。我小时候，觉得搬家就象游戏一样寻常、好玩。

程怡的父亲程应鏐（1916-1994） 上海师范大学首任历史系主任

搬来这幢小楼的时候，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卡车到门前的时候，围观的孩子堆里有人小声说：又搬来一家右派。“又”这个字眼儿我记得很清楚。它把我们和邻家的孩子们隔开了。

我很小就学会不喜欢人了，但我喜欢这房子，喜欢朝南的宽宽的台阶，喜欢阶下那个小小的、用矮篱笆围起来的花园，我和弟弟童年的很多快乐都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在台阶上玩“造房子”，在自己划好的白线格子里，把一块小石头从一个格子踢进另一个格子，不能踩线，不能出格。有时候我们把房间当助跑区，冲出房间在台阶上起跳，比谁跳得远。先前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人家在院子里养了一小片草皮，我总能蹦出草皮，膝盖上沾不少黄泥巴，而弟弟不肯用力跳，他跳到草皮当中就仰面躺下，伸着两条又黑又细的腿晒太阳。妈妈说他贫血得厉害，老给他服铁剂。春天下雨的时候，草地上有一种极小的蛙，我们捉了好多放在脸盆里，看它们在清水里游泳；夏天，午饭以后，我们总被命令躺下午睡。台阶被太阳晒得冒烟，我们眼睁睁地听着院子里树上的知了有气无力地叫，有时候光着脚溜下火烫的台阶，一会儿就能逮回几只知了，甚至把它们烤熟了洒几粒盐，有滋有味地嚼。

现在的孩子，不再玩我们玩过的游戏了。不过我记得，我们当时哪怕是在最兴奋、最无法无天的时候，都不敢大声尖叫。我们总有一只耳朵竖着，只要一听到楼上爸爸的脚步声，小小的心居然也能体会到那一分沉重。爸爸老在书房里写啊写，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写一本书，叫「南北朝史话」，但这本书的出版是在十八年以后。爸爸那时候抽好多烟，还吸烟斗，推开书房的门，那一缕缕浅蓝色的烟雾就会从门缝里飘出来，好闻极了。冬天，很冷的时候，他会穿上他的大棉袍子，戴上他的大围巾。那样的袍子和围巾我们在电影「青春之歌」里见过。等我长大以后，我才知道爸爸真的参加过“一二·九”，当过敢死队员，不过他当时并没有穿这样的袍子，燕京大学的学生是不穿中式长袍的。

《青春之歌》改编自杨沫的同名长篇小说，于1959年上映

妈妈老生病住医院。哥哥上高中，姐姐上初中，简直不和我们在一起。爸爸工作的时候，是不许我们进书房的。但有时候，觉察到我在他的门边探头探脑，他就会放下手里的线装书，招呼我进去。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所以每回我都忙不迭地爬到他的膝上去，他那件袍子的面子是绸的，又凉又滑，用手摸摸或是把脸在上面蹭蹭，可真舒服。那种时候，爸爸常常教我背一首古诗──带点儿板烟味儿，带点儿线装书味儿。但我小时候念过的大多数诗却是在夏天的晚上，在宽台阶上乘凉的时候跟爸爸学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依稀记得，念陆游的这首诗，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已经困极了，还不肯回屋子睡觉，趴在爸爸的膝盖上，爸爸摇着大蒲扇，满天的星斗都朦朦胧胧的，突然，爸爸那江西乡音很重的深沉的声音使我睁开了眼睛，我不知道那奇特的吟啸中有什么，但我一下子记住了这首诗。三十多年以后，当美国人 Hoffman问我学中国古典文学是否受了我父亲的影响时，我心中即刻浮现了宽台阶上的夏夜，那星空、那诗和爸爸的声音。只是，Hoffman 夫妇来访的时候，爸爸已经有大半年说不了话了。

姐姐功课很好，但没有考上高中，于是去了新疆。走以前，在台阶的东侧，紧挨着先前那家种的那棵木香，她栽了一株淡黄色的蔷薇；哥哥比她早一年离开家，上了北京农业大学，他从小喜欢种点儿什么养点儿什么。我们搬来这所房子以后，他在楼下的窗户边掘地，掘出了一棵葡萄根。在草皮的西南角儿，原先的房主人种了两棵无花果，但都蛀了，也不知道哥哥怎么倒腾了一下，无花果又结果了，葡萄也上了架挂了果。但这却给我和弟弟带来了苦恼和屈辱。常常不等果子成熟，周围的孩子就会来洗劫。篱笆倒了，花也被踩得乱七八糟。如果我们干涉，他们就会用绿葡萄扔我们，拿弹弓打我们家的玻璃，爸爸开窗户教训他们，窗下就会爆发一片喊声：“老右派，小右派，老右派生小右派。”我们哭，爸爸就笑着抚慰我们。

只有台阶东侧的花障是我们的。黄的蔷薇和白的木香，在初夏时盛开，下午的宽台阶上，常常撒满了洁白的花瓣儿。做完功课，我喜欢坐在台阶上，细心地拣那些花瓣，叠成一叠，闻闻它的幽香，再将它们撒到阶下的绿草地上……到了下雨天，我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敞开的落地长窗边上，听着那淅淅沥沥的雨点儿，滴滴答答落在花丛中和葡萄叶儿上。我想不出来，童年时，除了这台阶，我还在什么地方这么长久地坐过。

七九年以后，楼下的房子重新归还我们，那时候，我已经进大学念书了。木香从文革起就不再开花，黄蔷薇被文革中住在楼下的不知哪一家挖掉了，因为它不能吃，那家喜欢种丝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台阶下每年春天都会钻出几树芭蕉，其中总有一树长得特别高，叶子伸展到楼上的窗台边。残夏，雨打芭蕉，那声音很孤寂。爸爸生病前的几年，住楼上，很少与我们交谈，我长大以后，对爸爸的书房就不再有兴趣。有时候，我还跟爸爸念诗，不念杜甫，也不念陆游，而是念阮籍的咏怀诗。“独坐空堂上，谁可与亲者？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日暮思亲友，晤言用自写。”我都活到了念这种诗的心境，爸爸当然就已经老了。

《咏怀·独坐空堂上》是《咏怀诗》中的第十七首

再回到童年吧。当时我们的东邻，住着个青年音乐家，被迫辍学，据说是因为崇拜贝多芬，那时他十八岁。为了洗清所谓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他去建筑工地推小车时伤了手腕，钢琴家是当不成了。他的头发花白的老父亲，从北方某音乐之城把自己的钢琴给儿子托运来，于是，又高又瘦的他便整天整天地坐在琴凳上。那时而激昂热烈、时而温柔忧悒的琴声，穿过台阶东侧的花障，落在日影斑驳的台阶上，然后，又袅袅地上升，回旋 ，向着令人神往的澄彻明净的天空……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音乐就是老房子冷清清的台阶，是宁谧的夏日的午后，是抚慰人心的宽容的微笑，是爸爸教我念的那些诗。我也曾离乡背井，也有过痛苦揪心、感到明天和今天一样毫无指望的时刻，那种时候想到我的家，想到这所老房子，从很远的记忆中，总会有那么一段熟悉的旋律飘啊、飘啊、飘过来，深深浅浅，落在那永恒的台阶上……

六五年秋天，我上初一了。由于当时强调的“阶级路线”，我连重点中学的考场也没资格进去，就进了我家附近的一所普通中学。开学前一天晚上，下大雨，雨点砸在宽台阶上，腾起一阵阵铅白色的雾。忽然，琴声响了，随着风声、雨声一道叩击着我的心灵。不可能！因为音乐家已经到北方某音乐学院去了。我还问过他去干什么，他说上学；我问他上几年级，他说一年级。我一本正经地告诉他，我马上也要上一年级了，不过是初中一年级。然而此刻，我真的听到了《悲怆》的主旋律。俄国人的《悲怆》。我第一次听邻居弹这支曲子的时候，正好在跟爸爸念李义山的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当时在心里融合了这音乐和诗，感到自己正费力地和一种珍贵的东西告别。孩子也许不会有这种理解力，不该有这样的惆怅，但我，是在老房子后院的宽台阶上孤独地长大的……

第六交响曲《悲怆》被认为是柴可夫斯基一生总结性的代表作品

很多年以后，爸爸告诉我，反右时我只有四岁多，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很严肃地问爸爸：“人家都说你是坏人，你是吗？”爸爸说当时简直要落泪。我记事太早，所以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因为如此，我一直不认为自己和其他孩子是平等的，直到我十四岁，直到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

成群结队，来了那么多戴红袖标的人，家被一遍又一遍地抄查。宽台阶上满是散乱的书籍和纸片。沈从文先生送给爸爸的老黄色的大盘子被砸成了碎片，因为那上面盘着两条赭色的龙。有孩子伸手拣那磁片，但更多的孩子只是静悄悄地围观，他们的眼里是探究，是迷乱，是担心，似乎都预感到这一场灾难会迅速地蔓延到我们这个小区域的每家每户。我倒真有点幸灾乐祸了──以后你们骂我们，我们也可以回骂你们了。可怜，这就是苦难使我第一次感到的平等。

程应鏐（ 中）与沈从文、张兆和夫妇（1986年）

翻箱倒柜是最令人难堪的。虽然我和弟弟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们认为最可能丢脸的东西──妈妈 的两双高跟鞋──“转移”到一条臭水沟的污泥里去了，却仍然不得不看着他们在台阶上当众打开我们家唯一的那口大樟木箱：首先是爸爸的那件袍子，其次是他的几件旧旗袍，然后是我们全家的几件破旧的毛衣。也不知是谁，抖开了爸爸的旧汗衫，小孩子们忍不住咧嘴笑了，几个正在翻爸爸的书籍和抽屉的大学生，表情也莫可名状。弟弟咬着嘴唇瞠视着被兜底翻了过来的大箱子；而我，则透过那件旧汗衫肩背上的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洞，看到了老房子的台阶，看到了一个支离 破碎的世界……

就这样，我告别了 我的少年时代。这告别仪式，今天想来，却是饶有兴味的。

几年以后，我和还不满十五岁的弟弟一起去了北大荒。先前住在这所房子里的音乐学院的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孩子是反右以后发配去了北大荒的。据说，他们家有两架钢琴，楼下那间大房子里，放的是一台三角钢琴。邻家的孩子们因为这一点，老是谈起那家右派。我不知道三角钢琴怎么搬到北大荒去，还想了很久，真傻！

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盛行过这么一说：“把被‘四人帮’夺去的青春夺回来。”对别人来说，被夺走的是文革这十余年，可对我来说，远不止这些。更何况有些东西是不能夺去了又夺回来的。爸爸一九七九年获得了“改正”，我和弟弟在这一年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楼下的房子归还我们家的时候，好象已经是八零 年了。爸爸身兼数职，拼命工作，直到 八二 年春天，发现他得了鼻咽癌，我和弟弟每天轮班儿去医院陪他，才有了跟他聊聊天的时间。那时爸爸常说：“我平生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你们两个双双考上大学，即使我只有五年好活，你们也都大学毕业了。”五年以后，爸 爸再次病倒，不是癌症复发，而是远比癌症更可怕的疾病──文革中，他挂过几十斤重的铁牌子，颈椎受了严重的外伤，渐渐地，骨赘突入椎管压迫了神经。腿不能动了，手不能动了，喉反射越来越差；由于无法吞咽，只能靠鼻饲维持生命。在辗转病榻的七年当中，我始终陪着他，还有妈妈，还有这老房子窗外那冬夏不易的绿色。只是宽台阶不复存在了，爸爸生病以后，我们把它改建成了一个澡房。

爸爸的生命越来越脆弱，越来越无奈，我的护理也越来越艰难。最后一次给他换鼻饲管，从六月十七日一直到十八日，怎么也插不进去。我连着两夜不能入眠，心都痛了。爸爸被折腾得很苦，居然还对我笑，逗我。请了医院的外科医生和助手来，仍插不进。大夫说，如此只能去医院做造瘘手术。六月十九日，我总也忘不了这个日子。凌晨，我刚睡下就醒了。给爸爸翻身以后，我又拿起了胃管，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真有上帝，但这一刻，我相信他正看着我。我轻轻地试插，终于，进去了！爸爸仍对我笑笑，我高兴得热泪盈眶。虽然，三天里我只断断续续睡了三个半小时，此刻却兴奋得睡不着了，干脆打扫房间，收拾三天来凌乱不堪的屋子。

这一天，太阳很好。八点多钟，有人敲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中国女人，一个外国男人。女的说：“我小时候住在这所房子里，想进来看看，行吗？”她介绍了她的先生 Hoffman 。我当时心里正快乐，当然请他们进来随便看看。我从来没见过这所房子的前主人，但他们是我童年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上楼以后，我突然想问问她姓什么。她说：“我姓于，叫于上，我的父亲叫于仲海。”我在东北插队时，我的一个叔公曾教过我几天声乐，“于仲海”正是他崇拜的一位声乐教授。于仲海的经历，于仲海的教授方法，哪些哪些人受过于仲海的调教，常常挂在他的嘴边。真没想 到，于仲海和我们住过同一所老房子。我问于上记不记得我那位叔公，她说当然记得，还说要给他写信，“当年他对我父亲很好。”于上的态度非常真，我就和她聊了起来。六十年代初，哈尔滨成立了一个艺术学院，我的叔公任音乐系主任。“哈艺”的教授，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北大荒，当时文艺界有很多右派被发配北大荒。文革中，有人说“哈艺”是右派分子的保护伞，“哈艺”就此撤销，部分并入哈尔滨师范学院艺术系。我有个堂叔当时也从中央乐团下放到那儿教声乐，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于上倒记得。

后来，他们坐在我屋子里喝茶，我们的话题也越来越多。 Hoffman 很惊讶我有那么多书，他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教书，教中国古典文学。“那是什么？”他问。“主要是诗。”我的英文只能回答最简单的问题。“诗？我也写诗，但在美国，我得干别的工作才能生活。”我告诉他，我的工作就是给学生讲古代的诗。“古代的？”他的眉毛一跳，终于说出了“李白”二字。我和他的太太都笑了，难为他知道“李白”。

于上和我同年，排行也是老三，她十七岁考入哈尔滨歌剧院当演奏员。我告诉她我十七岁去东北插队。于上后来去沈阳音乐学院进修，我从小崇拜的东邻音乐家，还做过她的老师；而音乐家的母亲，于上说：“就跟我妈妈一样善良可亲。”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被一位工友无故追打，正是那位音乐家的母亲保护了我，斥退了那位工友。于上的哥哥和我的哥哥文革中都坐过五年牢，她的嫂子是清华建筑系某名教授的女儿。我叔叔也是清华建筑系的教授，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后，妻子跟他离了婚，后来改嫁了梁思成。我叔叔和于上提到的那位教授是很好的朋友。于上还有一位姑姑和姑夫在北京农业大学教书（后来我哥哥告诉我，那对夫妇都是他的老师，而于上的哥哥是他的小学同学）。谈着谈着，我们就象是认识了一辈子似的，气氛越来越亲切。“呀！这世界真是小啊。”她大笑。我也有同感：“是啊，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有许多人，我们都认识，说来和这老房子还都有点儿关系。

程怡的叔叔程应铨同子女合影

于上告诉我，她是八四年去美国的。当时她爸爸全身瘫痪，“就象你爸爸现在这样，成天躺着，但头脑很清楚。”八五年，她爸爸去世了，她老为此自责。八八年，她的妈妈死在国外。“我妈妈，你妈妈，杨妈妈（那位音乐家的妈妈）……她们都是那种心地善良、意志坚强，瘦瘦小小的女性，受过良好教育，却把全部生命和爱，献给了丈夫和儿女，”于上说：“老一辈的中国知识女性造就了我们，”她很动情，还想说什么，一摆手，却没再继续。我想我能体会她对父母的感情，特别是在她重归故里的时刻。她说她离开这所房子的时候，只有六岁，她的弟弟是反右那年生在这所房子里的。她后来住过很多房子，去过很多地方，“真奇怪啊，只要梦到家，总是这所房子；如果是恶梦，这房子就变得破破烂烂，哭醒了，就总想回来看看。”她一边说，一边比划着当年她的床放在屋子的哪一边，钢琴放在哪一边。“魂牵梦萦啊，真的！这次我先生来中国讨论‘罪犯和人权问题’，我就下决心回来了。这是一个几十年的心愿呢！”她说这地方真和梦里的一样破败了。本来她已不想再进屋，但她的丈夫说服她敲了我家的门，结果呢，她冲动地抱住我说，她现在更相信这房子里有一种神秘的奇妙的非常精神化的东西在延续。我不太习惯这样亲密的表达方式，故意冷静地淡淡地说：“这房子马上就要拆了，真的！”我分明看到她脸上立刻表现出遗憾和不解，心里居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

Hoffman 一直在和我妈妈聊天，看我父亲的照片，听我妈妈用英文讲一些关于这所房子的人与事，因为他不会说中文。后来，他坚持要妻子充当翻译，因为他想跟我聊聊，而我无法用英文谈我想谈的问题。 Hoffman 是学哲学的，听说我喜欢维特根斯坦的书，他很开心。他说他研究过梁漱溟，我马上说：“梁漱溟很傻。”他困惑了。于上终于让他明白我所说的“傻”具有无可理喻的天真的意思，于是 Hoffman 断言：“梁象我们美国人。”我说那可不一样，梁漱溟是地道的儒家。“儒家？”于上不知道该怎么翻译了，说了半天， Hoffman 还是不懂。这当 儿我开始做英文造句，决心“诲人不倦”了。我举例说，儒家认为好皇帝要“让人家讲话”，那么，坏皇帝就不让人家讲话，每个人都有讲话的权利，让你有权利的，就是好皇帝等等。 Hoffman 不愧是专家，他一听懂我的话就说：“权利不是让你有才有的。”于是我们都笑起来。他说，美国人现在到中国来的多了，但他们其实不了解中国。于上说，美国人就知道怎么 make money 。我说，现在到中国来的大多是商人，我从来不认为商人有了解中国文化的必要；但将来中美间的交往层次会越来越高，那时候，就会有更多高层次的美国人了解中国的文化。“那时候 ，你就会更理解你的妻子，也会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古典文学专业、喜欢我收入微薄的教师职业了。”我对 Hoffman 说。他说，他觉得我所有的选择都受了我父亲的影响。我说不完全是。他坚持说完全是。我忽然也冲动起来，不太礼貌地说：“你不懂！”于上强调了“你不懂”三个字， Hoffman 突然很激动地说了很多，并且不容他的妻子打断他。我大概明白了他想要说的，并且有点儿喜欢这位美国人了。他说他并不认为美国人只懂得赚钱，譬如此刻，他就在我和他妻子怀旧、谈话等“现象”中，了解到一些渗入我们生命和血液的中国文化精神等等。“还有您的那 些非常美丽的故事，”他认真地对妈妈说。

他们突兀的来访一直持续到下午一点半，我实在没有东西请他们吃，否则，谈话还会继续下去。告别的时候，我们已是朋友。人世间有些奇特的缘分──我和于上，我们父母的生命的延续，在这寻常而又不寻常的一天，聚合在这所住过我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老房子里。我们这两家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与我们两代人有关的历史，从他们来访之后，就一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然而当我终于提笔写这老房子的时候，爸爸已去世了，他没有活到八月一日他和他 的金婚纪念日。七月二十五日晚，他安祥地在家中辞世。前两天，我收到于上寄自美国的信，信上的第一句话是：问你 的父母好！我突然觉得，爸爸并没有离去。这房子拆也罢，不拆也罢，爸爸总和我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失掉这一精神的家园，不会！

来源：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上海学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