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3期 总第802期
话剧《老酒馆》
近年的话剧舞台上,以茶馆、酒馆、饭馆等公共空间为主要剧情发生地,串联起时代风云和不同社会风貌的作品不在少数,但是能够跳出北京人艺开创的叙事模式,进而塑造出精彩人物、讲清楚故事的不多;同样,尝试把平民视角、传奇叙事、史诗构架、地域文化等关键词组装到一部戏剧里的创作,舞台上亦是常态,但是能够将它们融洽且有机地贯穿在一起,并形成审美张力、确立自身品格的亦不多见;再者,时下话剧改编电视剧渐成风潮,舞台借力影视增强传播效应的剧目比比皆是,但是能够在尊重且提炼原著精髓的基础上,巧妙地完成叙事时空由绵长、舒展向集中、凝练转变,自成一格并实现全新创造的作品依旧是少数。由此,大连话剧院创作演出的话剧《老酒馆》(编剧黄维若,导演廖向红)就是一部在这三个方面努力打破常规、追求超越、彰显品质的“少数派”作品。
话剧《老酒馆》
话剧《老酒馆》依旧将大连好汉街上的山东老酒馆和它的掌柜陈怀海作为主要叙事空间和主要人物角色。以此为中心,横跨14年的中国抗战历史,会聚起社会各个阶层的近20个人物,延展出一幅辽东地域特色独具、市井文化气息浓郁的平民历史画卷。打开这幅画卷,扑面而来的是一个个性格鲜活的人物、一段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股股从心底涌动出的暖流,这些都通过创作者独特的结构设计——陈怀海在酒架前追忆故人的方式得到一一呈现。这样的改编视角,既契合了原作宏大的时空和情节架构、散点式的人物群像设计、片段章节化的故事推进形式,也最大限度地为每个人物的亮相、个性、命运,特别是人物关系的展示提供了便利。但将酒馆作为舞台叙事主空间,也便预设了这里登场的人物——酒客注定是流动的,决定了进入这个戏剧情境的人不可能有完整的生命长度,只能是时代和人生中的一道道“光景”,恰如陈怀海所感喟的“有的再也来不了了,有的风一样,吹过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如何让这些“光景”借着一杯杯烧刀子,散发出人间百味,飘溢出人情人性的浓香,成为摆在创作者面前的第一道难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自然就落在了陈怀海这个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身上。
话剧《老酒馆》
作为老酒馆的掌柜,陈怀海有主见、洞察力强、杀伐决断,既善于察言观色,也能随时随地解决酒馆内发生的任何矛盾和纠纷。作为曾经闯关东的山东好汉,他重情重义、侠肝义胆,既团结了一帮生死弟兄,也能以“兄弟情”感化众多义士;作为一个父亲、男人,妻儿的惨死、女儿的离散,成为他永远的心结,但面对谷三妹敞开心扉、女儿小棉袄再次出现,他阳刚爽朗之外的细腻柔情一面又展露无遗。不同的身份和性格蕴涵,让陈怀海在剧中承担了多重功能,他既是故事的叙事者、事件的亲历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人心的评判者,特别是评判者的功能,让这个人物带出了一个个长在角色心里又极具性格光彩的艺术形象。比如,当一直生活在复辟梦里的那正红离开酒馆后,陈怀海虽然表示不想再看到他,但多年的交往让他倍感痛惜,“一个好人在心里死了”;当守规矩的老二两颤颤巍巍离开酒馆后,陈怀海感慨他的二两酒里充满了血与泪,“这是真正的酒人儿啊”;当方先生借说书怒斥日本侵略者的阴谋进而被杀害后,陈怀海敬佩其靠嘴吃饭但依旧本色不改,照着良心说话的勇气,“这张嘴硬气啊”;当得知马旅长与日本鬼子拼到最后、英勇就义的消息后,陈怀海深怀愧疚,自责当初不该错怪他,让他一个人离开,“咱们朋友一场,死在一起多好啊”。当然,还有孤胆英雄老北风、骨子里有正义感的老警察等。他们虽是老酒馆的过客,如风如云,却以富有生命质感的“光景”留在了陈怀海的心里,也在与陈怀海的交往与交心中,自觉融入了剧作所呈现的那段大历史、大时代中。陈怀海的重情重义、仗义豪情、热血担当,让他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体现了根植于中国人精神深处的坚韧与不屈,但是这个人物不是孤立的,他扎根于这片地域之上那些富有灵魂光亮的人物的精神土壤中,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风骨依旧、气节不改的老酒馆里的群像,才有了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
话剧《老酒馆》
话剧《老酒馆》延续了高满堂电视剧创作的以平民叙事、为平民立传的特点,是立足民间、书写民间的一次扎实、沉稳的艺术实践。长期以来,不少文艺作品都在表现“民间”,但更多是把视角对准了民间,把题材选择了民间,而高满堂的作品或者说这次改编,是把写作的态度和立场融入了民间,延续了创作者对普通人的生存冷暖的关怀,体现了对普通人的尊严、价值的尊重与维护,可谓俯下身来写人物、写情感、写世间。剧中,陈怀海的“老酒馆”就是一个生长在民间的自在世界,穿行其间的酒客三教九流、包罗万象,共同构成了民间无序而有道、无为而有治、无常形而有常理的状态。这些人生活在极其特殊的时代氛围下,压抑、愤懑、幻灭、痛苦等由家国屈辱、身份认同带来的情绪弥漫在他们心头,但全剧没有将民间定格在历史和人性的惨痛地带,而是尽力彰显贯穿在普通人身上且不曾失去的正气、正义、正直,竭力召唤潜藏在每个人身上且体现着生命动力的野性、自由、抗争,让剧中呈现的酒馆世界、民间世界与个性的张扬、生命的敬畏、精神的血脉融合在一起。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发现,全剧没有塑造绝对的坏人,也回避了原作中老蘑菇、由麻子这样的负面形象,留下来的更多是“有缺点”的好人。比如,那正红尽管始终活在自己渴慕的皇权世界里,拒绝从“梦”中醒来,但在陈怀海眼中,他依旧是个行侠仗义的“好人”,是一个逆行于历史大势的悲情角色,其本质并不是完全负面的形象。此外,该剧在情感的开掘上也不落俗套,陈怀海与谷三妹、陈怀海与小棉袄、谷三妹与小棉袄三组情感关系的戏都处理得非常到位。这种非常时期的爱情、亲情,含蓄下饱含着浓烈,婉转中充满着豪情,既凸显了每个角色的性格,如谷三妹的大胆泼辣、心思缜密、情义担当,小棉袄的简单通透、纯真质朴、临危不惧,也流淌着民间的温情与自在,把属于民间、属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的情感背后的大德大爱、大义大勇表现得淋漓尽致。特别是陈怀海与谷三妹的秋千比酒一场戏,这是两个胸怀大义的人的惺惺相惜,推杯换盏中激荡着民间的豪放恣肆,也契合他们个性化的情感表达方式。
话剧《老酒馆》
观剧犹如品酒一般,不同年代酒的味道、不同成分酒的品性各异。话剧《老酒馆》溢出的酒香不似话剧《红高粱家族》那般刚烈、壮怀,也不是话剧《大码头》《无风地带》式的悲壮、惨烈,它是倾诉式的、渐进式的,是在细细的品酌中,不断挥发出的浓香与绵柔。这种浓香与绵柔来自剧作家黄维若对原作的精心剪裁,亦来自导演廖向红在二度创作上流畅、细腻的舞台呈现以及超越此类题材审美惯性的努力。比如,开场和剧中反复出现的酒客场面,导演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辽东市井文化的民俗展示上,也没有为了烘托气氛而刻意营造热闹的演出情境,而是处处埋下伏笔,把一个个接下来即将与酒馆、陈怀海等发生关联的人物和相关信息巧置其中,像静静站立在门旁喝酒的老二两、仅一张方桌就能说评书的方先生、醉酒拔树的赵老三等,导演赋予每个人物以不同的舞台行动和亮相方式,让他们的人生“光景”伴随着剧情的演进与主人公的情感起落沉浮,共同构成了大关东的生命群像。再比如,全剧的舞台调度和场面处理也比较讲究,秋千上比酒、目送老二两、方先生最后说书等多个场面含蓄、节制、有力,这是属于中国人的独特而浓烈的情感表达方式。送别小棉袄的一场戏,可以说是全剧情节发展的高潮所在,父女由重新团聚到此生永别,谷三妹因没有照顾好小棉袄而深深自责与愧疚,此处情感的释放是最为浓烈的,但导演却让处于悲情中心的陈怀海背对着观众而坐,用一个背影完成了离别时刻一个父亲对女儿的不舍与大爱。此情此景既是亲情的挥洒,又是无声的反抗,家仇国恨在此融为一体。正是有了二度创作上的这些细节、设计,让该剧中小人物的命运不平凡、小酒馆的日常不庸俗,真正把“小生意”做出了人格的大境界,让“小酒桌”承载了历史的大变迁。
话剧《老酒馆》
一个摆放在舞台前区左侧的酒架,一坛坛大小不一、贴满名字与字条的酒坛,打开了陈怀海的记忆闸门,并在其动情的追忆、讲述、感念中,构成了全剧首尾呼应又错落有致的叙事结构。每个酒坛里储存的故事不仅与陈怀海有关,它们背后的忠义、恩义、勇义、信义,也是传承在中国人身上最刻骨铭心的品格与美德。话剧《老酒馆》所追寻、书写的其实就是那些已经化作“关东的风和云”的普通人精神深处的超凡与伟大,他们才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话剧《老酒馆》
(作者系《文艺报》新闻部主任、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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