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薄迈伦：美国选举年的中美竞争与合作

薄迈伦（ Myron Brilliant）是美国咨询公司Dentons Global Advisors高级顾问，之前曾担任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在接受《中美聚焦》驻美编辑郝佳（KJ Kerr）采访时，薄迈伦探讨了如何增强中美经济关系的稳定性和加强经济合作。

他分析了美国四年选举周期对候选人对华立场的影响，讨论了下一任美国领导人如何带领美国同中国在公平竞争环境内竞争，并在可行的情况下促进建设性的务实行动与合作。

他表示，虽然商界领袖必须在中美关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降低风险，但他们并没有忽视中国市场。他指出，行业领导者必须认识到，并非所有业务都必须在政府之间进行。即使面对复杂的环境，仍然存在业务蓬勃发展和发展合作伙伴关系的大量机会。

本次采访是“2023年香港中美关系论坛”演讲嘉宾特别对话活动之一。可点击阅读原文观看完整采访。

郝佳：薄迈伦先生，首先感谢您在香港和我们一起参加论坛。我们刚刚参加了您的小组讨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您的一种观点，即商界应该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作用，站出来发声，以帮助缓解中美关系的紧张局势。那么，您认为不断变化的中美关系，会给企业和投资者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商界可以采取哪些切实措施，来帮助缓解紧张局势？

薄迈伦：中美交流基金会创造了有利于坦诚交流的良好环境，这一点非常重要。商界领袖和中美关系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不仅可以直接就面临的挑战交换观点，而且可以创造一些机会。这个论坛的内容以及基金会的宗旨，就是不掩盖中美关系宏观层面存在的挑战。目前两国存在明显的紧张局势，包括政治上的紧张局势、技术挑战以及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问题。但人们有一种深深的感觉，即两国在经济上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联系。中美之间80%的贸易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这个数字可能更高。

作为美国商会国际业务负责人，我曾与美国商界领袖共事。他们希望在中国做生意。他们想在美国做生意，在中国做生意，在世界各地做生意。他们不想因为政治问题而被迫做选择，但他们也希望降低风险。当然，由于新冠疫情，供应链受到了冲击。人们担心经济韧性的问题，担心美国和中国未来如何管理关系。不仅发生了政治变化，商界领袖也已经意识到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他们必须减轻一些风险。他们不会离开中国，但他们正改变一些供应链，以此降低在中国的一些投资风险，这并不容易。他们也在寻找其他市场，无论是印度还是越南。但他们并没有忽视中国的13亿客户，并没有忽视企业间交流和民间交流的重要性，也没有忽视一种事实：无论在任何行业，美国和中国对全球经济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直面那些导致两国关系螺旋式下降的挑战。

我们必须创造机会。要认识到无论是健康、农业食品、服务业、证券投资还是直接投资，以及许多其他方面，包括气候和环境清洁技术……我们都有机会，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政治环境下。创造机会很困难，难度和我在中美关系方面工作30多年来遇到的困难一样，但我们必须加以克服。这是一个转折点，企业领导者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他们需要在这场辩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企业在全球经济里关系重大，并且其利益涉及到寻找推动中美两国务实关系的方法，所以他们不能袖手旁观。我鼓励商界领袖畅所欲言。我鼓励他们在华盛顿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北京发出自己的声音，并认识到并非所有业务都是在两国政府之间完成的。无论是在珠江三角洲，还是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或者美国其他地区，即使在这种复杂的环境下，仍然存在商业蓬勃发展和合作伙伴关系发展的大量机会。

郝佳：谢谢。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中美关系的流行语，包括在这次会议上，比如“脱钩”和“双循环”。兰普顿博士（David M. Lampton）提到了邓小平和吉米·卡特，提到这两位领导人见面并致力于实现关系正常化时未曾想到当今世界的样子。那么，您如何看待中美经济脱钩？您认为这样做对吗，为什么？您认为最好的做法是什么？

薄迈伦：我们在中美关系上进行了广泛讨论。脱钩、去风险、中国+1战略……现实是，如果你是一家美国公司的董事，会审视地缘政治格局，审视关键国家的增长率，还要保护你的供应链，保护你的资源。你要想办法在庞大的世界市场里推进各类关系。当然，中国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知道政治家喜欢谈论脱钩和去风险，而且在公共话语体系里面肯定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但与此同时，在董事会里，有人会重新思考供应链，但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进行彻底的重新思考。当然，同股东、员工以及政客讨论这些问题也存在一些敏感性。但最重要的是要记住，商业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保护本土市场会让你失去其他机会。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政府政策，这种在互联世界中自力更生的概念，这种双循环的概念，以及阻止全球供应链一体化……这是中国的政策，美国则加大产业政策手段，而欧洲在标准制定等方面与美国存在偏差。这种碎片化不符合企业领导者的利益。企业想要什么？他们希望获得确定性。他们希望知道，不仅仅是今天或者五年后，而是未来25年里他们都可以安心做生意。他们在涉足的每个国家进行长期投资，不会在一夜之间撤出这些投资。但他们需要政府领导人提供一些确定性，来支持他们开展业务，无论是在一个市场进行研究，还是在另一个市场从事制造业。不管是以其他方式打交道，还是建立合资关系，他们都必须认识到存在着不同的模式。我认为竞争不是一种挑战。中美关系里的对抗，甚至在其他市场的对抗……这才是挑战。我们可以应对竞争，让大家在公平的竞争环境里竞争。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仅需要良好的政府政策，还需要商界领袖大声疾呼，强调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全球化现在是一个肮脏的词。实际上，我们不能这么说。全球化的目的是消除贫困。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数百万人从全球化中受益。美国也从全球化中受益。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全球化的意义。

郝佳：您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原本想问的一些经济问题。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稳定与合作，您认为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能否详细说一说呢？

薄迈伦：美国和中国必须解决许多重要问题。两国关系里存在许多紧迫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对话框架。我喜欢中国的一句谚语，大意是光说不练假把式。现实是，政府领导人之间必须进行对话，而且对话不能总是那么正式。两国对话的这种非正式性，不再像五年或者十年前那样。我们需要开展更加一致的对话。其次，我们需要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即双方应该鼓励的不仅仅是私营部门的参与，还要包括科学合作——我们今天已经听到了这个观点，也包括教育交流。我们知道，现在在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很少；同时，在美国学习且感觉安全的中国学生数量也在减少。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对吗？我们需要扭转这些趋势。这需要政府的行动，也需要两国有公民意识的领导人坚持推动民间交流。新冠疫情期间，两国的人文交流下降，两国关系就变得更糟。同样，我们要扭转这一趋势，鼓励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地方层面的交流，并且考虑到一个事实：中美停止互相指责并找到合作的方法时，全球流行病就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我们还要思考气候和清洁技术。我不想再去中国参加会议时，自己是现场唯一谈论清洁技术合作的美国人了。中国正在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欧洲、美国、日本和其他地方也正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创新。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确保创新转化为人类的进步。为此，美国和中国必须找到在气候和清洁技术方面加强合作的方式，并鼓励科学合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但我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不应成为贸易设障的借口。我们有理由保护高度敏感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也有他们的理由。但我们必须小心，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问题成为隐形的贸易壁垒，因为这样做，就是以牺牲对方为代价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即零和博弈。这是一个很难扭转的问题，因为过去五到七年里，这种零和博弈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模式，也影响到涉及中美关系的国家。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摆脱这种情况呢？政府进行了正确的对话，但他们不应让私营部门袖手旁观，而应将私营部门整合起来。无论是两国政府现在正在考虑的人工智能对话、引入私营部门的双边贸易1.5轨协定，还是谈论其他技术要素，我认为都不会取得进展，除非以更强有力的方式，将公私伙伴关系纳入其中。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工作要做。紧迫问题是存在的，市场准入问题总是存在，监管方面的挑战总是存在，当然也存在着知识产权问题……这些问题不会消失。如果中国和美国没有坐上同一张桌子，这些问题是无法得到解决的。

郝佳：确实如此。我知道您在不对媒体开放的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您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也没关系。您谈到在美国，我们处于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周期。我们的总统每四年更换一次，有一种说法认为，候选人对中国软弱就无法获得竞选。您认为，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说法，并将这种变化融入到总统选举里，特别是2024年选举？

薄迈伦：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拥有长期叙事的优势。如果政府官员晋升，他们就会担任更高级的职务。在美国，政治周期要短得多。我们的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每届四年。他们必须完成很多工作，然后永远不知道谁将成为下一任总统，以及该总统代表哪个政党。我们的制度里总是有很多变化。（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会很混乱。然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现在对于对抗中国时的挑战有了更多共识。我认为，其中一些共识是错误的，而且是赤裸裸的错误。为了改变这种情况，需要拥有政治勇气。担任为期四年的总统时，情况会变得很复杂。不仅你所在政党的大多数人，而且另外一个政党也认为中国日益对美国的竞争力、国家安全和其他领域构成“威胁”，而且中国拥有不一样的价值观。因此，这需要非常勇敢的领导力。我们从尼克松总统和卡特总统那里发现了这一点。我们现在同样需要这种领导力。这种领导力一开始可能不受欢迎，但也有一些好消息。考虑一下我国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我认为中国问题不是此次选举的核心。我并不是说中国问题不会出现在选举讨论里。但我认为，还有其他问题受到更多关注，包括我们的国内经济，而且两位候选人也会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我希望，无论谁赢得选举，无论谁脱颖而出，都会尝试让两国关系走上新的、更稳定的方向。

我希望中国或美国都不会做出任何损害两国关系稳定基础的行为。这样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全球利益。除此之外，我希望美国公众能够从下一任美国总统那里听到战略性、总体性的愿景。我们将在某些领域与中国激烈竞争，就像我们和欧洲、日本和韩国竞争一样。但我们也要探讨在哪些领域进行合作，以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无论是处理全球健康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技术合作，还是处理其他形式的科学合作或者人工智能治理，我希望美国下一任总统，无论是谁，都能为美国人民提出一份共同的愿景，并且基于这样一种前提推广这种愿景：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不能发生对抗。他们必须想办法在公平竞争环境里竞争，并尽可能地寻求建设性的务实行动和合作。

郝佳：今年是中美交流基金会成立15周年。如果不介意的话，我们希望您能花点时间谈谈中美交流基金会工作的意义，或者您多年来与基金会合作的经历。

薄迈伦：中美交流基金会在创建论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个论坛上，中美关系中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可以以非常透明、非常坦诚的方式自由发表观点。我们谈到中美关系的变化和进步，这是此次会议的主题。基金会此时此刻也正在实践这一点。同样，围绕气候、医疗保健、人工智能或者其他领域的活动，我认为也非常重要。关于基金会的重要活动，我还想补充一点。我们不能仅仅从中美两国角度来构建双边关系，我们必须认识到受两国关系影响的全球社会。我认为，中美交流基金会在履行使命时，还在努力让其他国家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对话。这种精神已经深深融入基金会的使命里。

我认为，未来15年对两国关系影响更大、更重要，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国际社会层面非常脆弱的时期。我们看到各种冲击，无论是在中东还是在欧洲的战争，显然是围绕着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所以非常高兴能够参与基金会的活动。祝中美交流基金会出色地履行使命和达成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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