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8月中旬,胡适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第二批公费留美生,赴美求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不久结识了在纽约学习美术的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女儿韦莲司小姐。在胡适日记中,韦莲司的名字最初出现是在1914年10月20日,胡适在日记中描述这位小姐:“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
然而与生俱来的负罪感,使他的“雷池”之越倍感沉重。胡适视其为维纳斯女神,在日记中坦言:“女士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可望其项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唯一人耳。”遂使胡适发出了“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她”的慨叹。
韦莲司1885年4月17日生于纽约州绮色佳市,比胡适大五岁多,父亲是耶鲁大学博士,长期担任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教授。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韦莲司1920年至1946年,一直担任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馆员。
▲ 胡适与韦莲司
1915年1月,胡适堕入情网,不能自拔。访韦莲司女士于纽约海文路92号寓所时,理不束情,欲操越轨之行,遭毫无心理准备,只为“精神恋爱”的韦莲司之峻拒。几天后,韦女士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你知道我的习惯是考虑对于人类中最高类型的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即在所倡最自由放任之美国,亦足骇人听闻”的长信,劝他斩断情丝,规劝其弃绝“色欲之诱”,并表示愿与胡适保持“高级”的情性之交,而一心只求“读书上进”。
胡适决然复韦女士信:“的确,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远地脱离了我的主要目的。也并非找不到一个似乎可信的、合理的借口——然而这正是最糟的。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我一直需要一个舵手来引导我迈向正确的航向。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满足我每次的迫切需要。曾有一次,我自己也朦胧地意识到这种盲动,也曾警醒过。你对我真太好了。你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1917年5月,胡适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但未拿到学位(取得学位是十年之后的事),准备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临行前,他重归康奈尔大学,到韦莲司家,互道惜别,共嘱珍重。
1927年初,胡适在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之后,经过欧洲赴美,滞留了三个多月,与分别十年的韦莲司重聚。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缠绵缱绻,感情发生了深化。其旁证就是胡适跟韦莲司分手之后寄了一张明信片,表示整个美洲大陆“也阻隔不了我对‘绮色佳’的魂牵梦系”。在这里,“绮色佳”肯定就是“韦莲司”的同义语。
同年4月5日,韦莲司致胡适信中更充满了对他们离合聚散的无奈与辛酸。她明确指出胡适跟夫人江冬秀“同是一个不合理制度下的牺牲品”,但她同时表示她虽然喜欢从胡适身上得到心智上的启发,但并不指望得到任何其他的东西。这封信还透露,她这次跟胡适在一起时,还谈到了嫉妒跟爱情的关系。她明确表示不会在信中写出对胡适妻子不忠的东西。“让你走,是如此的艰难”——这是韦莲司跟胡适分手时的心语,说明他们内心都充满了理智与激情的剧烈搏斗。
1933年6月18日至10月5日,胡适三度赴美。在此期间,43岁的胡适跟48岁的韦莲司再度相逢。此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发生了质变。确凿的证据就是韦莲司致胡适的两封书信。她在1933年9月13日的信中写道:“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我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着你中有我。”这封信的开头,韦莲司痛心地说:“我没法照顾我们的后代。”
在同年9月27日致胡适的信中,她又写道:“你已经全然的了解我了,胡适——你是不是更喜欢那个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许很美妙,但她毕竟是我,那个胸部扁平而又不善于持家的我,那个头脑不清而又不得体的我,是这个我触摸到了你的身体和眼睛。我简直不能相信,你竟爱上了这么一个可怜的东西,然而,你的爱却裹住了我。”
透过上述文字,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胡适与韦莲司之间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此时的韦莲司感到似乎又回到了童年,在她的生命历程中,胡适是她唯一钟爱的男人,“唯一一个愿意嫁的男人”。她明确向胡适表白;“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
1937年,也就是胡适和韦莲司定交后的23年,韦莲司52岁。这年有个名字缩写为R.S.的男士向韦莲司求婚,韦莲司询问了胡适的意见,胡适当下赞成。这年10月26日,韦莲司有信给胡适,对这件事有很详细的说明:“但就另一方面来说,要和一个自我意识很强而又不能独立的人结婚共同生活,这非我所能。邓肯之于我,就如孩子之于母亲,我无法把他当成丈夫。在我一生之中,除了和我父亲的感情之外,我最感念的是认识了你。”
每当韦莲司生日那天,往往都能收到胡适的礼物。比如1939年4月17日,54岁的韦莲司收到了胡适送来的兰花、水仙、郁金香、金鱼草、剑兰和白色的菖蒲,另有三块刺绣,上面绣着苍鹰和太阳。韦莲司体会到,那可爱鲜活的花朵和永生不死的刺绣,都代表了胡适的思念。同年6月,韦莲司送胡适一只刻有他名字的戒指,上面刻有“14-39”的字样,提醒胡适:他们的友谊已维持了四分之一世纪。
1939年6月4日,韦莲司在致胡适信中表白,她担心公开出版胡适日记会暴露他们之间的隐私。胡适在同年6月10日的信中让这位异邦女友放宽心,因为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都是“无关个人的”也是“抽象的”,即使上文引述的这首词,他也是“很花了一点心思来说明这首诗和个人无关”。
胡适1946年6月12日乘船途经巴拿马运河区时给韦莲司的信中说:“在离开美国之前,未能再去见你一面,我觉得非常难过。我会从中国写信给你。怀着爱,一如既往。”
1953年7月6日,胡适夫妇同访美国,在韦莲司寓所住了27天。这次特殊的聚会,胡适感到“很舒服”,“有点舍不得离开”。
1961年2月25日,胡适心脏病复发,在台大医院住了近两个月。3月4日,胡适在病床上用颤抖的手给韦莲司写了最后一张明信片:“病情有好转,别担心。”1962年2月24日,胡适因心脏病突发逝世。韦莲司给江冬秀拍发了唁电。她把胡适比喻为一株“哺育了千千万万饥饿的心灵”的大树。在唁电中,她表达了对江冬秀的“友谊的追怀”和“对这株大树的仰慕”。
1962年10月15日,胡适安葬于台北南港旧庄墓园。此前,韦莲司给胡适长子胡祖望写信,委托他在坟头献上十朵小花,每五朵装成一束,用这个小小的不显眼的献礼来纪念她跟胡适五十年的情谊。
1965年1月,八十岁的韦莲司将胡适给她的一百多封信件、电报捆成四包,照片捆成一包,寄给江冬秀。信件最早的一封是1914年11月2日,最后一封是1961年4月23日。这些都作为“历史文物”收藏于胡适纪念馆。
1971年2月1日,八十六岁的韦莲司在西印度群岛的一次事故中丧生。她终生未嫁,去世时健在的亲人只有四个外甥和几个从兄弟。她留下的歉疚是她无法跟每一个要和她结婚的人结婚,而深感遗憾的是她永远无法跟她唯一想嫁的人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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