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引言
邓小平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他在军事领域的造诣也是可圈可点的。
连性格内向孤僻不喜和人打交道的林彪都曾夸过邓小平，说二野打仗主要是靠邓小平。
这样的说辞直接让刘伯承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那智商过人的邓小平又是怎么回复林彪的？一起来看看吧。
友好合作，变团大战打出雄风
刘伯承和邓小平长期共事，相知甚深。
在老百姓心中“刘邓不可分”，这是因为邓小平、刘伯承两位杰出军事家在革命战争年代结下了深厚情谊，这些情谊不仅留在了他们心中，也篆刻进了我们心里。
在邓小平诸多战友中，和刘伯承感情最为深厚。
邓小平提到刘伯承总是会说：“你们别看他年长我12岁，但我俩感情十分融洽，工作起来很协调，有了刘伯承才有今天的邓小平。”
1931年，邓小平、刘伯承相识，刚刚一见面，邓小平就对刘伯承印象很不错：“他一看就是一个忠厚、真挚的好人。”
刘邓两人正式共事是在抗战时期以后，1938年1月，当时邓小平已经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129师政委，师长由刘伯承担任。
在这之后，他们共事13年，将“刘邓大军”威名打了出来。
在百团大战中，邓小平、刘伯承两个人日以继夜在前线观察地形，相互打配合，最终指挥部队打赢了这场胜仗。
在战争进行到第三阶段时，日军派兵对我军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这让刘邓所处的129师境地变得很艰难。
因为前线情势越来越紧张，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给前线指挥部的每个人都发一支步枪：“用枪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学会审时度势要把枪用在正确的地方上。”
1940年10月28号，陈赓指挥386旅对关家恼进行总攻，可是日军冈崎大队很顽固，丝毫没有撤退的打算。
对此彭德怀发来电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拿下关家恼、东庄、中旬的敌人。”
这场战役从凌晨四点一直打到了中午，战争情况异常激烈。身经百战的陈赓看见战争的惨烈情况忍不住落下泪，随后又致电指挥部：“伤亡情况太严重了，有的连队到最后只剩下十个人，有的连队一个人都没有了。”
电话那头的刘伯承声音哽咽：“同志，无产阶级的队伍，难道我会不心疼吗？”
刘伯承说完这话当即就摔了电话，邓小平赶紧把电话捡起来很严格的对陈赓说：
“同志，你是把握全局的人，你可千万不能垮掉，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战争打好，战争不可能没有伤亡情况出现，现在要做的是集中火力，一鼓作气，减少伤亡的人数，此刻颓废撤兵将功亏一篑，希望同志你好好权衡利弊。”
邓小平说的话仿佛给陈赓吃下定心丸，为将者必须要有“全局”意识。
陈赓坚决服从邓小平的话。挂断电话陈赓冷静下来指挥战局，原本惨烈的战争情况突然被扭转，敌人被打的节节败退，胜利地消息不断传来。
百团大战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我军还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歼敌数量达到八千，我军损失人数也达到了两千多人，负伤的士兵有五千多人，共计七千多人，敌我双方战损比例达到了一比一。
1943年1月26号，邓小平说：
“百团大战中我军军事力量暴露的太明显，这不仅会造成我方损失过大，还让我方元气大大受损，还忽略了敌人对我们的判断攻击。”
刘伯承认可邓小平的观点，他表示：
“百团大战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役，但这次战役的打法是错误的，应该用全面游击的方式来进行战斗。”
刘伯承在这之前就很反对硬碰硬的打法，应该采取以柔克刚的打法，所以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同时也应该对彭德怀进行批评。
刘伯承、邓小平吸取了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两人配合的默契程度更高了。
两人在合作的过程中，每一次刘伯承都很担心邓小平的安危。
1942年，日军进行了春季“扫荡”，邓小平率领772团一部到太岳区视察工作。
去太岳区首先得通过敌人设置的白晋线，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刘伯承为了保护邓小平的安危，提前进行周密部署，让129师参谋长李达对邓小平进行贴身保护：
“现在日军扫荡次数很频繁，你一定要对邓政委的安全负责，在邓政委要路过的地方，提前进行安保筛查，及时的接送邓政委，有任何情况必须立即通知师部。”
尽管刘伯承已经把安保工作做到这个份儿上，但他还是很不放心，邓小平一走他就通宵未眠，亲自在值班室等着李达报告消息，值班参谋长多次让刘伯承休息，害怕他把身体熬坏，刘伯承还是不愿意。
直到天快要亮了，陈赓给刘伯承打电话，告诉他邓小平已经顺利到达太岳区，刘伯承才安心的回去睡觉。
5月1号，日军开始对冀中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刘伯承又致电李达：
“敌人已经在冀中地区进行扫荡，这几天会进行全面扫荡，他们的扫荡目标是太岳区，邓政委也在那里，注意保护好他的安全。”
1942年夏天反扫荡战役中，向来情绪稳定的刘伯承在转移过程中特别着急，所以他一直询问邓小平的情况，希望他能在转移的过程中和自己联系。
邓小平知道刘伯承很担心自己，很快就给刘伯承回了电话，两人在这样的来往间关系变得更密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