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暮色暗沉、四野静谧，茫茫远山勾勒着天际的轮廓，落日余晖将水天相接处晕染成一片朦胧的橘黄。
夕阳西下，北雁匆匆南飞，边塞的黄昏，雄浑高远却又一如既往的萧瑟荒凉。
秋风过处，吹起满地寒霜，更将男子的双鬓染得斑白，孤城上渐渐燃尽的烽烟，旷野中悠悠响起的号角，将每一个夜幕降临的傍晚都装点得无比漫长。
苍穹远阔，却辨不清家在何方，敌夷未靖，更不知归期几许！面对苍茫大地，寥廓山河，词人感慨万千，提笔写就对宋词风格影响深远的边塞名作《渔家傲·秋思》。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饮者的酒里，是浓浓的乡愁和对远方亲人的无限思念；将军的眼中，更饱含着功业未竟的惆怅以及对边关将士的垂怜。
公元1040年，宋夏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年过五旬的范仲淹，以陕西经略副使的身份远赴西北延州，开始了其短暂、艰辛却难掩辉煌的军旅生涯。
五年之后，经历“庆历新政”的改革失败，又被罢黜离京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受友人所托，创作《岳阳楼记》，更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而这些被后世奉为圭臬的文字，皆是范仲淹在人生的低谷中创作完成，句句有感而发，却绝非一时兴起，而是其一生言行的积淀与写照。
“社稷、君王、家国、苍生”，这些代表着儒家“平天下”终极追求的概念，始终在范仲淹跌宕起伏、明暗交替的人生中重复出现。
而正是这些沉重的字眼背后，那些常人难以承受的责任与使命，以及千百年来都甚少有人企及的境界与胸怀，才锤炼出了两宋三百年，最无可挑剔的文人典范与精神高峰，才成就了千古范文正公这“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
“身世之迷”与人间苦难
范仲淹，字希文，祖籍邻州(今陕西彬县)，北宋端拱二年（989年）十月，出生于徐州节度掌书记官舍。
也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缘故，几乎从其降生开始，苦难便始终伴随着这个日后注定不凡的孩子。
范家祖上世代为官，但并非大富大贵，到其父范墉这一代，家道已然中落，而范墉也只是个掌管文书信札的八品小官，俸禄微薄，仅能勉强养家糊口。
但哪怕是这种温饱生活，也没能维持多长时间，范仲淹未及两岁时，范墉突然病逝于徐州任所，其遗孀谢氏只得怀抱幼子，护送亡夫灵柩返回故里平江府（苏州）安葬。
正当孤儿寡母无依无靠之际，恰逢平江府推官朱文翰新丧妻室，谢氏便携幼子改嫁朱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悦），随后，因朱文瀚调任山东，朱氏一家遂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迁居淄州长山。
朱文瀚与原配已育有二子三女，范母再醮之后，又为其诞下三名男丁，在这个由新旧十几口人重新组合而成的大家庭内，人际关系必然复杂难处，而这种“复杂”又极其尖锐地反映在“外来者”朱说的身上。
继父朱文瀚虽然将范仲淹视如己出，对其教育培养也与其他子女别无二致，但朱家的两个儿子，却总是刻意地边缘化这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弟弟。
而且母亲对范仲淹也严厉得有些不近人情，同样是几个孩子一起犯错，或者是范仲淹与兄弟间发生矛盾时，母亲总是毫不犹豫的指责“朱说”。
范仲淹从未对身世、血脉产生过怀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怪异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却始终让其感觉有些难以适应却又不明所以。
直到某日，因劝阻朱家兄弟不应浪费不节，却反被回怼：“吾自用朱氏钱，何预汝事？”范仲淹才察觉出异样，在多方打听并向母亲一再追问下，年轻人终于解开了一直萦绕心头的身世谜团。
虽然继父并未亏待自己，但既然不是朱家子弟，心怀大志的范仲淹自然不愿再寄人篱下，何况此时其已年满二十三岁，也到了成就一番事业的年纪。
主意打定，范仲淹毅然拜别母亲，只身前往千里之外的应天书院，开始了艰难、清贫却无比充实的求学生活。
在此期间，范仲淹日夜苦读，疲乏时便将脸浸在冷水中提神，隔夜的冷粥还要分成四块，充作晨昏二餐的口粮，捣碎的咸菜，便是贫寒岁月里的佐餐佳肴。
即使同窗友人馈以精美餐食，其也以“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而谢绝，如此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范仲淹却甘之如饴、乐在其中。
谁在鲜衣怒马的年纪甘于忍受灰头土脸的生活？哪个如花的少年不被窗外的花花世界所诱惑？而二十三岁的范仲淹，却在应天书院冷水沃面、划粥断齑，甚至“五年来未尝解衣就枕”。
而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却成就了精神世界的无比丰腴，枯燥冗长的四书五经，也滋养出了笔下的锦绣文章和胸中的万千沟壑。
五年寒窗，深埋在尘土中的读书种子，终于在二十七岁时，迎来了绚烂绽放的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