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前夕，傅作义拍板，允许50名高级军官，带百余挺机枪离开

1949年1月底，在我党的努力下，傅作义将军接受了我军提出的全部条件，北平宣布和平解放。

这座千年古城的古迹得以保存，避免了生灵涂炭。

国民党派系林立，傅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和平的结果看起来是如此顺利，其实和平解放的过程却是惊心动魄，暗流涌动。

傅作义将军虽然是华北“剿总”司令，但当时在华北尚有为数不少效命蒋介石的“中央军”，按照部署，这些人平时打仗的话，是会听傅作义统一指挥的。

但是一旦得知傅作义跟共产党和谈，要解除他们的武装，他们则是万万不会答应，肯定会以死相拼。

尤其是在北平城内，傅作义的察绥军并不处于优势。因为其大部分主力驻扎在绥远和察哈尔，傅作义的嫡系部队在北平城内很少，实际兵力只有6万人左右，而“中央军”的数量竟然高达18万，双方的兵力比是1:3。

如果说解放军和察绥军有机会能合兵到一起，消灭城内的蒋军轻而易举。可是我党的诉求是北平和平解放，这样的话，目标就无法实现。

这个时刻，傅作义的选择显得非常艰难，他必须面对解放军的外部压力，又要处理“自己人”的内部矛盾，历史的包袱沉重地压在他的肩上，让他喘不过气来。

傅作义的察绥军说白了就是傅家军，独立于国民党军队之外，里面的将领都是自己一手提拔的。

他们对蒋介石没有什么归属感，自然全部支持傅将军的起义计划；城内的蒋军肯定不同意起义，那样北平和平解放就会成为泡影。

为了控制可能会捣乱的“中央军”部队，傅作义煞费苦心，绞尽脑汁。

终于，他想到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将兵分离”。

在起义前，通知“中央军”将领去开会，并不告诉他们开会的内容。这些将领蒙在鼓里，毫无防备地来开会。

当他们来到之后，傅作义脸色大变，一拍桌子，下令部下将他们扣押并缴械。然后傅作义大声说，蒋介石已经是穷途末路，我决定顺应历史潮流，和平解放北平。

这些将领一听呆若木鸡，一屁股蹲在椅子上。尽管有一万个不甘心，他们也只能接受现实。

当然能被蒋介石派到傅作义眼皮底下去制衡傅将军的将领，对老蒋绝对是忠心耿耿的。他们的脑袋大多是花岗岩做的，关键时刻，把生死置之度外，要做所谓的“忠臣”。

最终只有两个人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其他“中央军”嫡系将领，拒不接受。

这签字的两个将领，一位是92军的军长黄翔。

1905年出生的他，19岁就成为县党部宣传部长。

身为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的他 ，还曾在陆军大学第十二期、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但是他的晋升速度很慢，直到1948年才担任92军军长。因为这一点，他对老蒋的忠心相对少得多。

更为关键的是，92军前任军长、17兵团司令官侯镜如中将是我党党员，在顾顺章叛变之后与组织失联。

在1947年，他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等待机会举行起义。

作为侯镜如的下属，黄翔不可能不受对方思想影响，这时候顺应大局，追随傅作义也是合乎情理。起义之后他跟着傅作义一起到了水利部，投身于我国水利建设，活到了85岁去世。

还有一位中央军军长同意起义，他是31军的廖慷中将，蒋介石也曾对他进行精心培育。

他不但在黄埔军校第三期炮科学习，后来还到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深造，不久又到美国战车学校学习。

他的晋升速度也不快，直到1948年平津战役拉开帷幕的时候，才出任北平第31军军长。

要知道黄埔三期的同窗王耀武，在1939年已经是王牌军74军军长，1945年已经是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了。

此时的廖慷也没有公然反对起义，他只是说起义之后，我要离开北平。

为了起义顺利进行，傅作义允诺他，人各有志，我尊重你的决定，保障你的安全。后来，他果然被允许飞往香港。

因为没有反对和平起义，他自觉没有脸见蒋介石，就跑到马来西亚定居，直到蒋介石去世才去了台湾。

除了上述二位，在北平的蒋介石嫡系将领都没有在和平协议上签字。他们是：李文、石觉、袁朴、郑挺锋。

这些将领不敢公然发飙对抗傅作义，只是说：我们不破坏北平的和平解放，但条件是要让我们回南京。我们不但自己回去，还要带着愿意回去的师长们一起离开。

说实话，此时的傅作义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这些将领恐怕也没辙。毕竟他们已经失去了自由，无法指挥军队。

傅作义思考再三，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虽然傅作义一直在跟蒋介石明争暗斗，但是他是个重情义的人，做事情还是考虑名声的，讲江湖道义的。

傅作义跟我党协商之后，对他们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不能勉强，我傅宜生跟大家共事一场，也不愿意把事情做得太绝。”

听了他的话，李文、石觉等人长舒一口气。

说实话，他们并没有奢望傅作义能放过自己。真要把他们交给解放军，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毕竟这是战场，傅作义是败军之将，也不一定有完全的自主权。

就在他们庆幸的时候，傅作义话锋一转说：“现在我答应诸位的要求，不过希望大家也遵守承诺，不要节外生枝，到时候别怪我傅某人翻脸不认人！”

这些将领一听，全都唯唯诺诺，表示不会搞事情。

这些离开的将领，并非是心血来潮，而是跟蒋介石有一定渊源。

1905年出生的李文，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他虽然来自湖南，但是跟浙江人胡宗南一样被老蒋器重，也算是天子门生。

李文比胡宗南小了9岁，但是当后者出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的时候，他被任命为副师长。

黄埔一期生600多人，能跟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搭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羡煞了不少黄埔同袍。

起义之前，李文不但是北平警备司令官，还是第四兵团司令官兼华北“剿匪”副总司令官，地位仅次于傅作义。

老蒋对他如此器重，他当然不能选择背刺。后来他被傅作义送往南京，老蒋对他依旧重用，让他担任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官。

“不幸”的是，三个月之后，他在成都被我解放军俘获。不过在1950年3月，他竟然奇迹般地从歌乐山监狱逃离，后来去了台湾。在“国防部”担任高级参谋。

第二个没有签字的，是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石觉。

来自广西桂林的石觉，是黄埔三期生，和廖慷是同窗。他的晋升速度比廖慷要快得多，在1942年已经是13军军长。

内战爆发后，作为蒋介石的得力干将，石觉出任东北第一绥靖区司令官，在杜聿明指挥下，指挥13军在东北跟解放军作战，攻城略地，屡立战功。

1948年，石觉被蒋介石提拔为第9兵团中将司令官。

这时候的他，刚刚40岁，可谓是深受“皇恩”，春风得意。因此，他对蒋介石死心塌地，没有参加和平起义。

在危难的时候没有辜负老蒋，石觉回南京之后继续得到重用，出任舟山防卫司令，指挥3个军6万余人。

1950年5月，舟山群岛解放前夕时，石觉见大势已去，带着手下12万余人撤退到了台湾。

第3个没有签字的将军，是第9集团军司令官袁朴。

来自黄埔一期的他也备受重用，所以冥顽不化，离开北平之后，蒋介石对他自然更加继重用。

1949年10月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让他担任陆军第一军团司令兼台北市警备司令。

1961年，袁仆更是出任陆军副总司令，并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委。

1991年，袁仆走完自己的人生，在台北病逝，活到了90岁。

除了这3位，骆振韶，以及李文第4兵团序列的几个军长，都选择了逆流而动。他们都没有在和平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选择了离开北平到南京，继续追随蒋介石。

据统计，那批离开北平去南京的将领，一共有50余人，有军长、师长，有军师参谋，还有少数团级军官。

而石觉本想把自己嫡系的第4师一起空运回南京，终究飞机运力有限，不可能满足他的非分之想，饶是如此，他还是运走了三个营。

既然傅作义答应过他们，在去机场的路上，肯定是一路绿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些人下车之后，还从车上背下了百余挺轻机枪。

傅作义的人一看哭笑不得，无论是对蒋军还是傅军，这点机枪的火力实在是微不足道，也就无伤大雅。

因此，他们也就没有阻拦，犯不上为这事搞起冲突，闹出人命。

不管怎么说，这事说明我党胸怀宽广，也说明傅作义为人比较讲究原则。

而他在历史转折关头，能顺应潮流，让北平和平解放，保住了古城，也避免了生灵涂炭，也足以名垂青史。

参考资料：《傅作义传》团结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