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狮”会梦见科学怪人吗？

经常有人提到，说拿破仑曾把中国比喻成一头“睡狮”，认为它醒来后会让世界发抖。事实上，学术界已经考证得比较清楚了(详情可参考单正平的《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石川祯浩的《晚清“睡狮”形象探源》以及施爱东的《拿破仑睡狮论：一则层累造成的民族寓言》等)，从史实的角度来说，拿破仑本人顶多只说过中国人会觉醒，至于“睡狮”这个形象，并非他的发明，而是一个层层累积起来的“神话”，而它的创造者其实是梁启超。事情的简要经过大概是这样的：

曾国藩的儿子、公使曾纪泽，曾在1887年发表过一篇《中国先睡后醒论》，说中国人将要觉醒(元素一)。此文影响颇广，到了1895年，日本“宪政之神”尾崎行雄就谈到了曾纪泽的这个说法。而当时，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也在欧洲掀起了一股“黄祸论”。此外，曾纪泽在英国时又常去观赏狮子(元素二)——当时“狮子”是大英帝国的象征——并创作过关于狮子的画和诗。后来，天津《国闻报》在1898年曾刊登过一篇译自英国报纸的文章，说中国人口众多，一旦出现拿破仑式的人物，就将成为欧洲人的祸患，成为“佛兰金仙”(元素三)。严复在此加了个按语，说“佛兰金仙”是一位英国闺秀在小说中写到的“傀儡”，一旦触发机关，使其觉醒(元素一)，就会伤人，欧人以此比喻中国。一个月后，梁启超就在保国会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了曾纪泽和《国闻报》上的内容。又过了几个月，戊戌政变，梁启超流亡日本，并于翌年做了一个梦：梦中听闻隔壁有几个人聊天，其中一个说自己昔年曾在伦敦博物院见到一只狮子状(元素二)的怪物佛兰金仙(元素三)，平时昏睡，但若触发机关令其觉醒(元素一)，则会伤人，而曾继泽曾称之为“睡狮”。至此，“睡”、“狮”、“怪物”三大元素胜利会师。不论是有意识的创造还是无意识的记错，总之，梁启超将“怪物睡狮佛兰金仙”的命名权转赠给了曾纪泽。

这个“佛兰金仙”，如今译为“弗兰肯斯坦”，源自目前已被公认为世界科幻小说起点的《弗兰肯斯坦》，由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于1818年创作，讲述一位渴望成为造物主的科学家、“现代普罗米修斯”弗兰肯斯坦创造了一个像人一样的生命，并最终被这个怪物杀死，有浓重的哥特风格。由于怪物给读者的惊人印象，所以人们也常常用造物者的名字来称呼它。于是我们才发现，那只至今萦绕国人心头的“睡狮/醒狮”，居然是被文化基因工程大师梁启超改造过的科学怪人！

从梁任公以后，“睡狮”开始流行，逐渐成为中国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象征。孙中山也曾撰文说过，西方人担心一旦向中国输入文明，就会造成“法兰坎斯坦事故”，但其实中国人最爱和平。后来民国成立，中国青年党还搞过“醒狮运动”，并以《醒狮周报》为机关刊物，还曾想劝梁启超入党，不过那时他们已经将“睡狮”的发明归功于曾纪泽了，也不再提什么“佛兰金仙”了。到1925年孙中山逝世，狮子更成为革命之父的象征了。虽然1934年上海放映了电影《科学怪人》，但那时不知还有几个人能将它与“醒狮”联系在一起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睡狮说”的知识产权一度被分派给卑斯麦、威廉皇帝和拿破仑，直到上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拿破仑的中国睡狮说才彻底一统天下，成了“历史常识”。

有意思的是，就在“睡狮”开始流行的同时，法国的凡尔纳也漂洋过海，来到东方。1902年，梁启超本人创办《新小说》，发起一场以小说而“新民”的运动。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平生惟一一部小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同时还刊发了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并将其作为“泰西最新科学小说”推荐给读者。在汉语世界里，“科学小说”也正是今天所谓“科幻小说”的前身。需要强调的是，英文中的“science fiction”这个概念也是到了1926年才出现并逐渐普及的，所以凡尔纳并不知道自己写的“科幻”，尽管这不妨碍他今天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科幻作家。

晚清对“科学小说”和凡尔纳的发现，无疑受到日本的影响。从1878年的《新说八十日间世界一周》开始，凡尔纳就成为明治时期日本最受欢迎的外国作家之一。而到了1900年，中文版的《八十日环游记》也诞生了。这是凡尔纳第一次进入汉语世界，所以他应该是第一个被引进到中国的科幻作家(如果不算爱德华·贝拉米的话)，这比他的宿敌H·G·威尔斯早了几年。随后梁启超又在1901年翻译了他的《十五小豪杰》，无疑是因为原著中的冒险和进取精神正符合《少年中国说》所期待的少年气质。不过像当时的普遍情况那样，凡尔纳作品的文化旅行也要经过几次中转，通常要从法文出发先抵达英文港口，然后进入日本中转站，最终再抵达中国。结果之一就是，他有了五花八门的中文名：焦士威尔奴、弗恩、J·佛尔诺、迦尔威尼、浮痕、舒勒维纳，还有误会成“英国萧鲁士”、“英国威男”、“美国培伦”，或干脆“佚名”，因此，尽管在1896年到1916年间介绍到中国的域外小说家中，凡尔纳是译本最多的前五名——年轻时代的鲁迅也是凡尔纳的译者之一——但当时的读者恐怕很难把这些作品归纳到一个作者名下来理解吧。更有后世的人把“焦奴士威尔士”干脆误会成是“英国威尔士”，这对儿彼此从未谋面过的宿敌就这样在一起了。

不管怎样，凡尔纳的众多小说，体现了“科学”作为一种席卷全球的话语的独领风骚。尽管“科学”在甲午前后已传入中国，但比较广泛的运用也是在1902年之后，并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以此才有了国人熟知的“科学社会主义”和今天作为国家战略的“科学发展观”。而“小说”也正在文明激荡的背景中冉冉升起，成为文化疆域中超级明星，当两者结合起来，自然意义深远，背后则是东西文化碰撞中的一整套“民族”、“启蒙”、“理性”、“历史主体”、“进步”的观念。

据学者们考证，“中国先睡后醒论”很可能是曾纪泽从基督教的“唤醒”使命中化用出来的命题。“唤醒论”并非曾纪泽的发明，也不是针对中国的专利，而是普遍存在于西方世界对日本、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描述，背后整个西方对于整个东方的一种“文明VS野蛮”的居高临下。

因此可以说，凡尔纳和“睡狮”在古老东方的流行和经久不衰，正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方面，他们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梁启超本人，也可以视为一位留着辫子的盗火者。要知道，狮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预警灾难、镇邪驱妖的含义，并有丰富的佛教内涵。当年梁启超初见康有为，就说老师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自己“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从此才知道世上有所谓学问。所以修辞大师梁启超，在“少年中国”之外奉献的这又一个病毒式新形象“睡狮”，也算得是一种“西体中用”吧？如此一来，事情便饶有趣味，引人浮想——

如果说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讲述了一个经过炼金术和科学训练的“现代普罗米修斯”盗取上帝的特权创造生命又反受其害的悲剧，传达了在人类历史的新阶段中对未来走向失控的某种反现代性的焦虑，那么梁启超的“睡狮”、《新中国未来记》、翻译凡尔纳，则是一位经过传统文化训练的知识分子试图“盗取”西学，在“老大帝国”的残躯基础上再造一个“少年中国”。而天朝的沦陷和渴望复兴，也正是始于与大英帝国的交锋及沦陷。从此，在两个世界体系及其规则的冲突中开启了中国的“现代”进程，从魏源到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这一批知识分子，都试图重新排列自己在新的世界图景中的位置，并从一开始就在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时，带有一种明显的国际主义面向，不论是康有为的《大同书》还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或者梁启超对“三代之制”曾有过的倾慕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批评，都无疑显露出他们既渴望中国迈入“现代”，从“世界历史”的落伍者或“没有历史”者进化成先进者，同时又希望以自己的历史实践为契机，为全人类提供某种能最终在“未来”克服并超越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可能。

时至今日，一个世纪已然过去。令人唏嘘的是，旧的寓言虽已重述，但新的“妖魔化”仍在继续。就在前一阵子，中日两国外交官员在英国《每日电讯报》互相指责对方国家是“伏地魔”，这是又一个“英国闺秀”创造而风靡全球的“怪物”形象，不知道后世的人们对此将作何感想。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在“睡狮”之前，在西方更多代表中国形象的动物是“恶龙”。而早在唐代，就有一个故事：西域进贡的狮子，在长安西道的井边感受到了不安，在它的怒吼之后，风雷大阵，一条龙从井中飞升而去。

没有比这更好的寓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