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拥而至的外国新娘, 为何没挽救韩国的生育率?｜文化纵横

✪ 张庆燮

韩国首尔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转自“社會學會社”）

【导读】近年来，日韩两国的生育率和结婚率持续走低，社会老龄化和失业率攀升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改善，其中2023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跌至0.72，创下历史最低记录。在韩国和其他东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发展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生育率降低、恐婚恐育心理蔓延等，这些现象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警示？

本文作者指出，在东亚（尤其是韩国），以快速跻身发达国家为目的的现代化发展方式，已对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和资源构成系统性的损害。社会再生产，涉及日常生计的准备和维持、社会和职业参与的准备、择偶和婚姻、生育和抚养子女、照顾配偶和父母，以及其他一系列被视为维持和改善人类和社会状况不可或缺的活动。例如，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明显问题是长期采用“先增长、后分配”战略，导致社会福利体系资金短缺且组织混乱。在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家庭是唯一普遍的公民福利机构，自给自足是缓解贫困、疾病、残障和其他福利需求的主要方式。同时，家庭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保护被视为每个家庭的责任，而非国家的政治责任，因此社会问题往往被视为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不是需要政府或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在这样的保守观念下，难以实现家庭自给自足，往往促使韩国年轻人负责任地避免“毫无准备”的婚姻和生育。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韩国的发展停滞却导致了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的世界化。自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下层阶级和通常不那么年轻的单身汉与来自亚洲各个较贫穷国家的外国新娘结婚。近年来，韩国十分之一的婚姻是国际婚姻。在很多村庄，多达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婚姻与外国新娘有关。然而，研究表明，在外国新娘到达韩国后，期望的生育数量却与韩国本土女性逐渐近似，因此，跨国婚姻对于扭转韩国人口危机的贡献也十分有限。

本文转自“社會學會社”，节选自张庆燮《压缩现代性的逻辑：阶级、家庭、人口》第7、8、9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压缩现代性的逻辑：阶级、家庭、人口

第7章：生产最大化，再生产崩溃

▍导言

在韩国和其他东亚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集中发展伴随着社会退缩（social withdrawal）和被迫迁徙（displacement，或译作“移置”、“流离失所”等）——自杀率高、生育率极低、普遍延迟（widespread postponement）、否认和破坏婚姻、老人和青年普遍贫困、农村人口过度外流、解雇和退出产业工作的现象疯狂发生、文化和规范上自我孤立（尤其在青年中）。

面对这些大潮，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公众讨论中，东亚发展型政治经济中的寡头政治、行政和行业领导人的保守意识形态、政策和行动经常受到批评，比如福利计划的不足和缺陷、普遍的重商社会经济政策、对劳动力和妇女的系统化剥削等等。我基本同意这些批评，同时，我将从社会系统的角度进一步探究令人不安的社会趋势——经济生产（economic production）与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之间的关系是东亚的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 modernity）的一个关键方面。

社会再生产涉及日常生计的准备和维持、社会和职业参与的准备、择偶和婚姻、生育和抚养子女、照顾配偶和父母，以及其他一系列被视为维持和改善人类和社会状况不可或缺的活动。简而言之，社会再生产是指个人、家庭、社会、企业和行政部门为创造和管理人类生命（人口）和劳动（阶级）而开展的一系列活动。

社会再生产使这些行动单位能够确保、维持和改善社会成员，这些成员对于社会近期和长期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其中，人口的增长/减少、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变化、构成成员的保障和招募是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基本集体成果。

资本主义通常从生产系统的组织原则来定义，而社会再生产必须得到有效和稳定的管理，以实现资本主义企业以及地方和国家经济的顺利和持续发展。从社会学角度看，不同的现代性路线涉及相应不同的社会再生产制度。本章论证，在压缩的现代性之下，对社会再生产（及其与经济生产的关系）的理论和分析关注尤为重要。

在东亚（尤其是韩国），压缩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发展（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和结果，它由国家强力发起，由普通公民积极推动。东亚人从根本上以发展主义或生产主义的方式看待现代性。因此，现代化的“政治兼社会事业”成就了压缩时间（time-condensed）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跻身世界 “先进国家”行列。

这种以压缩的国家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方式得到了各种政策、行动和态度的支持，这些政策、行动和态度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生产，同时也不约而同地系统性地牺牲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和资源。举个简单的例子，韩国工人每年被迫劳动的时间远远超过其他社会的大多数工人，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长期缺乏足够的睡眠。事实上，失眠问题在韩国未来的劳动者中同样严重，他们就是学生，由于学习负担过重，直到午夜过后才能上床睡觉。

这种生产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成果（新型或现代的工业、城市空间、家庭形式和关系、生活方式等）反过来又证明了牺牲社会再生产的各种社会后果（自给自足经济部门、有社会收益的劳动过程、文化自主的家庭和社会、生态嵌入的生活方式消亡了）是合理的。

尽管东亚社会以超前的工业、物质基础设施、服务和生活方式被令人艳羡的外表所掩盖，但在狭隘的发展型政治经济下，这些被视为可有可无（不值得社会再生产）的阶级、空间、社会、文化、智慧和权利被剥夺、萎缩和/或消亡，反过来严重阻碍了东亚社会的文明乃至经济发展。

▍产业工作生活史和社会再生产

急进式经济发展战略也扰乱了广大城市无产阶级家庭的社会再生产制度。终身雇佣制度一直是一项特殊的特权，仅限于韩国产业中非常少的工人，大多数其他工人的工作生活史充满了频繁的中断。

在工业化初期，企业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主要依赖廉价劳动力，并没有将产业工人视为理想的职业，对工人本身也不具吸引力。到了工业发展的后期，以企业为中心的财阀（재벌）并没有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推动员工技能水平的提高，形成一个社会进步的生产者阶层社会。相反，他们更多地依赖技术外包进行重组和扩张。

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技术升级和工厂自动化导致了大量产业工人失业。此外，自1997年至1998年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监管的国家金融危机（韩国人普遍称之为“IMF危机”）以来，许多公司不愿意为大多数新员工提供正式雇佣合同，无论他们的技能水平如何。

此外，除非出口导向型企业另有要求，否则遵循以企业为中心的产业政策的劳工政策并未重视现有员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与德国或日本不同，只有当韩国实现了工业发展的系统化时，才能真正融入工人的人力资本，否则韩国可能无法成为社会先进经济体。

大多数产业工人经历了频繁的工作中断，加上低工资水平，严重阻碍了他们能够稳定地扮演家庭供养者的角色。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全球成功的汽车制造商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会成员曾经要求，员工子女可以继承他们的正式工作身份，作为企业的保障。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这对该大型企业工会的社会声誉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城市贫困家庭：新旧社会风险下的妇女

尽管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终身从事职业工作，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从事专业工作，但在城市贫民中，已婚女性频繁中断的就业状况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许多中年女性在家庭再生产和家庭收入方面做出了贡献，他们的职业生涯可能会遵循婚前就业、婚后短期休假生育、育儿等“M曲线”路径。然而，这些女性的配偶往往从事不稳定且收入较低的职业，而她们自己主要从事低薪的服务业工作。这意味着他们家庭的双重收入很少能够帮助他们在社会阶层中提升，或者帮助他们的孩子实现跨代流动（尤其不能通过私人教育参与竞争）。自“IMF危机”以来，大多数韩国人相信阶级固化已经基本确立。

图为2013年日本所统计的按年龄划分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的代际特征图，即文中提到的“M曲线”。[图源：gender.go.jp]

尽管城市贫民家庭主妇的生活一直需要共同承担，但她们面临着所谓的“新社会风险”，因此不得不承受更沉重的个人负担和痛苦。特别是在韩国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已经年迈的父母（岳父母）寿命的延长，使得城市贫民家庭主妇不得不除了应对工作和家务之外，还要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

这些老人往往在为家庭付出过多的中年时期经历了过度劳累，再加上慢性疾病缠身，导致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来应对晚年生活。近年来，伴随后工业时代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压力，伴随成年子女的就业困难和随之而来的进修需求，以及丈夫长期职业的不稳定，都使这些妇女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随着成年子女的就业状况不断不稳定化，晚婚、不婚和离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这意味着，如今的中老年妇女无法依靠将家庭角色转移到下一代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些妇女希望自己的女儿不要重复她们的生活，因此他们经常会听到女儿说：“我不想像你一样生活，妈妈！”。稳定的中产阶级人口不断减少，这意味着对婚姻的悲观情绪在代际间不断增加。

▍债务维持生计：社会再生产的金融化

在21世纪的韩国，家庭债务激增表明了普遍的贫困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 of poverty），伴随着许多普通韩国人长期面临的结构性危机。沉重的债务负担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陷入绝望，甚至导致家庭破裂和自杀等毁灭性事件。在一些自杀事件中，绝望的父母甚至会先杀死自己的孩子，然后自杀，因为他们认为，没有父母的物质支持，孩子将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韩国家庭的平均债务收入比已经超过了美国家庭，这主要是因为“IMF危机”后的激进经济结构调整。这种调整着重于迅速恢复和提高财阀主导的主要出口产业的竞争力，但牺牲了农业、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以及工业生产的海外转移。

许多韩国人失去了经济活动的机会，他们不得不通过处置家庭财产、依赖亲戚的金融支持和贷款担保，以及进行消费借贷来补充失去的工资或商业收入。政府在这种趋势下鼓励了新兴金融服务公司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信用卡贷款和住房抵押贷款在本世纪初爆炸式增长。

越来越多的人依赖金融服务而不是自己的生产活动来维持家庭或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社会再生产的过程已经变得越来越依赖金融。在背负沉重的债务压力下，即使他们努力恢复经济活动，也难以与雇主或商业同行进行公平的谈判，因此他们在经济活动中面临着异常不利的条件。一些债权人甚至威胁债务人同意进行非法的人体器官交易。因此，金融债务已经成为定义阶级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指标。

随着普通人中债务人的增加，历届政府都试图设计和提供各种形式的金融救助计划。尽管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商业贷款计划，支持教育、住房等领域，但由于一些政策的不足，这些计划可能并未有效地帮助穷人获得社会再生产所需的商品。有些政府的政策，比如对高昂的大学学费和房地产投机行为的不作为，以及其他导致经济扭曲的因素，都可能使这些商业贷款项目更像是新兴产业政策，而不是真正的社会政策。当前的政府虽然试图延续这些以社会为目标的贷款计划，但却未能有效遏制家庭债务不断膨胀的趋势。

第8章：社会制度赤字和基础设施家庭主义

▍晚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及其家庭要素

大多数后殖民社会的现代经济发展被视为工业化的兴起，制造业成为经济的核心，取代了农业。然而，不能对韩国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转型进行简单的解释，这不够准确。

家庭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持甚至更新了社会经济制度。例如，韩国通过国家恢复家庭农业（土地改革）、农村家庭提供可靠的工业劳动力以及农村家庭进入资本密集型行业等方式实现了经济稳定和工业化。

此外，韩国的农民家庭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农业展现出世界最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家庭工作组织的社会活力和组织效率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韩国在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进行了土地改革，恢复了家庭农业，这在受到殖民统治和战争破坏的情况下尤为重要。

此后，全国大部分已经负担过重且快速增长的人口不得不在社会经济层面上吸收到基于相互支持的家庭道德关系的农村家庭农业企业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家庭农民的社会经济承载能力，这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如下文所述，这也是有效（劳动密集型）工业化的重要先决条件。

按照传统社会学的理解，工业化被视为实现现代工业生态体系并确保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的过程。然而，在韩国的历史现实中，经济发展最具决定性的阶段是最初的社会经济转型期，在此期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快速转移。

刘易斯（W. Arthur Lewis）将它系统地解释为（来自农村家庭的）劳动力无限供应的经济发展模式。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刘易斯式的工业化在韩国启动，农村家庭承担起另一种历史功能——承担工业化的各种社会转型成本。

如果不考虑单个农民家庭承担的工业化社会转型成本，就无法对工业资本的快速积累做出有效的解释。刘易斯将工业发展建立在长期大量供应廉价优质劳动力的基础上，这种思想认为，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成本，这些成本应由农民家庭以家庭援助和支持的形式来承担。

这些成本包括最初父母为将子女培养成劳动力所付出的成本，也包括搬家费、住房租金、学费和/或职业培训费用、食品供应等。这些费用由农村家庭承担，使得所谓的“人口红利”不需要国家的直接社会贡献，就能被产业资本轻松获取。

事实上，如果“人口红利”的社会经济成果不能公正地分配给作为直接人口贡献者的农民工家庭，那么“人口红利”中的“红利”概念就不存在了。韩国政府曾估计，在20世纪60年代初工业化空前迅速发展、农业相对衰退的关键时期，存在着资本从农村向城市净流出的现象。

家庭生产和劳动力支持的经济意义并不仅限于农民。城市贫困街区的大量人口已被所谓的非正规部门吸纳，其中，家庭自营职业相当普遍。长期以来，韩国城市经济的特点是自营职业者比例极高，这既是经济发展成功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失败的结果。

截至2017年，韩国自雇人员在所有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为25.4%，在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第五，而美国为6.3%，加拿大为8.3%，瑞典为9.8%，德国为10.2%，日本为10.4%，法国为11.6%，英国为15.4%，意大利为23.2%（经合组织2019年数据）。

韩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持续而突然的产业结构调整，向重型资本密集型部门、信息和通信技术部门等领域推进。每一次成功的产业结构调整都不可避免地导致被淘汰的工人进入各种自雇行业。

90年代末，金融引发的国家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重新洗牌的过程。在大多数行业中，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大规模裁员和减薪，即使有组织的工会也不得不让步。尽管经济出现了强烈的复苏，但受损的产业就业体系并没有真正恢复，而是转向了跨国化，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了中国、越南等周边人口大国。

目前，中国和越南的韩国制造业雇佣的本地工人总数已经超过了韩国国内所有产业工人的总数。韩国在全球高端产业的耀眼表现背后，家庭的团结和牺牲已经成为公民经济生存的关键组织基础。

家庭的另一个非常独特的经济功能体现在财阀下属大型工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结构中。这些企业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的核心社会特征之一，就是普遍依赖亲属和婚姻网络来维持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控制结构。

以家族为基础的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控制机制在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并非不存在，但在韩国，这种机制独一无二，并进而导致了相关企业特殊的组织结构和经济行为。在大多数财阀下属企业中，最高层管理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最大的股东，都属于同一个亲属集团，通常被称为“总数家族”。

也就是说，财阀下属企业的最高管理层由“总数家族”成员和/或其姻亲主导，商业利益止于“总数家族”的嫡系。当一个老家族因家族纠纷或在代际继承过程中解体时，就会成立新的财阀单位。还有许多其他例子表明，财阀的某些“家庭事务”成为了重要的商业事务，而且由于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甚至变成了国家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并不常见。无论是发展型国家还是监管型国家，都没有正式批准财阀这种家族化的商业结构和做法，但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某些方向上对财阀的战略性利用却一直产生着隐性的认可效应。此外，当与财阀有关联的企业发生重大劳资纠纷时，工人的反抗往往会被动员起来，目标直指财阀本人或其家庭成员，而纯粹的雇员执行者角色则不那么受重视。这就形成了一种财阀家族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显然不同于拉尔夫·达伦多夫（Ralph Dahrendorf）的西方劳资社会政治妥协经验。

▍家庭自我福利，而不是福利国家

韩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明显问题是长期采用的“先增长、后分配”战略导致社会福利体系资金短缺且组织混乱。尽管偶尔会重新斟酌这一战略，比如，本世纪10年代初，卢泰愚（Roh Tae-woo）政府提出“民主福利国家”口号，但政治上的发展主义思想很快又占据上风。

在这种政治经济环境下，家庭仍然是唯一普遍的公民福利机构，自给自足是缓解贫困、疾病、残障和其他福利需求的主要方式。在文化上，家庭对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保护被视为每个家庭的责任，而非国家的政治责任，这种观念受到顽固的意识形态阻碍。

尽管受到新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减少，但许多韩国人仍相信，强大的家庭团结传统可以避免许多家庭内部问题，保护个人的牺牲。在这种保守的观念下，社会问题往往被视为个人的道德问题，而不是需要政府或社会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在实际的行政做法中，发展型国家一直在根据相互支持和保护的私人责任重新定义社会政策，重新定义社会公民身份。最重要的是，公开宣扬“先保护家庭，后社会福利”的政策原则至今基本上保持不变。

根据这一原则，家庭被视为满足社会福利需求的主要机构。韩国的发展型国家与西方早期现代自由主义国家不谋而合，将工业资本主义所伴随的各种社会问题归因于个人和家庭的私人责任，并试图在道德上对他们进行管理，以培养适合产业工作和职业发展的素质和态度。通过这种方式，韩国具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发展主义对文化保守和具有社会经济动机的公民具有吸引力。

具体来说，韩国出现了与西方传统家庭政策不同的“家庭福利”模式。家庭福利被视为正在形成的韩国式福利国家的核心要素。一位负责政府福利事务的官员曾经指出：“家庭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良好的家庭福利将带来社会的稳定，有助于实现福利国家”。韩国对家庭福利的理解存在三种方式：家庭是社会福利的目标、机制或提供者。第一种意义上的家庭福利与西欧的概念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最后一种意义上的家庭福利无非重申了保守的、反福利的技术官僚意识形态。相比之下，第二种意义上的家庭福利可能意味着追求社会政策的独特策略，例如把照护老人作为韩国文化中内嵌的社会政策。

虽然官方政策声明中的家庭福利实质上是指通过家庭关系的社会制度框架来支持有需要的人，但国家对社会福利的承诺仍然不足。现实情况促使家庭自力更生。这些治理做法明确地表明，家庭对于维持发展型框架下的被动福利政策是不可或缺性的，发展型自由主义成为发展型国家的社会政策范式。

如果韩国公民认同领导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紧迫性，从而成为发展型公民，那么国家对社会政策的承诺将降至最低，并且个人将承担各种社会责任。

韩国人在私人生活中很大程度上秉持儒家价值观和规范，尤其是关于家庭的价值观。孝顺年迈父母和有责任养育子女一直被普遍视为“韩国美德”。然而，家庭成员的权利在主流产业经济中被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剥夺，依赖家庭进行照护和赡养体系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相应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开始探索替代性的个人生活选择，这些选择基于她们对加入劳动力市场、婚姻和生育问题的思考。难以实现家庭自给自足，这并不是因为规范上的拒绝，而是因为实际上的困难，这往往会促使韩国年轻人负责任地避免“毫无准备”的婚姻和生育。

第9章：压缩现代性的人口结构

▍压缩的人口转型

经过半个世纪的、剧烈的社会人口变化，韩国已经从一个以高生育率、普遍婚姻、罕见离婚等闻名的社会转变为一个以“最低”生育率、普遍单身、普遍离婚等社会。在这个复杂的发展背景下，压缩型社会人口变化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历史和理论意义，其中包括（1）代际分裂的城市移民导致人口失衡；（2）生育率下降和性别不对称；（3）持续规范家庭主义下的人口个体化；（4）个人生命历程和家庭生命周期之间的不断调整，以及（5）社会经济离散的两阶段人口老龄化。

A. 双重（发展和人口）城乡差距

韩国的工业化是一个年龄选择的过程，其中绝大多数农村青年和年轻人最终都在各种类型的城市工作、学习和/或生活。剩下的中老年农民则留在农村，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老龄化”。他们因此形成并维持了一种“社会生态博物馆般”的传统农民生活环境，其中微薄的生计和陈旧的生活方式成为社会怜悯和文化的浪漫主题。

这种农村生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保护性和排他性国家政策的结果。尽管通过标准化家庭农业维持社会经济稳定的“耕者有田”宪法原则并未受到影响，但以城市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驱动已经影响了农村地区各种经济和社会的退化——包括间接退出，即农村人口通过进城/定居的子女和兄弟姐妹将大部分物质、人力和精神资源转移到城市地区，以一种社会政治上温顺的方式过着自己的农村生活。

在社会人口结构方面，韩国的村庄已经与西方退休城镇等同化，这意味着，它成为一个没有进一步社会再生产的年龄/代际结构。但由于长期缺乏新进入者，韩国村庄的未来可能与西方退休城镇有所不同，后者可以吸引来自其他地区的迁移者。

更具体地说，韩国农村人口的家庭生命周期表明，家庭在形成和扩张阶段加速流散。由于找不到接受父权农民生活的配偶，许多大龄单身汉不得不与年迈的父母一起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畸形家庭结构中，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最近找了来自亚洲贫穷国家的外国新娘作为方便的人力资源来维护农村社会。近年来，韩国十分之一的婚姻是国际婚姻。在很多村庄，多达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婚姻与外国新娘有关，从而导致不可预见的国际化、多元文化重建的社会环境。

B. （性别选择的）双父权资本主义工业化下的生育率下降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韩国工业化的显着社会特征之一，是本土和移民城市女性的“家庭妇女化”，该现象几乎与她们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同时发生，成为城市和产业的受薪阶层。大多数乡村出身的“工厂女”选择在“适婚年龄”结婚，婚前或婚后离开工厂，中年时经常重返劳动力市场，以弥补丈夫微薄的和/或不稳定的收入，但仍然无法满足孩子的教育费用、年迈父母的生活费等。女性在年龄上的“M型”经济参与由政治经济强化的文化规范引发，女性的幸福在于从属地履行父权制规定的生育和持家职责。

从社会制度的本质来看，韩国的资本主义产业经济曾经与私人家庭之间存在一种父权联盟，在这种联盟下，前者的男性统治曾经受到后者性别隔离的人口和社会行为的系统性支撑。韩国的“重男轻女”表现在出生性别比失衡、子女教育投入不对称、家族金融和社会资本继承偏颇等方面。

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的所谓“第一次生育转变”基本上以“性别选择”的方式发生。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生育率的短暂稳定并没有消除而是加剧了这种有争议的、策略性的非法生育行为。

1986年，出生性别比达到111.7。除1987年外，出生性别比一直保持在110以上，直到1996年。1990年、1993年和1994年甚至超过115。韩国人似乎对国民经济和家庭结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未来充满信心。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种乐观情绪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1997年至1998年的国家金融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激进新自由主义重组，要求大多数韩国人在没有任何公共或私人保障的情况下突然迎来“后发展”甚至“后工业”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深度全球化的财阀惊人地复苏和增长，导致当前和未来劳动者广泛的经济权利被剥夺，直接损害了男性的经济特权。这种前所未有的、陌生的经济困境强加在当代人身上。韩国人立即引发了“第二次生育转变”，韩国的生育率变得“最低”。

另一项研究表明，最新的生育率下降对韩国人性别偏见的人口行为产生了纠正作用。出生时的平均性别比在最近恢复到了“自然”水平。由于儿子的父权发展前景在国家无就业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从根本上崩溃，韩国人迅速转向生女儿的“浪漫”价值。尽管父权制的人口文化明显消退，但以孩子为筹码去做战略性生育的倾向并未减弱。家庭主义的内容正在发生变化，而不是消失。

C. 规避风险的个体化、婚姻危机和第二次生育转变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年轻一代无限期推迟或放弃结婚、不生育或尽量减少结婚子女、毫不犹豫地选择分居或离婚的趋势迅速加强。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与其极高的离婚率和迅速上升的初婚年龄有着系统性的联系。这些趋势的背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社会再生产的家庭关系的形成和维持感到极大的负担，甚至对社会再生产本身的实用性产生怀疑。

然而，这些趋势并不一定证明年轻人放弃了家庭主义或社会文化转向个人主义生活。相反，它们可以被理解为“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因为即使在年轻人中，家庭主义仍然很强烈。

然而，自“IMF危机”以来，经济动荡和社会不稳定对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条件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这让大多数青年男女从风险规避的角度对婚姻和生育变得极为谨慎。人际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充当社会风险而非社会资源的媒介，确保伴侣（配偶）和继承人（子女）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动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到更严重的削弱。

虽然家庭主义阻止了（实质上没有准备好的）婚姻和生育，但这种规范性的困境并没有因为任何重大的补偿性观念而得到缓解。显然，传统的家庭（主义）生育时代已经严重消退，但个人（主义）生育的新时代尚未清晰可见（不像西欧一些地方的女性为了个人主义和自主性决定生育）。这种危机带来总体后果——结婚减少、生育率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也必然对宏观社会经济体系的维护造成严重的不稳定影响。矛盾的是，发展型自由主义国家的生育政策不慎强调社会和经济危机的前景，这加剧了韩国年轻人对家庭风险的担忧。

D. 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生命周期的脱嵌与再嵌

年轻人的物质条件严重恶化，在经济参与方面面临长期的结构性困难，这不仅阻碍了他们自己的婚姻和生育，而且通过无限期地延长他们对父母的依赖，给各代人造成社会和经济困境。越来越多按照传统年龄标准已经“成年”的子女，在住房、生计和教育方面继续依赖中年父母，从而扩大了他们在父母核心家庭中的依赖地位。他们无法通过婚姻和生育建立自己的核心家庭。此外，即使这些年轻人结婚了，他们在住房、儿童保育和生计方面也常常依赖中年或老年父母。这种趋势长期存在，从而扭转了传统核心家庭赡养关系的共同方向，成为一种迅速增加的反向主干家庭。

这些趋势证明，家庭生命周期与个人生命历程之间的系统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去，父母对孩子的个人生命历程（物质独立、婚姻、生育的时间和/或性质）行使强大的权威，以顺利完成父母自己的家庭生命周期，但今天，越来越多的父母对失业（和未充分）就业且经常无限期上学的子女行使这种权力就极其困难。

因此，许多父母最终将孩子的新生命历程反馈到自己的家庭生命周期中，产生了新的家庭形式，例如“大核心家庭”和“反向主干家庭”。然而，尽管这种以（成人）子女为中心的家庭形式在物质上有所增加，但结婚后子女在生活中与父母分离的社会规范却一直在加强。对于孩子和父母来说，年老父母生计依赖同居成年子女的家庭规范已经不再有效。

事实上，家庭规范和家庭形式之间的这种差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儿童在城市新的经济和社会机会的基础上开始生活在独立的核心家庭中，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仍然保持着相当牢固的旧根基。与留在村里的父母建立了家庭式的规范关系。他们维持着所谓的“实际上的核心家庭”。

在这种情况下，子女结婚不仅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在结婚时间、择偶等方面也必须密切反映父母的偏好或意见。已婚子女的生育在文化上也是强制性的，并且往往反映了父母的性别和数量偏好。鉴于父母可预见的尴尬或愤怒，离婚是不可想象的事。

在韩国，这种历史性的变革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它以一种非常有趣的方式体现了压缩的现代性。这种转变反映了私人采取临时措施，以平息发展自由主义、经济危机和激进新自由主义重组的累积破坏性影响所造成的家庭不幸。这不是社会文化演变或系统性适应的结果。

这意味着，在新时代，大核心家庭和反向主干家庭的蔓延阻碍了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再生产体系的代际传承，甚至导致了代际传承的无限期推迟或停止。因此，在一项国际社会研究中，韩国中老年妇女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幸福”的群体，因为她们集体失去了传统的权利，不再能享受悠闲的好生活，她们不再能及时将自己的角色转移到下一代。

E. 从发展到空虚衰老

一对患病的老夫妇心疼儿子一家不离不弃认真照顾他们，于是一起自杀了（《京乡新闻》，2011年5月9日）。这样的社会悲剧并不罕见。另一方面，可悲的是，一些老年人不得不诉诸法律，从不孝顺的孩子那里获得生活津贴，这些孩子忘记了父母早先对他们的抚养。

尽管有些老年人享受到了积极阳光的晚年生活，但在压缩型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大多数韩国老年人都很贫困。根据经合组织2009年至2011年的数据，66岁至75岁韩国人的相对贫困率为45.6%，而所有经合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11.3%。

韩国同年龄段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而所有经合成员国的可支配收入为90%。此外，考虑到老年人口“同代人内部经济状况”的极端不平等，上述数字严重低估了大多数老年人贫困的实际状况。根据2013年的估计，50岁或以上最富有的10%人拥有49%的净财富。同时，65岁及以上人群总收入的基尼系数远高于年轻人口。前者由2006年的0.393变为2010年的0.419，后者从2006年的0.288变为2010年的0.284。这种经济困难和不平等反过来又导致韩国老年人的自杀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人口快速老龄化并不是21世纪独有的新社会现象。也就是说，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韩国在20世纪就已经经历了预期寿命的持续快速上升。例如，根据日本殖民政府人口数据构建的历史寿命表，1927年的平均寿命为33.7岁，1933年为37.4岁，1942年为45.0岁，1957年为52.4岁，1971年为66.2岁，1981年为71.7岁，1991年为75.5岁。

根据韩国政府的官方数据，1960年平均预期寿命为52.4岁，1970年为63.2岁，1980年为65.8岁，1990年为71.6岁，2000年为75.9岁，2010年为80.8岁。仅在工业化初期（60年代至80年代），韩国人的平均寿命就增加了近20岁。

然而，当时快速增长的（相对）老年人口能够安享晚年，成为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主体，或继续担当传统农民的长期社会基础。然而，由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转型，他们经历了高生产力的早期老龄化，但他们的衰老状况很少得到承认。

然而，同一群老年人中的大多数此后经历了人口老龄化的另一个阶段，即第二次人口老龄化，由于健康状况不佳和贫困，生产力并没有太高。他们的老年贫困是由于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未能为晚年做好充足的物质准备造成的。这种失败反过来反映了一个事实，他们将大部分微薄收入（常常受到发展主义国家的胁迫，通过行政手段压制产业工资和农业采购收入水平）用于家庭投资（首先包括儿童教育）。

在此背景下，许多老人靠着“送孩子上大学”的努力，忍受着贫困的生活。这里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国家从发展型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在“先增长，后分配”的空口号下，无限期地推迟了为老年人提供系统性的公共准备。

许多长辈的生活需要融入子女的生计，因此他们与子女的关系中充满了困惑、冲突和痛苦。更糟糕的是，自“IMF危机”以来，长辈子女的经济状况极不稳定，而子女的子女，即孙辈，目前普遍存在结构性就业困难，他们对子女的稳定物质依赖只能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经验。

最关键的是，在城市地区，由于去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强劲趋势，他们的晚年无法融入主流生产体系，缺乏有保障的固定收入，不仅阻碍了个人稳定的生活，也阻碍了作为“消费者”的体面社会参与。

现在，大多数城市老年人面临着所谓的“空洞老龄化”甚至“赤裸老龄化”的社会经济进程。韩国近一半老年人口居住的农村地区存在着值得注意的对比。人口老龄化往往决定了年轻人口持续减少下当代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矛盾的是，由于生命的延长，他们传统的农村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寿命也被延长了。

鉴于人类寿命的延长在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中普遍存在，而且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抢占了老年人参与主流或创新社会经济的可能性，冻结老龄化（frozen aging，在几乎冻结的工作条件下变老和生命）似乎成为一种迅速普遍化的现象。然而，鉴于下一代农民接班人的稀缺，农村工作和生活注定会消失在记忆中。

▍韩国国民的民族人口重构（ethnodemographic reconfiguration）

韩国的全国人口危机促使该国朝着一个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向重塑——家庭、社区和整个社会的多元文化或国际化重建。自本世纪初以来，越来越多的韩国下层阶级和通常不那么年轻的单身汉与来自亚洲各个较贫穷国家的外国新娘结婚。

一开始是中国的朝鲜族和汉族女性。从2005年左右开始，许多地方政府和农村社会开始吸引东南亚女性，尤其是越南女性。她们迅速成为的农村单身汉的新娘，这些单身汉几乎吸引不到韩国女性。让农村光棍结婚的半公开运动迅速在全国蔓延，因此韩国村庄突然成为最前沿的跨国化或世界化阵地。一个巨大的悖论在于，韩国的发展停滞却导致了整个国家社会文化的世界化。

来自亚洲各地的外国新娘大量涌入，这需要韩国进行根本性的社会文化调整，不仅是为了她们的韩国配偶和家庭，也是为了整个韩国社会。在民间活动人士的敦促下，韩国政府决定通过官方的“多元文化家庭支持政策”来正式承认并支持这种跨国婚姻。

外国新娘被授予一种跨国生育公民身份，她们除了从事农活和其他赚钱活动外，还要履行各种家庭义务，比如持家、生育和抚养孩子、照顾老人等。如果婚姻失败，她们留在韩国的权利取决于生育的结果和养育（作为母亲）的必要性。韩国政府和外国新娘之间存在一场隐秘的拉锯战，因为许多外国新娘被怀疑是伪装的经济移民，而不是积极的生育公民。

最重要的是，她们期望的生育数量与韩国本土女性的生育期望近似。2009年的全国调查涵盖了近一半的婚姻移民，调查显示，尽管东北亚和东南亚女性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受访的外国新娘表示，她们想要的孩子数量与韩国本地女性想要的孩子数量几乎没有区别——朝鲜族为1.1、汉族和其他中国人为1.2、越南人为1.7、菲律宾人为1.9、蒙古人为1.4、泰国人为1.7、柬埔寨人为1.8。

在某种程度上，“多元文化家庭支持政策”旨在通过文化上的方式解决外国新娘和她们的韩国家庭所面临的复杂社会和经济问题，而不是解决农业经济不稳定等结构性问题，或者处理农民社会的文化排斥。在私人层面，更加令人困扰的是，多元文化主义常常会导致外国新娘与她们的韩国配偶之间在语言和文化上无法有效、和谐地进行日常交流。这种交流困难常常被韩国父系家庭单向独裁倾向的加剧，他们希望通过引入尚未融入（或尚未现代化）的外来文化来恢复所谓的传统社会再生产规范和实践。

然而，尽管婚姻跨国化是一种偶然而又充满矛盾的现象，但它已经成为韩国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积极的经济全球化对韩国的社会人口条件和影响产生了许多重要影响。最根本的是，它重新定义了韩国民族的全球性认识，外国新娘及其混血子女的快速增长就是其中的明证。婚姻跨国化证明了一个关键事实，在韩国积极参与的全球化进程中，社会人口再生产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本文节选自张庆燮《压缩现代性的逻辑：阶级、家庭、人口》第7、8、9章，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