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76年收到中组部约谈：你的问题很严重

特殊时期的结束，对施义之而言，非但不是一个句号，而是一个顿号。

1976年12月，新春佳节的气氛越来越浓，可施义之的内心越是忐忑不安。或许他早就感到自己将遭遇政治上又一个坎坷，因此他对秘书说：“不知道这个新年，会不会过得去。”

施义之的年龄在开国将领中，属于较小的几位之一。

1917年，施义之生于江苏省武进县。1938年，他受到革命的召唤，就近参加了新四军。当时处于抗战初期，新四军展开了积极地扩大部队的任务，施义之借助这个机会，加入了组织。

一开始，施义之在新四军十一旅任锄奸科科长。解放战争时期，施义之晋升为华中野战军九纵政治部组织科长，负责人事任免工作。随后，他又历任21军62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

1960年7月，施义之升任21军政治部主任。

从履历中，可以看到施义之从事的都是部队的思想建设工作，是一个政工干部。对这位军中的老资格的政治工作者，老搭档胡炜评价说他：“为人正正直直，坦坦荡荡，老老实实。做事一直都是秉公办理，从不徇私。”

1966年8月，21军归属北京军区管辖，当时正开展“三支两军”，参与到斗争中，试图利用军队的力量重建社会秩序。北京军区也召开了师以上的干部会议。

开会期间，北京军区副政委吴岱来到施义之的住处，告诉他：“中央要北京军区调一个军政委到公安部任副部级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讨论了很久，觉得还是你去最为合适。”

然而，施义之的回答却令吴岱颇感意外，施义之说：“吴政委，我个人不能胜任这项艰巨的工作。”

施义之明白，在当时的情势下，公安部职能非常重要，事务繁忙不说，还极容易卷进政治斗争之中。因此施义之起初多番推却，可也经不起吴岱再三的动员，遂答应服从组织决定。

12月下旬，施义之来到北京公安部报到，可惜的是，这一决定真不幸被其言中，导致了自己下半生的不幸。

在这十年期间，施义之的多项行为都在事后遭到了清算。1976年，施义之接到通知，被中组部叫去谈话，挨批：“你的问题很严重。”

这些问题包括“砸烂公检法”、家庭关系复杂、偷拿公安材料等。

关于“砸烂公检法”口号的扩散，施义之回忆道：“那时我刚到公安部，这个口号并没有广为流传。直到7·20事件后，谢富治在公安部欢迎大会中的讲话，才使得这一口号流出公安部。”

在欢迎大会上，施义之是主持人，谢富治是主要演讲人。在路上，谢富治就对同志们说：“我讲话别的不要传下去，就‘砸烂公检法’，要进行宣传。”

至于家庭关系复杂，这主要是施义之的夫人陈枫，是被誉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改革开放最早、最深刻的探索者”的当代著名学者顾准的妹妹。

顾准的儿女后来曾在回忆录写道：“六十年代，姑父到北京任职。那时父亲早就被‘打倒’。施义之也商量过离婚的事情，出于保护家庭的需要。”

离的是婚，割不断的是情，尽管黄枫被下放劳动，但在1968年春天，施义之仍然抽空看望过顾准一家，也在百万庄见到了旧日的妻子黄枫，这也是夫妻二人最后的一次见面。

不过在历史关口的节点，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1977年5月，施义之被停职审查。第二年7月，施义之被送到“五七干校”，说是审查，实则是监禁。1983年，他的材料上报到中央，被指在“清查公安部档案”有不当活动。

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了批示，施义之47年的党籍、军籍被开除，每月只发生活费150元。胡炜说：“这个处罚，显然是不公平的。大家都知道施义之是遭到了报复，都为他打抱不平。”

十年之后，施义之白发苍苍，10月29日，他接到了旧部的邀请，到京郊怀柔参加了21军老同志的一个聚会。

也许是为了倾倒十几年受到的不公待遇，施一之在聚会上多喝了几杯。劳累的身体，使得他腹部血管瘤破裂出血，送到医院为时已晚。

消息上报给公安部之后，公安部表示：施义之不是我们的人，我们不管。

最终，还是胡炜做主，和21军的老人商议：后事不能再拖了，别人不管，咱们自己管。华国锋接到噩耗后，还让秘书打来了电话。军队的高层，共四百多人来参加施义之的告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