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里的这些“神奇动物”，也许真的存在过？

《神奇动物在哪里》

有羽毛也有两条腿的鸟蛇，像爬虫又像蝴蝶的蜷翼魔，像螃蟹又像蝎子的蝎尾兽……《神奇动物在哪里》里这些稀奇古怪的动物，似乎并不是魔法世界的专属——早在几百年前，“神奇动物”就已经在欧洲绘画中出现端倪：13世纪的寓言故事插图中，画有会走路的鱼、漏斗状鼻子的大象；在14世纪的地图中，人们发现了神秘的狗头人；到了17世纪，自然史著作中出现了各种奇形怪状的人兽拼接体……

这些动物是怎么一回事？当时的人们是怎么煞有介事地画出这些奇珍异兽的？让我们再进一步思考，这些神奇的动物的出现，暗示着人们怎样的世界观？在科学的分类方法尚未出现之前，人们是如何理解动物与动物、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的？

英国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研究员、科普作家大卫·班布里奇在《分类的艺术》中，用两百多张图片与图谱，讲述了动物学家如何将飞禽走兽更“艺术地”系统化分类的故事。

为什么要给动物分门别类？

在人类最初的绘画作品中，动物便拥有一席之地。有两个主题在人类的早期岩画中频频出现：旷野里的动物和人类的手——后者灵巧而有力的拇指令其在一众生物中脱颖而出，别具优势。人们探索动物世界的热忱往往出于实用，比如判断猎物是否有毒或是否易于捕获，但另一个驱动力同样不容忽视：对艺术的追求。

地球上栖居不计其数的生命，彼此之间有着各种相似与不同之处。早在达尔文、克里克与沃森之前，人类祖先的目光就已经落在了它们身上。早期学者们已经隐约感知到，生命体们似乎有着某种统一的秩序。古老而原始的动物分类尝试，让我们看到了人类对于揭示这一隐秘秩序的渴望。

这些尝试在历史上出现之频繁超出我们的想象。祖先们对动物分类高昂的热忱为我们留下了丰盛的艺术遗产：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民间传说与宗教故事插画，启蒙运动时博物学家的版画，十九世纪的演化树与演化线路图，以及现代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复杂化分类体系……

这些作品高超的描绘精度和艺术性，仿佛除了科学信息，震撼人心的视觉呈现本身就能给予人深邃的哲学体悟。

《圣经》中的动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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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年代并非最古老，但《阿伯丁动物寓言集》可以说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动物寓言集。

上帝造物，尤其是随后亚当取名的情节在《创世记》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仿佛预示了后人对于动物命名与分类的迷恋与执着。

西方社会对动物进行命名分类来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相关的内容在宗教典籍中频频出现。《圣经》中，神在同一天造出了亚当和陆地上的其他动物，而这竟与“人类是动物中普通一员”的现代理念不谋而合。神交予亚当的首项任务之一，便是为这些飞禽走兽取名。

《圣经》中关于动物分类的寓意影响深远，甚至衍生出了对特定动物的食用禁令。《利未记》的第十一章用类似现代“决策树”的方式，规定了人类只可吃“分蹄的、反刍的”，或“长着翅与鳞的”动物。这些规定可能来源于此前人们对食物的试错结果，其中有些食物可能曾引发过严重的微生物或寄生虫疾病。在阅读这些神秘的禁令时，人们很容易便会感觉到，它们大多应当有着关乎生死的实用理由。事实上，实用性确实是人类进行动物分类的一大驱动力。严格来讲，只有知晓哪些猎物是危险或有毒的，原始人类才能存活下来，而我们则是这些幸存者延续至今的后裔。

古希腊的科学与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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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比特·特斯塔德（1470-1531），插图作品，《自然史的秘密——世界志怪录》，约1500年

《自然史的秘密——世界志怪录》是一部百科全书和世界地名录的早期作品，各种版本已难以一一确定作者来源及出版年代。书中描绘了来自遥远异域的各种动物，其中有的真实存在，有的则完全出于虚构。书中记叙的故事则大部分源自古希腊的寓言。

亚里士多德生活、写作的地点是爱琴海中最大的岛屿之一——莱斯沃斯岛。岛上的动物群，尤其是温暖的浅澙湖中的生物们，构成了他笔下描述的主体。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自己的描述基于亲身的自然观察，而非前人讹传的机械重复。他说的大体没错：对于遇到的各种动物，他都通过观察尝试去找出能进行分类鉴定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他意识到有些特征是所有动物共有的，而简单的颜色、形状和体形有时并不能提供可靠的结果。最终他形成了一套动物分类的标准：食谱，习性行为，呼吸方式，是否有变态过程，具社会性还是独居，夜行还是日行，驯养还是野生，捕猎还是被捕猎，卵生还是胎生，海床底栖还是自由游泳、行走、蠕动或飞行。

不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有时也并不“现代”。作为自然分类的先驱者，他创建了一个形似“自然之梯”的上升式阶序体系：从植物，动物，人类到神，世间万物被从低到高安放在了阶梯的不同位置。事实上，这一等级森严的分类体系与亚里士多德亲身观察到的、庞杂的动物多样性并不相符。尽管如此，它依然形成了后续大量动物分类系统的基础，甚至直到十九世纪前，它都一直塑造着人类普世的哲学观。

这一体系将人类置于其他动物之上，令他（那是个用“他”来指代人类的时代）处在通往完美的路途中，远离那些奇形怪状的生物而更靠近神。然而这是个不完美的体系，亚里士多德自己有时给出的信息都会撼动它——比如他似乎常常觉得人类“不过是一种动物”，而且这一猜想其实在他脑海中经年难散。

动物寓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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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范·马兰特（约1235—约1291），《自然之花》，约1350年

十三世纪时荷兰诗人雅各布·范·马兰特的《自然之花》，是对整个自然界，尤其是对动物进行描述的著作。这一插图版本出现于他去世以后，其最初来源已不可考。全书以动物寓言集的传统形式绘制而成，广泛涵盖了各种日常、奇异甚至神话传说中的物种。并肩而立毛茸茸的野兔，形态原始的狮子和羊羔，行走的鱼，大夏国的骆驼，鹰和鼻子宛如漏斗的大象，各种形象在书中层出不穷。

动物寓言集是日常动物、奇珍异兽和幻想产物奇妙的集合体，其中一些动物的象征意义可能会让现代读者惊诧不已。善良可爱的刺猬摇身一变成了邪恶的小偷，在地上滚上一圈便能用身上的刺将水果一扫而空。

中世纪动物寓言集在十二、十三世纪时发展到了顶峰，尤其是在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相对于它们的自然属性，寓言集中的动物们对作者来说有着更高的功能——讲述上帝的故事。因此，它们是否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对当时的作者和读者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寓言集中的有些象征十分直观——狐狸诱捕鸟象征着魔鬼引诱人；豹子攻击龙象征着耶稣击退撒旦。与此同时，有些动物，尤其是中世纪读者日常所熟悉的动物，则可能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一只山羊可能在某些语境中代表着被地狱吞噬的罪人，但在另一些语境中则可能转而象征万能的救世主。

风格化的巨幅地图

佚名，赫尔福德地图

赫尔福德地图应当是中世纪地图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幅——约2平方米的巨大牛皮纸上绘满了繁复的图案和标注。和其他众多中世纪地图一样，图中三块已知的大陆环绕着位于中心的耶路撒冷，地图边缘上则盘踞着各种诡异神秘的怪兽。

上图是赫尔福德地图的东北角，包括了严重扭曲的埃及和东非，其上绘有曼德拉草、蝾螈、凤凰、独角兽、犀牛和野迩（一种形似旋角羚的神话动物），甚至还有一只黄金牛犊。

除了动物寓言集，世界地图是中世纪时流行的另一种视觉艺术形式。这些风格化的巨幅地图提纲挈领地描绘了时人所认为的整个世界——他们眼中上帝创造出的世界。

在绝大多数地图中，当时已知的亚洲、非洲和欧洲三块大陆环绕着耶路撒冷，强调圣城世界中心的位置。三块大陆以外的世界边缘则是一些险恶之地，其上各种骇人的凶兽肆意横行。这些令信徒们心惊胆战的怪物通常由真实的动物形象扭曲塑造而成，有时甚至是虚构出来的邪恶的人兽拼凑体。最极端的例子——狗头人出现在赫尔福德地图的边缘地带。这种狗头人身的诡异动物可能取材自现实世界里的狒狒，它们往往在图中被描绘为嬉戏玩耍的形象。

赫尔福德地图中的狗头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动物

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1522—1605），蛇与龙，《蛇与龙的自然史》，1640年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想法开始逐渐有所变化：中世纪时宗教主导的分类模式开始让位于更加客观的判断标准。十六世纪时，以瑞士哲学家康拉德·格斯纳的巨著《动物史》为代表的一系列作品得以出版。五十年后，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在博洛尼亚收集了大量的珍奇动物，他的著作《鱼类学》和《鸟类学》也成了当时众多书籍中的佼佼者。陈旧的阶梯式分类体系无法再承载此时陡增的动物多样性，阶梯图上的台阶们彼此间的界线也开始变得模糊。人们逐渐意识到，这种从低级物种到神明的直线式分类模式可能过于简单化了。在后世的某个时刻，这种分类系统将被二叉树或其他体系所替代，而这些各式各样新的分类体系则是中世纪的艺术家们从未想象过的。

康拉德·格斯纳 （1516—1565），完美的蛙，《动物史》，1551—1558 年

“演化”之后的动物

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785—1851），火烈鸟，《美国鸟类》，1827—1838 年

在奥杜邦以等比例绘制的恢宏巨著《美国鸟类》中，每一幅作品都有着震撼人心的美。

十九世纪时动物分类艺术揭开了第三阶段的帷幕，其驱动力是科学领域的三大开创式进展。首先，人们意识到在一段长时间的框架下物种真的是可变的，甚至可以分裂形成新种；其次，达尔文和华莱士提出自然选择理论，成功解释了演化的内在机制；最后，地质学证据显示地球年龄其实极其古老，足以为物种提供演化的时空舞台，而且地层中也确实保留下了清晰的化石演化证据。发展至此，人们终于意识到演化是真实存在的，它拥有自己的运转机制，也拥有充裕的发生时间。演化理论与过去的宗教解释背道而驰：所有的动物包括人类都因来自共同的祖先而彼此关联，同时地质学、动物学与人类学也打破壁垒产生了各种交融。作为这些科学进展结出的硕果之一，十九世纪的动物分类艺术作品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张力与自信。或是一棵枝繁叶茂的生命树，或是一张井然有序的表格，又或是一幅脉络清晰的追溯图——这些载体上总结出的自然世界满怀着优雅的艺术感。

亨利·托马斯·德拉·贝切（1796—1855）《远古多塞特》（版画）

《远古多塞特》描绘了玛丽·安宁在英格兰西南部发现和复原的化石，是第一幅史前生物艺术复原图，也是这一领域的代表作之一。

这幅复原图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它的科学性，还在于它对这些远古生物彼此间互动行为的捕捉。图中这只饥饿的鱼龙是这一时期多塞特地区的霸主，它以迅雷之势咬断了一只蛇颈龙的长脖子，脸上还露出了一丝成功得手后的喜悦。

动物分类百花齐放的时代

卡罗尔·巴兰格，《生命之树：向达尔文致敬》，2007 年

这幅图有着恰如其分的双关：图的中心是一个截断的树干，上面叠加着希利斯树图。

二十世纪伊始，动物分类学开始超越简单的数据积累期，进入了第四阶段。随着生物学探索的不断深入，人们也逐渐认识到动物之间的异同点有着更加深远的含义。不只是物种的形态，它们的基因、染色体、基因组也都在不断地演变和分化。因此，动物们演化、灭绝、适应和相互影响的方式是多样而非单一的，这让试图描绘它们的艺术家们感到难以下手。层级清晰的演化树变成了错综复杂的丛林，而为了解开这些盘根错节的枝杈间关系，更是诞生了一批听上去生僻拗口的学科：系统发育学、分类学、染色体学、表型分类学、系统学、生物地层学、埋藏学、基因组学。这些交叉学科使人们意识到物种间的相互影响不仅体现在演化关系上，也在其他的诸多方面：生态、行为、共生、寄生、生物力学、生物物理学、环境以及灭绝。尽管面对着大量爆炸式的科学知识，我们依然能够用艺术的方式去抽丝剥茧，简约而不失美感地呈现出关键信息。也正因如此，现当代成了动物分类艺术多样化程度最高，最百花齐放的时代。

尼科尔·福利等，《哺乳动物的疯狂—哺乳动物的演化树还没有被解决吗 ?》，2016 年，《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 B 辑》，第 371 卷，20150140

想解决某二十种左右的哺乳动物类群在整个哺乳动物中的演化关系，其实有着出乎预料的困难。

这些类群中不少成员在很久以前就相对快速地彼此分离了，而且还从此走上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化道路。错综复杂的交织关系，可能意味着它们的演化谱系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将悬而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