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陈渠珍（1882－1952年），号玉鍪，湖南凤凰人，祖籍江西，被称为“湘西王”。他16岁入沅水校经堂读书，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后被编入湖南新军，曾加入同盟会。他与民国总理熊希龄、作家沈从文并称为“凤凰三杰”。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我25岁，刚从湖南武备学堂毕业，随即被编入湖南新军，在部队里担任第一标的队官。湖南新军里的士兵，大多数都是出身行伍的老兵，只有我所在的小队都是新兵，而且还都是些年轻的读书人。
进入新军
在那个特殊时期，清王朝已经摇摇欲坠，革命思潮也已经在内地蔓延开来。1906年之前，革命党已经搞过很多次反清起义了，例如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自立军起义、1900年惠州起义等等，可惜这些起义没有一次成功的。
经历了这些失败后，革命党人总结出一条教训：要想颠覆满清政权，就必须要掌控军队。湖南民众是对革命十分热心的，革命思潮在湖南很有群众基础，于是革命党在长沙设立了同盟会支部，革命思潮也慢慢渗透进了湖南新军。
甲午之战后，清政府仿效德、日等国的陆军样式，尝试着组建新军，淘汰旧军。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各省纷纷开始裁撤绿营旧军，训练新军。刚组建的湖南新军开始接受全新型的军事训练，同时还增加了国文、历史、地理、测算等课程。
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的速度很快，经过一年的学习后，新军士兵们的思想大变，大半士兵都秘密加入了同盟会，他们还经常在天心阁私下集会。可惜，年轻人，气太盛，有时不免在集会上言辞过激，态度骄矜。我跟这些骄横的人越来越合不来，于是辞军回乡。
天心阁集会
第二年（1907年），我跟同学约好，一同去湖北面见赵尔巽（1844－1927年），希望谋个职位。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赵尔巽在湖南当巡抚的时候，他就在湖南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改革，而我当年就是在赵尔巽亲手组建的湖南新军里担任队官。凭借着这条关系，我希望在老领导的手下效力。
赵尔巽说，他有个弟弟叫赵尔丰（1845—1911年），时下正在四川担任总督，他那边急需人才，因此建议我前往成都找赵尔丰求职。1908年初，凭着赵尔巽提供的路费，我辗转来到成都，拜见了赵尔丰。
但是赵尔丰一向认为湖南人都是危险的革命党，老与朝廷作对，所以他对我很是冷淡，只让我做了一名小兵，迟迟不见提拔重用。
冷遇
没过多久，赵尔巽被任命为四川总督，也来到了成都，赵尔丰则被任命为边务大臣。这时我才得到提拔，担任第六十五标的队官，隶属于钟颖(1887—1915年)部。钟颖，很年轻，才21岁，他是同治皇帝的表弟，很得慈禧太后的宠爱。时下钟颖在军中担任协统一职，相当于旅长。
赵尔巽派我带着部队驻防在成都附近的百丈邑，每天也没什么事，日子很清闲。有一次，我偶然听说了英国人插手西藏的事，我很感兴趣，正好部队里有个从西藏回来的人，我便去向他打听西藏的情况，从他那里了解了西藏的山川地理、民风习俗。我又看了几本有关西藏的图书，算是对西藏的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驻防百丈邑
不久，钟颖接到了皇上的圣旨，要他带兵前往西藏，援助驻藏大臣联豫。说是因为联豫在拉萨推行新政改革，遭到当地势力的强烈抵制，局势不稳，急需借助军队前往弹压。我听说这事后，很是兴奋，连夜写了一份入藏计划书，对进藏事宜做了详细的规划，并派人呈送给钟颖。钟颖看后，大加赞赏，立即把我从百丈邑调回成都，要任命我当援藏军第一标第三营的督队官。
可是我犹豫了。当初我来到成都时，家人也随我而来，如果我远赴西藏，他们在这里无依无靠，又没有生计，可如何是好？
入藏计划书
于是我拒绝随军入藏。担任管带（相当于营长）一职的林修梅（1880—1921年）前来劝我，钟颖又送给我一些钱，并允诺每月支付给我优厚的俸禄，我才决定随军出发。
我前往西藏的决心已定。可是回到家里，看到卧病在床的侄儿，还有年少的妻子（刘茨湘），想到我这一走，他们身在异乡，举目无亲，凄凄凉凉，不禁担忧又伤感起来。他们一听说我要远赴西藏，都大哭起来，妻子拉着我的衣角，不停地抹眼泪，不舍之情，溢于言表。这可真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啊。
牵衣不舍
我不禁仰头感慨，茫茫宇内，哪里才是乐土呢？如今，革命思潮已经遍布南方各省，四川虽然偏居西南，但这一年里，我也不断听说在成都抓获革命党人的消息。我虽然在川军里担任队官，但一直都被四川当局怀疑是革命党，留于此地，绝非长久之计。西藏远在边陲，民风淳悍，所以，不如借这次进藏的机会，躲避当局的监视。
1909年（宣统元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我与家人挥泪告别，踏上了远赴西藏的征途。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一去却是历尽艰辛，九死一生。
泪别
注：“艽”为多音字，据著名藏学家任乃强先生（1894—1989年）考证，发音当为[jiāo]，取自一种名叫“秦艽”的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