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奎报：域外汉诗领域的集大成者，用诗为民请愿劝君廉政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影响下，域外汉诗研究领域内“朝－中”域外汉诗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李奎报（1168-1241）的诗歌可谓是“集大成者”之一，其诗歌思想涵盖了文学、哲学，乃至社会政治观。

他有着强烈的民族感情，热爱百姓，心系民众；作为“两班”出身的诗人，他并没有脱离社会底层，在继承前人尤其是高丽太祖的“得民心”、高丽成宗“以儒治国”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本朝实际，深入诠释了其“民本思想”并将其思想形象化地融入诗歌创作中。

哀民艰与为民开言

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意为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

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中阐释：“诗可以观，就是要从艺术看一个社会的状态，主要是看表现在艺术中的这个社会的人们的精神情感心理的状态。这是把握住了艺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的根本特征的”。

也可以说，诗之观“即是通过诗考察政治得失”。通过所观，有仁德者，国是以兴，故诗有赞有颂，而使人欣悦、服膺；诗亦有怨有刺，从而使人警惕、鉴戒。

李奎报正是通过观稻、观茶、观蚕、观民之稼穑等来感受民之艰，并以此为据考证国家实行的政策、官吏行为的得失。

他以儒者的胸怀关注民生疾苦。粮食是一国之民温饱的保证，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当他看到稻谷时，便会想到农民的赤身耕田，辛苦劳作。

在《东门外观稼》一诗中，诗人描述了农民的劳作之苦、粮食的来之不易与珍惜粮食的重要性。

农民费尽心力把土地由“干块”化为“碧畦”，再由“针芒”伺候到“黄穗”。可即便如此，庄稼未必能按时丰收，这足以品味稼穑之艰难。在诗里面，“一粒何忍食”所表达的感情与唐代李绅《悯农》中的“粒粒皆辛苦”如出一辙。

李奎报告诫自己的同时也告诫王公贵族要珍惜粮食，尊重农民。他在《代农夫吟》中强烈呼吁王孙公子不要瞧不起、侮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因为他们的豪奢之资正是那些辛苦劳作的农民提供的；正所谓“王孙公子休轻侮，富贵豪奢出自侬”。

在他们挥霍粮食的时候，还有很多百姓因为没有粮食而不得不忍心弃子，如果“提孩能吃几多匙”（《路上弃儿》），就会存活下来，就不会被母亲抛弃。

稻谷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死、王孙公子的温饱，更与国家的利益休戚相关。《雨中观耕者赠书记》云：“一国瘠肥民力内，万人生死稻芽中。他时玉粒堆千廪，请记今朝汗滴功。”稻谷的收成不但关系到万人生死，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贫富。

正因为粮食对国家很重要，由此国家“劝其稼”的同时又对农民施行了不合理的禁令，李奎报听闻这些禁令后，十分心疼与同情农民，为其鸣不平，连续写了《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及《后数日有作》。

两首诗均为代农民鸣不平的感言。在诗中，李奎报强调那些“力穑奉君子”的农夫辛苦劳作，将“粲粲白玉饭”供给王公贵族，希望他们在畅饮“绿波酒”时，明白这是农民的劳动成果。

他一再强调那些“每饮必醇酎”、游手好闲的卿相们，要珍惜这些农民享受不到的粮食。后诗与唐代李绅的另一首《悯农》展现的不平心理和愤慨是类似的。

李奎报认为，国家本应“莫争民利”却下此禁令。不仅是国家的禁令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官吏对农民的盘剥、压榨更使得农民难以生存。《代农夫吟·其二》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

谷苗还没有长成时，县吏就提前来收租，农民耕地本来也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可是他们却只顾眼前利益，采取杀鸡取卵的方式，催逼农民。

诗人对官吏这种重敛于民、不修其政的过度盘剥感到痛心，发出“何苦相侵剥及肤”的愤慨。

李奎报用诗揭示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

高丽时期，国家很重视土地问题，不断地调整土地政策，从最初的“役分田”到后来的“田柴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通过租税权支配了全国的土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贵族及其他封建势力无限膨胀的权力。

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土地私有制的税收，农民所交租税远远超过之前，并且无地的农民除了向国家交付租税外，还要向地主缴纳地租，生存处境困苦不堪。李奎报深知农民的辛苦，对农民的生存状况非常关心。

不仅仅是种地的农民，那些茶农、养蚕者，也是作者关心的对象。当他看到新鲜早芽茶时，想到的是采茶工“不怕髬髵”“冒险冲深扪葛蘽”，冒着被猛兽吃掉、被藤草缠住的危险，“辛勤采摘焙成团”。但这新鲜味美的早茶，自己却喝不到，因为要趁头番献天子。

李奎报得知平日里靠种桑养蚕为生的百姓，处于桑树老且枯萎，蚕饥久久不生丝的境况时，对其深感同情却又很无奈，只能劝那些让蚕农听到叫声就会增加其万端愁绪的促织“从今啼少缓”，以宽慰养蚕人。

李奎报还写到被称为“贱民”的奴仆之艰难生存状况。奴仆即便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也不能保证能吃饱饭。他手拿树枝到处寻找食物，可是最后只能失望地感慨。

无论农民、桑农、茶农还是奴仆，他们的生活都艰辛非常。李奎报通过观察百姓的生活，了解到百姓的疾苦，哀叹百姓生存的艰难既与国家政策有关，又与官吏一味盘剥百姓而失其官道有密切联系。百姓与官吏、君王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国家兴亡与民生之好坏有直接关系。

思民策与为政以德

李奎报在哀民生之多艰时，不但考证了国家与官道的得失，还强调为官一定要为民着想，所以要处处为民言。

看到百姓稼穑之苦时，建议国家不要施行对农民不利的禁令，想到茶农辛苦劳作，就提出“焚山燎野禁税茶”的策略，建议禁止收茶税，为茶农减轻负担，让茶农休养生息。

而这些政策的执行要靠君王的德政，李奎报在为民思策时，思索为君之道、思索国家如何在明君智主领导下固基发展。

李奎报希望君王能“为政以德”，施行德政，认识到“民”的重要性；要爱民、以民为本。而这一思想在高丽成宗时就已经大力提倡了。

成宗强调民与国的关系，民对国极其重要，无论君王还是官吏都应爱民、关注民生、考虑民的生存状况。

对于农民来说，君王及官吏要做到为其务农扫除一切障碍，鼓励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正因为民对国家很重要，考察君王是否以德为善政，要看其是否政在养民。

这样的民本思想应该被继承，基于此，李奎报才会对国家施行的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禁令表示不满。

高丽太祖在《十训要》中也强调得民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民之心为甚难……使民以时，轻徭薄赋，知稼穑之艰难，则自得民心，国富民安。古人云：垂仁之下必有良民”。

作为诗人，李奎报将其王道思想熔铸于诗歌中，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李奎报在论述为君之道时，只能采用含蓄蕴藉的手法，多借古讽今，其43首《开元天宝咏史诗》，便是借咏开元天宝遗事委婉劝谏当今君王应该有为君之德、为君之道。

开元天宝遗事是指唐明皇与杨贵妃之事，此咏诗评议主要针对唐明皇荒淫误国与杨贵妃是否算红颜祸水的关系问题。而这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荔枝》《木芍药》《花妖》。

这些诗除了写唐明皇重女色之外，还写出了其用人不明，养虎为患。《金牌断酒》写了唐明皇给安禄山免喝酒权的金牌之事，安禄山正是凭着唐明皇的宠信，才得以扩张势力，导致安史之乱。

李奎报强调，君王本应该在满足自己饱暖时关注天下苍生的生存状况，做到与民同乐，应该像高丽先祖朱蒙一样“守卫以宽仁，化民由礼义。永永传子孙，御国多年纪”。

他借唐明皇的重美色、宠佞臣、独享受来说明其种种荒淫误国的表现，来鞭策当今君主不应误国。然而，仁宗时期的李资谦之乱和妙清之乱的余绪未断，毅宗末年又有郑仲夫与李义方之乱，崔忠献父子上台后，为了维护政权也常是捕风捉影，滥杀无辜，致使民不聊生。

面对现实政治的混乱、艰危的时事，李奎报真心希望君主能修德、关注民生，避免犯唐明皇的错误。

他作诗以讽喻、讥刺，试图通过对政治秩序和道德原则的匡乱扶危以达到挽救国家命运，使社会稳定、民生有望的目的。他多借历史之辙，进行委婉的劝谏，让君王引以为戒。既传达了思想，又不至于引起君王震怒；既掌握好了“怨而不怒”的尺度，又做到了微言大义。

小结

李奎报以诗艺的手法将其哀民生、思民策等以民为本的诗学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从中我们可以形象而真切地感受到诗人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济世情怀，并由此可看出古代文人那种自觉的社会担当意识与脉脉的人文关怀以及他们发自内心的那种热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