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特朗普再次对决　这对中国是一把双刃剑

作者：吾楼

拜登和特朗普本周分别锁定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无论谁在11月大选胜出，美国对华竞争、围堵和对抗的路线不会变，战略上对中国的围堵只会变本加厉。但美国大选及政府换届也是外界观察参选者外交政策的绝佳机会，进而为其他国家提前做好政策风险评估并制定应对方案。那么，今年大选对决中，两位老对手会给对华政策带来新变化吗？

首先可以回顾拜登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不同。特朗普4年执政期间，对华关系以贸易战为主，但特朗普为了2018年中期选举和2020年竞选连任，在极端右翼势力的推动下，转向了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典型案例就是孟晚舟事件、外国势力干涉美国选举、疫情期间对中国的虚假指控。拜登上台后，推行内政优先的外交政策，继承了特朗普的大多数政策，延续了贸易战，并在此基础上升级了科技战，制定了在经贸、军事、科技、价值观和对外盟邦体系等方面全方位和中国竞争的战略。

两人执政手法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外交对话策略、盟友及价值观外交方面。

特朗普执政期间注重和中国的外交对话和政治谈判，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了和朝鲜的政治对话。他在贸易和安全层面的“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主张，迫使亚洲及欧洲盟邦另辟蹊径，寻求战略上的独立自主，这为中国巩固周边外交、推进对欧贸易和投资合作、积极参与甚至主导国际事务提供了机遇。

▲2018年6月12日，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面对面握手，进行一对一会谈。

拜登上台伊始以内政和盟邦外交优先，不但拒绝调整对华关税，而且一度推迟、淡化和中国的外交接触，待到国内推动一系列经济投资计划、在中国周边和欧洲强化美国盟友体系、积累所谓的“优势地位”后，才和中国开展外交对话，而且这种对话因为佩洛西窜台和“气球事件”而被中断，足见双方沟通机制的脆弱性和政治互信的持续弱化，直至旧金山峰会。

对待盟友方面，特朗普主张美国优先，要求盟友担负更多安保义务，甚至威胁退出北约等同盟组织。拜登上台后则重振美国在欧洲和印太地区的盟邦体系，推动四方安全对话（Quad），打造奥库斯联盟（AUKUS），并和欧洲一道推动对华政策“去风险”。与此同时，拜登在2022年中期选举和今年大选继续打价值观牌，将中俄等国以及特朗普置于“民主”的对立面。

以上异同可以为大选后美国对华政策走向提供依据。

如果拜登胜选，他将在巩固第一任期政绩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对中国的围堵，巩固和强化Quad，AUKUS同盟以及IPEF等协议，但效果如何也会在第二个任期得到检验。拜登政府还会继续在半导体领域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按照王毅的话，就是美国打压中国的手段已经到了“荒谬至极”的地步。尤其在台湾问题上，从默许佩洛西窜台到多次打破“战略模糊”，预计拜登仍会挺台。

▲2023年3月13日，美国总统拜登（中）、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左）和英国首相里希·苏纳克，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洛马角海军基地就澳英美（AUKUS）伙伴关系发表讲话。

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他可能故技重施，继续加征关税，对象包括中国及美国的盟友，并重启贸易谈判，通过极限施压及勒索等手段达成协议。这可能会冲击到拜登政府打造的“友岸外包”供应链体系；特朗普也可能会要求盟邦承担更多安防义务，打破、打乱拜登政府打造的外部地缘政治平衡，这将给俄乌地缘冲突及印太地缘环境带来新的变化。

一方面，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可能会有所改善。在印太地区，特朗普可能仍会推动印太战略，但以维护美国的利益为先。过去四年一味地亲近美国的韩国和菲律宾言行举止可能会有所收敛，甚至可能会另谋出路，要么更加独立自主，要么主动地和中国开展对话。这对中国有利。中国一贯主张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亚洲人事亚洲人商量着办，域外势力插手只会让地区局势更复杂，这也是中国和东盟的共识。当下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和拜登政府和美国印太盟邦体系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另一方面，如果特朗普上台后寻求结束俄乌战争、改善对俄关系，中美俄欧的动态博弈也会发生微妙变化。他已多次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争的意愿，并在今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之际发表抛弃北约的言论，一旦上台，可能会施压乌克兰和俄罗斯谈判，进而改变美俄欧当前的地缘政治和军事对抗格局。而且，若再次上台，特朗普不会再像第一任期那样深受所谓“通俄门”指控的干扰，有可能像基辛格当年所建言的那样，拉拢俄罗斯制衡中国。但中俄在过去几年发展和升级的战略合作不会轻易受到影响。

相较而言，若拜登执政，美国对华政策是可预测、中美关系是可控的。因为无论在南海，还是台海，拜登民主党政府该打的牌已打，并且一直注重通过外交沟通渠道“管控”双边分歧，避免激烈竞争与对抗升级为冲突。另外，为了避免潜在冲突影响民主党2026年和2028年选情，完成代际更替的使命，拜登在开展大国博弈、推进对华外交方面也需要这种“确定性”。

和民主党政府不同，特朗普右翼势力不太注重“管控”对华矛盾。如果特朗普再次上台，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美国决策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尤其在经贸层面。特朗普有可能响应共和党党内强硬派势力，撤销中国最惠国贸易待遇。按照他今年所言，如果美国将对华关税提高到60%以上，按照相关经济学家的统计，中国商品所占美国进口比例将从当前的1/5左右下降至3%左右。这对正在去产能、推动贸易、重振和发展经济的中国极为不利。

虽然特朗普不一定会兑现至少60%的高关税承诺，因为此举在美国国内也极具争议，加上中国的反制，必然会冲击美国就业，伤及美国消费者，但他利用高关税勒索贸易对象的策略似乎并未改变。无论是中俄等美国对手，还美国的盟友及合作伙伴，都需要做好准备。

如果将特朗普执政后政策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分摊到世界诸国，中国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小一些，有助于中国寻找到一些突破点。比如，中国可以继续巩固在东南亚、中东和拉美的市场，包括和欧盟重新“校准”经贸关系。特朗普后期中欧谈判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被搁置离不开拜登政府的游说。如果特朗普孤立主义归来，中国有机会和欧洲重建信任，重启和欧洲的经贸与战略合作。

当然，也不能低估特朗普再次执政后的其他可能。特朗普能够再次和拜登对决，再次体现出美国共和党已经被特朗普完全控制，共和党建制派也受制于特朗普的影响，由此不断激化的两党党争必然会冲击美国的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必受其累，包括眼下有关剥离TikTok的争议，实际上也是大选年两党党争的焦点之一，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主张封禁的势力有所不同而已。

无论是拜登连任，还是特朗普回归，美国遏制中国、限制中国技术发展并在十年内所谓“竞赢”中国的大战略不会发生改变。但在细微之处，早做准备，有的放矢，可以将双边关系冲击降至最低，比如在事关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在事关全球影响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与建设方面，在稳定和发展经济方面，中国都会有相对的应对之策。今年两会提及的新质生产力以及绿色化和智能化发展，就能体现这一点。

这样可以争取到策略上和战略上的主动，避免在长期竞争与对抗中处于下风。这也是研究此次大选的重要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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