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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挤爆的武康大楼,不想再当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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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花瓢白
编辑 |腾宇
题图 | 图虫创意


在王勇的记忆里,小时候同班同学最羡慕他的,就是可以到武康大楼坐电梯。那时候的电梯还配了“电梯司机”,外人不得随意搭乘。
王勇出生于1969年,从小住在武康大楼。如果把他的童年剪成一部电影,那绝大部分镜头都与这幢大楼有关。比如他回忆中最愉快的一个片段,就是每逢中午下课或傍晚时分,顺着楼梯和走廊回家,途中能闻到各种各样的香味,因为每家每户的厨房都朝着楼梯。
再比如站在西面看,伫立在五岔路口的武康大楼酷似一艘劈波斩浪的大轮船。王勇有个同学住在100号室,正好是“船头”的位置,所以他们在这位同学家里模仿过“船长”,开着这艘“船”往前走。
有一回,王勇和小伙伴们真圆了这个梦。大概是在小学二三年级时,某日上海发大水,底下仿佛一片汪洋大海,武康大楼就变得像真的船一样。


武康大楼原名诺曼底公寓,外形酷似巨型轮船。(图/图虫创意)


这些私密而久远的居民感受,或许是当下围着武康大楼拍照的游客鲜少知晓的,但作家陈丹燕和媒体人陈保平搜集了许多。十年前,这对夫妻在街道政府的支持下,陆续走访了几十位像王勇一样愿意讲出自己故事的居民,整理了一部口述史。
起初,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住在武康大楼》,武康大楼一楼书店就有卖。但陈丹燕慢慢发现,尽管外面每天人山人海,但很少人会买这本书。它在武康大楼的销量,甚至不如放在其他书店。
陈丹燕感到奇怪:大家既然这么热衷于仰望这栋大楼,为什么对房子的内部和居住的人却兴致寥寥?我和陈丹燕与陈保平聊了聊这栋游客最爱打卡的网红大楼。


《蚌壳与珍珠》是著名作家陈保平、陈丹燕夫妇的作品。


怎么就成了“文青宇宙中心”?


在这本口述史筹备之初,网红尚未到来,流量尚未冲刷这幢古老的大楼。
直到有一天,陈丹燕从淮海中路远远望向武康路的拐角处,发现有很多人围在武康大楼外面,下意识地跟陈保平说:“哦哟!火灾了。”
她想着,上海只有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才会那么多人跑出来。结果到那才发现,原来是游客在跟武康大楼合影。很多女孩子甚至拉上了旅行箱,当街换成旗袍或和大楼气质相符的裙子。
一开始,陈丹燕对这一切感到惊奇。在她的印象中,武康大楼只是一栋历史悠久、造型好看的老公寓,表面像蜘蛛网一样,空调机安得密密麻麻。除了本地人,似乎没什么外省人知道它。
但就在成书这十年间,武康大楼突然蹿红为“文青宇宙中心”,最夸张时,3天内来了40万人。大楼的外貌也改变了,统一安装了空调架,四周凌乱的空架电线也被埋入地下,让大楼在天空下一览无余,疏朗干净。


武康大楼,也是婚纱照拍摄地热门之选。(图/视觉中国)


武康大楼网红化后,居民和游客之间难免发生冲突。有的游客会用长焦镜头“偷窥”武康大楼的阳台和窗户,所以很多住户会在窗前放盆花,或者长期拉上窗帘遮挡。
一些居住于此的老人家也对“当街换衣服”的行为感到生气。陈丹燕曾看到一个老太太对一个穿吊带衫的姑娘说“不是每件事情你都可以在马路上做的”,说完就走,留下小姑娘呆在原地。
武康大楼到底发生了什么?围在武康大楼外面的又是什么人?陈丹燕毕业后的第一份职业就是记者,所以她在采访居民之外,还做了一个关于游客的田野调查。
她发现,大部分外地游客坐高铁过来,第一站就直奔武康大楼,第二站才是外滩。这些围观者倾向于体验都市生活方式——看完武康大楼,买个冰淇淋或喝杯咖啡,拍好看的照片,成为浅尝辄止的“停留30分钟、消费100块”的过客。


武康大楼的异形明信片,也十分受游客欢迎。(图/视觉中国)


还有一些年轻人,小时候父母到外滩留影,但他们自觉比父母更富裕、更有文化,所以就到武康大楼这种能够展示上海都市生活的地方,显得自己更像一个有文化的游客。
游客们对这种时尚经济趋之若鹜,但绝大部分人都不了解武康大楼的人文历史,也不好奇这座大楼曾住过什么人,发生过什么风云故事。
而陈丹燕和陈保平想要做的,就是把这段历史置于显微镜之下,仔细端详其真实模样。

“鸡飞到宋庆龄的花园里”


走进武康大楼,陈丹燕像是回到了她嬉戏游乐的童年。
小时候,陈丹燕和家人住在武康大楼所在的街道。这个街区的光线、气味乃至每个窗户的大小和形状,她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来。
武康大楼底下的理发厅叫“紫罗兰”,陈丹燕妈妈日常去烫发的地方叫“红玫瑰”,与“紫罗兰”就像姐妹店,只相隔了两三个街口。
念小学的时候,陈丹燕还在武康大楼附近的一所小学排练合唱。她至今仍记得武康路上一栋漂亮的南欧式小洋房,有一种“暗藏杀机的浪漫”,小格子的玻璃门里面挂着白色的针织窗纱,还有一个被常春藤爬满的半圆阳台。一位朋友曾指着它说:“那是罗密欧要爬的阳台。”


1994年,冬天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阳台伫立在武康路街边。(图/陈丹燕)


陈保平对武康大楼的记忆跟妻子不太一样。他今年71岁了。在他的印象中,这幢大楼从前并不出名。在他的少年时代,上海最为人敬仰的建筑是24层的国际饭店,“大家只说抬头看国际饭店,帽子会掉下来。”
和武康大楼一样,国际饭店也是邬达克设计的,但那时候的邬达克寂寂无名,也鲜有人知道这位匈牙利建筑师是个出逃的战俘。1914年,21岁的邬达克作为炮兵军官加入奥匈帝国的军队,两年后不幸被俄罗斯军队抓获。一直到1918年流亡到上海,他才在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工作,从此开启他与魔都的一段奇缘,陆续设计了超过100幢闻名海外的建筑。
只是邬达克不曾料到,武康大楼在建成后的一百年间,像一本巨大的集邮本般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阶层的人。其中不仅有作家、艺术家、医生、大学教授、企业总裁、公司职工,还有不少电影界名人,包括王人美、赵丹、孙道临、王文娟等等,呈现了一系列丰富的世界性样本。


张霞和亚当是一对住在武康大楼的作家夫妻,分别是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当时一起来中国研究法租界历史。(图/《蚌壳与珍珠》)


虽然每个人的身份不同,但当陈保平夫妇跟他们聊起往事时,发现很多居民都有共同的回忆。比如几乎所有受访者都会提到宋庆龄故居,他们在阳台或窗内就能看到对面的花园和花匠,也记得当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到上海探望宋庆龄时,淮海路晚上就会熄灯,汽车直接拐进大门。
很多居民提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条件还比较艰苦,武康大楼的居民也得在阳台养鸡,因为那时候鸡蛋紧缺,价格也贵,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养。那时候在一楼还有红卫兵守着,他们总在大楼里溜达,甚至三更半夜“登门造访”,不少住户受到冲击。


很多居民家从窗户就能看到宋庆龄故居。(图/《蚌壳与珍珠》)


许宝英奶奶是1959入住的居民。她回忆道,刚入住不久,有一只鸡突然飞到对面宋庆龄的花园去了,幸好工作人员把它送了回来。
还有一只鸡飞到楼下,因为分量太重摔昏了,醒来后直接跑进了紫罗兰理发厅。一开始,理发店的人谎称没看见,许宝英坚持说“你们这样不行,这不是吃白食了吗”,对方才把鸡拿了出来。
在这百年间,一些居民已经搬离这里了,和他们取得联系就要费九牛二虎之力。陈保平印象最深的,是曾住在602室的沈亚明,他们大费周章找了各种线索,才找到她在美国的邮件地址。
沈亚明一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搬进武康大楼,住了30多年。她的父亲沈仲章是刘半农的学生。当时的北平被日本人侵入后,沈仲章曾冒着生命危险翻墙进入北大文科研究院,抢救出了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国宝。


1985年沈家合家欢照片。(图/《蚌壳与珍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仲章只身去少数民族地区采风,从地方语言、戏曲、民族音乐到宗教音乐,录了不少一手音响资料,在武康大楼的家里做了个录音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第一家私人录音棚,而他做这些事不要名分、不计报酬,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有名分地位,就麻烦了,我就不能做事了”。
这些故事几十年不为人知。在陈保平看来,这些居民的叙述就像是打开了手电筒,本来历史有很多黑暗、模糊的地方,突然就被照亮了。


西方白领的“样板房”


深入武康大楼内部,除了拾获一箩筐历史碎片,还会看到一百年前西方白领的“样板房”。
据《上海法租界史》记载,武康大楼恰好坐落于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边界,建筑目的主要是为解决增多的侨民,包括法租界管理官员的居住问题,所以整栋大楼室内都是按西方高级白领的生活方式来设计的。
林江鸿在1954年入住武康大楼,退休前是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职员。他说,这栋气势恢宏的大楼竣工于1925年,工期前后只有一年。


保存至今的武康大楼设计图纸。(图/《蚌壳与珍珠》)


如果放在今天,或许不少人会怀疑这是豆腐渣工程。可武康大楼不仅外表美轮美奂,内里也像被精心雕琢过的艺术品。比如所有窗框上都有一层毡,关窗时就不会发出“嘭嘭”的声音;各家各户都有暖气,甚至走廊也有,没有暖气的,也会设个壁炉。
最典型的是,从前每家门后都装有一个可折叠的烫衣板,方便西装革履的职场人可以每天熨衣服和领带。
最初,陈丹燕对武康大楼的户型有很多疑问。比如很多房子只有一间大房间,既是卧室又是客厅,显然是给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住的,像个高级宿舍。一位住户甚至因为房间太小,只能让女儿睡在衣橱顶上,为她做一个栏杆。


一位居民的居室内部。(图/《蚌壳与珍珠》)



后来在口述史采访中,一位叫童明的租客启发了陈丹燕:武康大楼本就是为在城市漂泊的人设计的。童明是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在武康大楼一楼开了家公益画廊。他说,传统家庭更多是四代同堂,吃喝拉撒都在封闭的院落里。但武康大楼是一种城市生活的表达,是为小家庭和单身人士准备的。人们白天外出上班,不需要一天到晚维持柴米油盐的生活。
这正好对应了彼时的上海历史。20世纪20年代末,上海逐渐从一个码头城市向现代主义都市进化。但西方高级白领的生活,必然会有一系列辅助空间和设施。比如,一楼的后楼是仆佣房,保姆并不住在主人家中,只是每天来上班,负责清洁和做饭。一些屋子还有专门的厨房入口,这样客人就看不见工作中的保姆和佣人。
这意味着,武康大楼内部必定存在社会分层。武康大楼的汽车间,曾住过无数佣人、汽车司机、烧锅炉的工人和清洁工。直到1949年之后,汽车间才正式改成住房,陆续住进了100多位居民,但基本都是跟主楼住户阶层不一样的普通百姓。


住在汽车间的居民。(图/《蚌壳与珍珠》)


商铺变迁史,也是社会进化史


如果说武康大楼的内部藏着时代前进的秘密,那大楼底下的小商铺就是一窥上海传统生活样貌的窗口。
作为上海第一座外廊式公寓大楼,武康大楼的商铺都隐藏在一个连着一个的拱形门洞中。它们支撑着楼内居民的日常需求,也是最直观的社会文化缩影。
大楼刚落成时,这里有面包房、咖啡馆、洗染店、药店,主要服务于楼内的高级白领。现代生活方式在这里迅速发酵,住户甚至可以叫面包送上楼,就像今天的外卖。
商铺中最著名的,是始建于1936年的紫罗兰美发厅。在武康路住了半个世纪的巴金屡次在日记中提到它。比如《巴金全集》第二十六卷中提到,“三十日(阴、雨)八点三刻前起。十点去武康路邮局寄书,到紫罗兰理发厅理发,等了将近一小时。十一点三刻散步回家。”可见当时紫罗兰生意之火爆。


建于1936年的紫罗兰美发厅。(图/视觉中国)

紫罗兰也是居民提及最多的商铺,据说蒋经国也在这里理过发。1926年出生的黄淑芬是访谈者中最早住进这栋楼的,她还记得自己结婚时就是在那里做的发型,她的妈妈也常常到紫罗兰烫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咖啡店、洗染店相继消失,日用品商店陆续登场,以满足楼内和周围一般工薪阶层的需求。至今,墙上仍能看到未铲尽的字样,如“徐汇区第八粮油商店”“鞋店”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商铺像走马灯似的不断变化着。有些新奇的商品,其他地方没有,但在这里可以买到。陈丹燕就常常到武康大楼底下的药店,帮父亲买糖尿病人吃的代糖。
如今,武康大楼的商铺呈现出消费主义倾向,小资气息渐浓,整体经历着更快的兴衰起落。比如不久前,开了多年的“大隐书局”宣布,由于租约到期,书店将于1月8日关门。不少作家和文化界人士为此扼腕叹息。后来相关部门出手相助,书店才起死回生。


峰回路转的大隐书局。(图/视觉中国)



陈保平对这些变迁有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大隐书局”的重生当然是好事,但书店最重要的是要有书卷气,现在许多书店开得过于时尚,重装修设计,轻内容特色,缺乏读书人喜欢的气息。
从前他去欧洲看书展,发现许多书店的设计简朴,但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内容特色——有介绍世界旅行的,有研究城市发展历史的,有卖各种老地图的,进去可以随便翻书。印象特别深的,是泰晤士河边一长排的旧书摊,不同年代、各种版本的书无所不有。他觉得,如果“大隐书局”总能找到其他书店找不到的书,“大隐”会更名副其实。
他知道,如今武康大楼卖得最好的是昂贵的冰淇淋,但他个人最喜欢的还是童明主持的“UNO”画廊,经常有一些个性化的小型展览、讲座、资料片放映等。尽管常常赔钱,童明却一直坚持着,因此画廊也在一众商铺中显得卓尔不群。


网红化的蚌壳之下,
被历史遗忘的珍珠


为了整理这部口述史,陈保平夫妇前后花了五六年时间。到了后面,他们越发有紧迫感,因为这里的居民,大多也和武康大楼一样徐徐老矣。
在口述史推进过程中,有几位在采访计划里的老人都住在了医院里。其中一位姓邵的老先生在武康大楼住得最久,大楼开工时他只有7岁。大家一直在等他恢复健康,最后还是没等到。他在2016年刚满100岁时去世了。
著名的越剧演员王文娟,在接受访谈时也已经九十多岁了,随后在2021年辞世。


王文娟家中摆放的夫妇旧照。(图/《蚌壳与珍珠》)


因此,有读者把这本书称为老年版《繁花》。尽管同样见证了历史巨轮的一段航行,但这些故事中没有光怪陆离的舞厅、风兴云蒸的股票,几乎都是平凡的人们和真实粗粝的生活切面。
是不是每一个剧烈发展的城市,都应该留下一份类似的居民口述史?2023年10月,深圳《晶报》总编辑胡洪侠在看了《蚌壳与珍珠》后,与陈保平、陈丹燕进行了一次对谈,聊到深圳和上海两座大都市之间的比照。
在胡洪侠看来,深圳的问题和上海正好相反:上海是房子在,老人却正在离开;深圳是人还在,房子却一批批倒下。
胡洪侠提到,1992年他刚来深圳工作,单位就租在一栋二十层的“兰光大厦”。但在二十余年后的某天,他忽然发现找不着兰光大厦,原来它早就已经被爆破拆除了。


深圳以极快的速度在进行城市更新。(图/图虫创意)


胡洪侠一问,才知道如此崭新的大厦被炸掉,是因为要盖一个六十层的新楼。兰光大厦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回忆。当年深圳股市刚兴起时,大厦里有一个著名的证券公司——华夏证券,很多人在那儿圆了一夜暴富的美梦。
胡洪侠还曾住在当时号称中国最大的临时住宅区——深圳黄木岗又一村,那个地方曾住过几十万来闯深圳的人,但如今也没有了,变成了绿草如茵的笔架山公园。
对深圳人来说,人们记忆尚在,但急剧扩张的城市让很多建筑消失了。建筑是故事的容器,房子没了,找人就像大海捞针,记忆可能很快会被个人或社会认知篡改。
因此,趁着人和楼都还在,抢救居民记忆非常重要。也许只有在公众的微观历史中,才能直观看到时代的巨变给具体的人带来了什么。
相比之下,武康大楼是幸运的,因为上海市曾颁布64条“永不拓宽的街道”法令,要求保留历史路形,连棵树都不能拔,窨井盖的尺寸都不能换。


武康大楼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标识性和文化解释性。(图/图虫创意)


如今,武康大楼这艘历经百年风雨的船,永远停泊在了这个五岔路口。阳台上每一朵枯萎又盛放的花,既是历史的印记,也有关于未来的征兆。
而每天来打卡的成百上千的年轻人,看到的都只是“蚌壳”;被忽视的居民生命史,才是真正的“珍珠”,是百年上海沧海桑田的见证。要读透上海这座城市,看见这段漫长而丰富的历史和鲜活的人,仅仅在武康大楼前找一个好看的角度、拍下美照是不够的,还要找到进入真实人生和历史的裂口,才能看见更震撼的图景。
“蚌壳是不断被海浪冲刷的,但珍珠是磨砺出来的。希望所有人都能看到这个被冲刷、被磨砺的过程。”陈保平说。


[1]《蚌壳与珍珠:上海武康大楼居民口述》,陈保平、陈丹燕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04 [2]《上海的风花雪月》,陈丹燕,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08

校对:遇见

运营:嘻嘻

排版:谭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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