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叮当与哆啦A梦谈美国的文化冷战

大概是90后以前的人，总是把《哆啦A梦》叫做《叮当猫》。最近的一些自媒体抓住这个点，故弄玄虚说这是一种曼德拉效应（指集体记忆不符史实）。事实上《叮当猫》的确曾经是《哆啦A梦》的翻译。《哆啦A梦》最早进入华文世界的翻译的确是叫做“叮当”。

从《叮当》谈起

不错，《叮当》就是今天我们熟知的 《哆啦A梦》。这个源自日本杂志的儿童漫画，最开始就是由《儿童乐园》引进香港。为使漫画符合香港现实环境，编辑对内 容做了一些改动，例如把角色穿的和服改成本地儿童服 装，给漫画中角色起本地化名字，今天流行的"叮当” 、"大雄"、"静宜"等中文译名，皆源于此。叮当故事最早岀现在1973年5月16日岀版的《儿童乐园》第489期，推岀后大受欢迎。

从1973年出版的第489期开始，当时的编辑张浚华引入《叮当》漫画，并作本土化的改编，如把人物穿的日本和服换成本地穿着，而“叮当”这个名字就是由张浚华所取。在《叮当》的人气带动下，《儿童乐园》变得更受欢迎，1976年起甚至开始出《叮当》单行本，但无论是连载还是单行本，其实一直没有得到日本出版社的授权。

90年代，其他公司购买了《叮当》版权，而《儿童乐园》只好停止连载，但模仿创作了《IQ蛋》系列。失去《叮当》后，《儿童乐园》销量持续下滑1995年索性停刊。在1006期，《儿童乐园》只是用一小块版面宣布停刊消息。

1996年9月21日，藤子·F·不二雄病逝。去世前，他留下遗愿：希望亚洲地区统一改以日本音译，使每个不同地方的读者只要一听就知道在讲同一个人物。于是，自1997年起，香港和台湾两地出版的《叮当》一律改名为《多啦A梦》。

《儿童乐园》冷战的宣传刊物

为什么我要突然讲《哆啦A梦》的故事呢？因为首先将它引入华文世界的《儿童乐园》其实是一本冷战时期的美援刊物。

《儿童乐园》创办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两种意识形态也在香港这个小小的地方展开交锋，《儿童乐园》背后的友联出版社，其右派立场及资金背景是美国。

（《儿童乐园》出版日期采用民国纪年）

美国中情局的长程计划为什么美方要把儿童纳入宣传之中？在美国中情局的计划构思中，青年和学生是重要的目标群体，对东南亚而言，海外华人青年更是美苏双方阵营竞相争夺的对象。在中情局的思考中，以香港作为中文宣传品的中心，并以香港联系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透过中文报刊等慢速媒体可以将海外华人联系起来，报刊作为信息的媒介，不仅是海外华人信息的来源，也是海外青年活动组织的重要据点。

根据美国中情局的观点，宣传必须置入“长程”（long range）的规划思考中来设想。 中情局所谓的长程，指的是被宣传者的接受年龄层往下延伸，易言之，掌握儿童和青少年，就等于掌控了宣传的未来。因此，不仅青年学生，包含儿童的意识型态也都必须纳入规划之中。例如中情局在DTPILLAR计划中提到，中情局计划在香港出版的六种中文期刊，分别针对知识份子、商人、儿童、学生和电影观众出版刊物。

我们可以看到儿童有别于知识份子、商人和学生等，独立成为一个类别，这个计划在香港得到支持，同时这些中文出版品可以行销东南亚的海外华人：

透过DTPILLAR，六本中文期刊分别针对知识分子、商人、儿童、学生和电影观众，在香港出版，并在东南亚华人社区发行。

《儿童乐园》的诞生

《儿童乐园》的诞生是自由阵营针对左翼阵营文化宣传的反宣传，在美国新闻处、中情局和自由亚洲协会评价香港和东南亚的宣传情况后所做的响应。友联是第一个进入儿童领域的出版社，透过发行《儿童乐园》半月刊（1953年1月）。这份儿童刊物的诞生始于美国官方的一份评估报告书。

其报告指出，漫画是中国传统的宣传媒介之一，在香港的漫画可以概略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奇幻漫画，往往具有中国历史背景，但往往也流于娱乐化的倾向，例如以中国古代人物或是传说故事加以改编的大众化故事。第二类是政治类漫画，往往挟带特定的政治意识型态，以香港而言，读者更偏好娱乐性的漫画。 这份报告指出香港的书报摊具有完整的行销系统，再加上在地知识份子的协助，美国新闻处可以在香港进行文化宣传。

（92期《儿童乐园》，在〈各国的国旗〉篇中，显示了杂志的取向）

这份评鉴报告主要说明左翼透过漫画在香港进行宣传，而自由阵营却显得毫无反击之力，当此之际，香港友联已经和自由亚洲协会合作，然而报告书中却认为香港友联现阶段的绩效不彰。

1952年9月19日，亚协的内部评估报告指出，目前在香港的110间书店，只有10间不是左翼书店。不仅如此，该报告也指出，东南亚的出版业状况同样掌握在左翼之手。 在双方阵营宣传效力差异悬殊的状态下，《儿童乐园》便诞生于文化冷战双方的宣传与反宣传脉络中，同时被归类在漫画书（comic books）的类别，计划编号是110（item number） ，尝试平衡双方阵营在儿童漫画书市宣传成效的落差。

1952年11月24日，《儿童乐园》后来的发行人杨腾霄与亚协的James Ivy签订协议。在这份协议中，有几点特别值得留意：一是《儿童乐园》为学童提供了有趣、富教育意义的阅读材料，为自由世界营增添了强有力的支持。其次，亚协与杨腾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杨腾霄从属于亚协的原则，而亚协又是在美国中情局的掌控之下。也就是说，亚协是规则制定者，而杨腾霄别无选择，必须遵守亚协的规则以获得资金。若成员未能完成他们承诺的目标，亚协可随时终止与杨腾霄的合作案。

此外，杨腾霄必须对中情局参与和资助亚协项目保密，换句话说，杨腾霄不能对外透露《儿童乐园》的资金来源。最后，杨腾霄必须致力于《儿童乐园》能够达到自我营运，而不仰赖资金赞助的状态，确保《儿童乐园》能够达到宣传效益并永续经营。 对于亚协而言，秉持经济理性的宣传逻辑，期待在花费最少情况下，取得最佳宣传结果。由此可知，美国在文化宣传上，透过与非政府组织亚协的合作，降低宣传成本，隐蔽权力来源，同时追求宣传的最高效益。

《儿童乐园》的冷战书写举例

自1963年12月1日的262期起，《儿童乐园》开始连载儿童游记《宝宝游记》，篇幅为两版，直至1973年4月16日的487期旅行结束。主人公宝宝与露露踏上十年之久的“环球”旅行，是缘于宝宝梦境中得到了仙女所赐的一张“可以搭乘各国的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也可以骑马、骆驼，或大象” 的旅行票。事实上，这张“旅行票”不仅可以乘坐交通工具，跨越地理上的隔阂与限制，还承载着更多的隐喻意义——可以跨越语言、种族、 年龄、性别，阶级的限制，毫无障碍地在“自由世界”版图内 “安全冒险” 。

宝宝露露全球旅行的首站，自然选择了香港殖民宗主国—英国，在观赏完标志性的白金汉宫、伦敦塔等帝国标志后继续欧陆旅游，例如斯德哥尔摩的瑞典皇宫和斯干孙博物馆，挪威奥斯陆的皇宫，巴黎的圣母院，罗马威尼斯宫和安曼纽尔大帝像等等。

（《儿童乐园》，第262期，1963年12月1日，页24）

《宝宝游记》中最具冷战色彩的书写，莫过于对共产阵营的有意忽视，特别是对"中国”的巧妙处理。宝宝自白道，“不到美国走走，也不算游遍世界”。 在精心营造的“完整的”世界版图中，苏联、东欧、拉丁美洲、中国，越南等国家集体缺席。

（《儿童乐园》，第336期《南极奇观》）

至1970年代中期，已有中大新亚书院的学生认识到亚洲基金会作为美国在香港文化冷战隐蔽机构的战略意图：

美国通过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组织渗入大学，美国贩卖其文化形势汹涌，如友联便是属亚洲基金会的，友联对我们的影响，包括幼年看《儿童乐园》，中学看《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看《大学生活》和《祖国月刊》，它把我们从小到大思想成熟的时期完全占领。

从文化入侵的角度看，《儿童乐园》的诞生无疑是冷战时期美国对华文化战略的一部分。然而，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化自主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性。

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或排斥，而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我们要善于从外来文化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同时也要警惕其中可能隐藏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侵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全球化的大潮中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实现文化的自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