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担任上海市委书记，从未以公谋私搞特殊，子女都是普通工人

这位同志从革命年代走来，经历过战争的考验，信仰和意志无比坚定，心中满怀家国之情。建国后，他遵照党组织的命令，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中，助力人民政权摆脱贫穷的困扰，实现繁荣和复兴，他的名字叫王一平。

王一平同志很早便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了，1935年，他在青岛上学期间，曾组织了一场浩浩荡荡的工学运动，结果招致当地国府的不满，他遂遭到通缉，被迫背井离乡前往西安避难。当年下旬，党组织安排他进入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抗战爆发后，王一平被调到抗大学习，1938年，他跟随八路军挺进华东，在鲁西南一带扎下根来，开辟了一块全新的革命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王一平在华野工作，一度担任纵队政委。建国后，陈老总点名让他到上海市委工作，历任组织部长、市委秘书长。动荡时期，王洪文对他施加了诸多迫害，将他的公职革去，下放到某机械厂劳动。1972年，他重新获得启用，担任市革委会高干，动荡结束后，他就任上海市委书记。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他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逐步将上海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来沪发展，为上海的繁荣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83年，王一平觉得自己年事已高，没办法再继续为国家做贡献，遂退往二线部门，将市委书记一职让给年轻人。王一平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始终遵守着党的纪律，未曾僭越过半分，当年他在华野工作的时候，妻子正好怀了孕，跟着大部队行军多有不便，有人建议他找一匹马来给妻子骑，这样多少能缓解妻子的不适症状。

但王一平却觉得这样是违反规定的，因此便没有给妻子找代步工具，每每遇到陡峭的山路，他就亲自扶着妻子一起走，与妻子共渡难关。建国后，上海市委打算将王一平的妻子从南京调到上海来工作，这样他们夫妻两人也可团聚，不必再受分离之苦。可令人意外的是，王一平在得知此事后，立即予以否决，坚决不许妻子来上海，以免别人说闲话。

后来，妻子还是去了上海，在纪委部门工作。60年代初，妻子工作年限已满，应该提干了，但王一平却坚决不许妻子提干，一直压着妻子。妻子为此很是委屈，明明和她资历相当的人已经获得了更高的职位，可自己却还一直“原地踏步”。王一平后来开导妻子要放平心态，不要执着于升官，当干部是为了服务人民，而不是为了“往上爬”。

王一平的长子早年参军，退伍后转到上海某工厂当工人，3年后，厂里打算推荐他到教导班学习一段时间，然后直接提干。可王一平却坚决不许长子去上教导班，要求他拿先进个人或者其他奖项，靠自己的辛勤和汗水获得进步。长子很听话，便没有去上教导班，后来在工厂一线一直干到退休。

女儿动荡时受了批评，被下放到河南某公社当知青，那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女儿待了一段时间很快便受不了了，便写信给王一平，请他想办法将自己调回到上海或者其他地方。王一平给女儿回了一封劝慰信，让女儿不要怕吃苦，在基层也是干革命，也是为国奉献，是无比光荣的。

当然，王一平对待自己也很苛刻，他一直住在一所破旧的老楼里，后勤部夫人同志好几次都劝他换个地方住，但他却直言没有必要，自己在老楼里住习惯了。当上上海市委书记后，他愈加低调、内敛，出门只带警卫员、司机、秘书三个人，绝不搞什么大排场。

退休之后，他将警卫员遣走，只留下司机一人在自己身边。组织部的同志曾尝试问他要不要再配一个秘书，他表示自己已经不办公务了，要秘书是浪费资源，国家培养大学生不容易，还是让年轻人到其他岗位上去发光发热！

2007年，王一平同志身患重病，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医生为了挽回他的性命，尝试了多种医疗方法，但效果都不怎么好。当年2月底，他的内脏器官衰竭，最终遗憾离世，时年93岁。党中央与上海市政府得知这个噩耗后，立即发文缅怀他，随后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各界政商名流纷纷前来为他吊唁，送他最后一程。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了上海某革命烈士陵园，与诸多仁人志士一起长眠于黄浦江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