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黑风高，日本战犯上海越狱，装中国小贩无人能识，却因方言暴露

1947年12月14日，国民政府位于上海的国防部监狱，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越狱案。越狱的主角，是日军崇明宪兵队特高课长中野久勇。

这所国防部监狱，又称江湾监狱，关押着从全国各地转押过来的日军战犯。日军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按理说应当严格拘押，以待正义审判，怎么会让犯人逃脱呢？

先说说这个中野久勇是什么人。

此人长期驻扎在上海崇明，他的职务与一般日军还不一样。宪兵队是专门负责治安的，主要干的事情，就是搜捕抗日分子，破坏上海的抗日地下组织。中野久勇的手段相当毒辣，抓到抗日志士不是酷刑折磨就是残杀，许多人被绑上石头，扔到海里去。

江边的百姓经常在退潮时发现捆着石头的尸体，老百姓们对这个恶魔队长恨之入骨。日本投降后，此人立即被中国政府抓捕，关押在江湾监狱。

抓了之后没有立即审判处刑，因为江湾监狱里关着许多比中野久勇份量重得多的日军战犯，例如南京大屠杀首犯、侵华日军第６师团长谷寿夫，侵华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军团长奈良日光中将、第六十师师团长田中勤中将、第六十四师师团长船行正之中将等等，军衔也高，犯下的战争罪责也大，是优先审判、优先处刑的战犯。

1947年4月26日，那位谷寿夫就被判处死刑，在南京雨花台被枪毙。

中野久勇只是个小喽罗，一直没有轮得上审判。所以此人一直关押到1947年12月，还活得悠哉乐哉。

但中野久勇心里有数，他犯下的罪，中国人狠得咬牙切齿，这么等下去，不会比谷寿夫好多少，最后肯定也是个死。因此中野一直盘算着能不能越狱。

身在异国，又是各方关注的战争罪犯，是谁给中野的勇气？反正肯定不是梁静茹给他的。他的勇气，来自于江湾监狱糟糕的管理。

当时国民政府的注意力早已经转移到打内战方面，很多人认为日本人已经不足为虑，就算他们跑出去，也掀不起什么风浪。

江湾监狱的管理层，就弥漫着这样的松懈空气。

松懈到什么程度呢？

按理说，监狱管犯人，要有统一的制度，统一的囚服，统一的生活秩序。但这个监狱里，战犯们穿得五花八门，有的是囚服，有的是关押进来时就穿着的日本军装，还有的穿着自己的西服。乍眼一看，还以为这是个难民集中营。

除了这个，监狱的设施也不是很完备。这座监狱的监室都是平房，平房外面按惯例应当有高墙，以防人员逃脱。但江湾监狱没有建高墙，只在平房外围扎了一圈警戒电网。

一堵高墙顶一百个人。没有高墙，一百个人也填不住窟窿。

铁丝网的四角虽然设了一些岗哨，哨兵每隔一定时间前来换岗，但时间一长，站岗的哨兵感到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思想上放松了警惕，存在到岗不到位的现象

这种状态，就给了战犯们可乘之机。

1947年7月22日，在押战犯池琦道成、杉山佐五郎偷越警戒电网越狱脱逃，时隔一星期后，即７月２９日晚上在虹口捕获。

这起事件仍然没能引起监狱管理方的警觉，中野久勇谋划了很久，终于等来一个很好的机会。

1947年12月14日的晚上，月黑风高，天气寒冷，哨兵们都缩在屋子里不愿意出来。

中野久勇苦着个脸向看管员说，肚子疼，要出去上个厕所。看管员也没多想，就同意他去了。

中野久勇趁人不注意，偷偷跑到没有上锁的管理人员办公室，翻窗户跑出来，又用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切断了铁丝网，成功地逃了出去。

那天天气十分寒冷，站岗的卫兵偷懒，躲在避风口，视线正好被挡，谁也没注意有人跑了出去。

等到管理员发现中野久勇久去不回，急忙去找，已经晚了。时任典狱长、国军少将邹任之看着破开的铁丝网洞，气得脸色发白，对失职的管理员和哨兵们大发了一顿火。

很快此事上报到国民政府高层，蒋介石雷霆震怒，下令把邹任之抓回南京法办。又派孙介君为典狱长去加强管理。同时，令国防部尽快追捕这名战犯。

中野久勇跑出来之后去哪了呢？

当时日本侨民被大批遣返回日本，如果中野赶这个机会去申请遣返，立即会被管制起来，他的身份无论如何是瞒不住的，所以根本不敢以日本人身份现身。

不当日本人，就只好假装中国人。好在这方面他有一定优势。

他在上海驻扎时间很久，工作任务就是走街串巷，和上海的民众打交道，时间一长，他居然学会了上海方言。所以，他自信只要不和警察接触，凭他的能耐，混出上海应该不成问题。

他本打算去嘉定投奔一个朋友，但身上的西装太扎眼，于是跑到南京路市中心一家旧货商店，把西装卖了。又到九江路买了一件长衫，穿在身上，宛如一个普通的中国人。

这一出一进，还余剩了点小钱，他就在附近的小菜馆内饱餐一顿，酒足饭饱后泡了一个小时澡，又让扬州师傅为其捶背揉脚，晚上在小旅馆里睡了个安稳觉。

这样一来身上也没剩下多少零钱了，中野结束了一天的“小开”生活，当起了“瘪三”：白天半饥半饱混迹江湖，晚上到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的长椅上宿上一夜。

由于天气还十分寒冷，中野有点感冒，就去药店买了几包粉状的阿司匹林，吃下药粉以后感冒好多了。12月16日，他就步行前往位于上海西北方向的嘉定。

谁料，正是这包药粉，差点让他暴露了身份。

中野来到嘉定后，过嘉定城门时，被城门的警察盘查身份。也是中野该有此一劫。

嘉定一个小县城，警察们盘查往来人等，向来都是粗枝大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时候，战争难民到处都是，谁耐烦仔细查。偏巧查中野时，警察认了真，问中野是哪里人，有没有身份证件。

中野当然拿不出，就扯了个谎，说自己叫王寿章，是广东人，来上海一带经商的，因为兵荒马乱地和家人走失了，自己证件也丢了。

警察不信，搜查中野，发现了两包白色药粉。当时社会上吸毒贩毒现象泛滥，政府正在打击烟贩毒贩，警察就怀疑他是他毒贩子。中野不慌不忙地说，这只是普通的阿匹林药粉，绝不是毒品，当场一化验就知道了。

警察当场也辨认不出来，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原则，把中野带到嘉定县的警察局拘留了起来。

这么一拘不要紧，一连关了18天。中野叫苦不迭，几次请示警察化验，但是嘉定县没有化验的仪器，后来便把他移送上海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请上级警局化验。

中野被转押时心惊肉跳，怕被移送回江湾监狱，那不仅前功尽弃，还将加速被审判处决的过程。

好在没有送过去，而是去了警备司令部。那里的宪兵和警察都不认识他，只当他是一个普通的贩毒嫌疑犯。中野在那里又被关了20多天，直到药粉被化验证明就是阿司匹林，他才被无罪释放。

这么一场风波，简直把中野吓得退了一层皮。释放后，他身无分文，不敢再去嘉定，便在上海街头露宿，屋檐下、桥洞口都是他的栖身之地。上海的冬天又湿又冷，中野差点冻死。

他左思右想，无处可去，便在大街小巷乞讨。他利用新春佳节低三下四地当街乞讨，由于机缘不错，讨得了不少零钱，积少成多，中野就利用这笔钱住小旅馆，到菜馆吃小炒，尽情潇洒一回。这笔钱用完以后，他白天又到街头乞讨，晚上睡在屋檐下度日。

就这么讨了吃，吃了讨，周而复始，他是个有脑子的人，感到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就到苏州河边上的乍浦路桥的桥头，给上坡的黄包车、三轮车、塌车、黄鱼车的车夫推车，从中拿点可怜的小费。

在旧上海及上海解放初期，有人专门从事这一职业，俗称“推桥头”。这样，中野就可以维持每天的生活，碰到运气好，有时还略有结余。

一天，他花了点小钱买了一套旧衣服、一顶旧“罗宋帽”，样子倒很像中国普通小贩。上海街头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根本不会引起警察注意。

中野起初很有自知之明，他能听懂上海方言固然不难，也能流利地说出中国话，但上海方言的地道音调，他并不能完全熟练地说出来，只要接触多了，自然就能听出来他有点不伦不类。

所以，他尽量避免和人多说话，实在避不开，就说一两句短的。时间一长，倒也没人察觉出来什么。他后来回忆说，和他一起推桥头的苦力，听他说话古里古怪的，还以为他是苏北来的赤佬，一股子外地味儿。

中野于是也越来越自信，敢和别人多说话了。

谁知，就是因为他这口怪腔怪调的日本上海话，让他露出了马脚。

回过头来说国防部的追捕。

蒋介石起初怀疑有人向典狱长行贿，才能成功脱逃，下令必须追查到底。国防部方面承受了很大压力，一再督促上海警方追捕。

上海的媒体知道这件事后，也进行了大量报道。这个中野手上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手段又这么残忍，人们听说之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民愤极大。

上海警方不敢怠慢，接到命令后，立即在上海各大车站、码头、机场等主要交通路口派员分头巡查，谁知这个中野竟然泥牛入海，一无足迹，经30多天的日夜忙碌却一点线索都没有。

国防部不断派人来督办催促，上海警察局连连受到训斥。

关于中野久勇的逃亡方向，警局内部也众说纷纭，有的说去了北方，有的分析他混入日本侨民回到了日本，甚至还有人推测他跑到了苏北解放区，但也有人认为中野久勇哪也没去，就在上海落脚，采用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的策略。

经过讨论，大家都觉得中野有可能就在上海潜藏着。

方向一对，就事半功倍了。国防部感觉这个建议很对，就责令上海警察系统、保密局特工系统的力量联合作战，派出暗探到妓院、赌场、夜总会等各种藏污纳垢的地方去侦查。

谁知察来察去又是没有消息。警察局反思，是不是查错了，中野这个王八蛋根本就不在上海。

后来又一想，不对，这些地方都是花钱才能去的，中野一个亡命囚徒，哪来的钱去呢？于是又换了个调查方向，在穷苦人住的地方搜捕。

这样一来，工作量虽然增大了，效率却提高了。没过几天，一个线报人员来报告，有个在乍浦路推桥头的苦力，有点古怪，好像是在逃的战犯中野。

上海警察局立即派两名资深“干探”看熟中野的相片，默记其面容，由其中一人扮成商人，一人装成车夫，使用一辆三轮车默契配合，由乍浦路桥从桥南到桥北，再从桥北到桥南，借机接触观察桥上各种推车人，用“钓鱼”的方法，设下“鱼饵”专等“鱼儿”上钩。

1948年2月28日下午，下午，他们从桥南过桥北，在桥堍边有个头戴“罗宋帽”、30多岁的人上前为他们推车，其面容与照片上的中野久勇十分相像。当车到桥中，一位乔装打扮的干探故意拿出一张5000元（相当于后来的5毛钱），要推车者找回3000元，但那人只肯找回2000元。

还用上海话回答：“先生，现在物价飞涨，钞票不值钱，一只大饼也要卖到3千元钱。”

正是这句画蛇添足的话，让他暴露了。

他这句话，正常听起来，和上海方言差不多。但其中大饼的“大”字讲得非常不顺耳，有点怪异，嘴型张得大，发音持续地长，好像外国人在学汉语。

两个探员立即意识到，这个人肯定就是中野久勇，于是不约而同地利用接回钞票的机会，一把按住中野，将一副锃亮的手铐铐到他手上。

就这样，脱逃两个多月的日本战犯中野久勇终于落入法网，拘获归案。

为防止二次脱逃，这次对他严加看管并将其调押到设备良好的提篮桥监狱。

中野的这次越狱，加速了他的审判处决过程。

被抓的当天，上海军事法庭就对中野久勇进行了提审。提审前，中野久勇知道必然无幸，于是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

他向提审人员说，监狱伙食太差，根本吃不饱，请求给他五张大饼，先填饱了肚子再说，否则上了法庭也供认不了。

狱方管理人员苦笑，找人买了五张大饼，给他享用。

开庭后，面对正义的审判，中野久勇百般抵赖，但法庭根本不理会他，出示了几百份他杀害中国抗日志士的证据。铁一般的事实面前，中野只好认罪。上海军事法庭当庭判处他死刑。

过了一个多月，1948年4月8日，，中野久勇死期已到，上午11时，上海军事法庭主任检察官王家楣率领通译官、书记官及宪兵独立第九团第二营五连宪兵一班，前往关押中野久勇的提篮桥监狱。当天上海军事法庭将提押两名日本战犯——中野久勇与他的顶头上司大庭早志，在今上海监狱管理局3号楼和提篮桥监狱十字楼的空地布置了临时法庭，复审后在监狱刑场就地枪决。

大庭早志和中野久勇两人在监房内突然接到看守通知，要他们穿好衣服，注意服装整洁，有法警提押。中野久勇看到监楼上比平时多了几个陌生面孔的警察，凭着直觉意识到他们可能死期已到，于是要求法警让他洗一次澡。在法警的应允下，中野快速地在自来水龙头下冲了冲身体，穿上衣服。被押赴刑场。

到刑场大约有几百米的路程，起初中野久勇和大庭早志为了壮胆，还边走边哼唱日本国歌，但是人还没有走到刑场，大庭早志就已吓得魂飞魄散，只好由两名法警左右架着他，中野久勇则一如往常，自己行走。

找不到原图，只好用这个替代一下

行刑前，监刑人出于人道，问他们还有什么遗言，大庭早志哭得不成人样，恳求中国军方再去崇明实在调查一下，他没有杀过多少中国人。中野久勇死前反而神志清明起来，说：“我无罪而受罪，希望以我之牺牲，而使中日两国永臻亲善。”

这样的鬼话，自然没有人相信。

两个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来到刑场的执行区域，检察官一声令下，宪兵徐希冀、李公浩举起手枪，对准两人的后脑扣下扳机，只听到“砰”两声枪响，两名日本战犯均头颅中枪倒地。大庭早志系一枪毙命，中野久勇还在蠕动，行刑人员怕他没死透，又补了一枪，中野久勇终于毙命。#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举报/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