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程琳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是基层社会稳定、乡村社会振兴的关键。近两年,无论是返乡还是到基层农村调研,县乡村干部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农村产业发展。农村产业该如何发展,不仅关涉农民的生活富裕、社会稳定,而且关涉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更与各地政府工作创新密不可分。可以说,各地政府都想着农业发展的可行路径,希望从土地里刨出个金娃娃。有的地方政府认为小农生产没有效率,形不成规模,出不了效果,于是倾向于将农业政策补贴打包给工商资本,吸引他们下乡大规模地流转土地,带动农业产业发展。
位于黄土高原的宝古县(匿名),根据自身独特的气候条件,自2012年以来倾力打造“苹果大县”。苹果树栽植面积的迅速扩大离不开政府的引导、支持。近几年,宝古县政府一改1990年代强制农民栽果树的做法,采取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为农民免费提供苗木、地膜、肥料、技术指导,以鼓励农民栽植苹果树。总体上看,全县存在两种农业产业经营模式,一种是以工商资本为主的大规模经营,一种是以小农户为主的适度规模经营,两者正好可做比较。
一、“苹果小镇”变“耗子庄园”
宝古县果业发展一定程度上存在片面追求规模效应的误区,“苹果小镇”变“耗子庄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2015年,经招商引资,陕西某公司老板到尚镇组建合作社,并在政府的帮助下流转了3000亩土地打造“苹果小镇”。3000亩连片土地的流转难度可想而知。尽管有不少农户反对,但在乡村干部软磨硬的做工作之下,农户接受了政府的补贴,到别的地方种地或外出务工,苹果产业发展与这3000亩土地上的农民没了关系。
2016年,苹果小镇园区建设启动,政府出资为园区配套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并免费提供树苗、地膜、钢铁支架等物质材料,同时为其提供300万元的贷款。陕西老板到本地经营农业,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支持,劳务务工主要来自周边农村。在2016-2017年的园区建设阶段,园区里一番战天斗地欣欣向荣的工作场景,上级领导也多次前来视察和指导工作。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春天,陕西老板的其他营业活动受市场影响,相当部分投资资金周转不出来,他无力再向农业园区建设投资。整个2018年,园区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土地是最经不起荒废的,过了春夏,3000亩的苹果树园区荒草丛生,“苹果小镇”变成了“耗子庄园”。
农民看着长势良好的苹果园地荒废了,非常痛心,但也不敢轻易要回土地。老板说,他的财产在土地上,谁要是破坏生产设施,就把他起诉到法院。夹在讨要地租的农民和资金断裂的工商资本中间的地方政府,也颇为为难,他们清楚,3000亩土地每年租金105万元(300元/亩),而园区老板只付了2017年的土地租金,2018、2019年的210万元租金和60万元的劳工费还拖欠着农民。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村民时常到政府上访,请政府解决问题,因为这是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2019年春天,该园区老板向政府明确表示自己无力经营,说如果有人愿意接手,只需帮忙还贷款300万元并支付2018、2019年的土地租金(210万元)和60万元误工费即可。
土地撂荒一年多以来,县乡政府一直四处找人接手园区,直到2019年夏天,仍然没有找到愿意接手的人。政府通过做村组干部和村民的工作,让村民把自家地里的果树管起来,两个本地的小型合作社各自承接100亩左右果园。然而,接着种地的农民心里不踏实,怕种了几年,土地和苹果树又被人要走了。政府官员告诉农民:“你们先种着,老板回来要地的话,你们就给他要工钱。否则,这土地和果树就是你们的了。”2019年末,全园区至少1800亩土地仍处于撂荒状态,这在基础设施良好、地形平坦的可耕地稀缺无比的黄土高原无疑是重大的资源浪费。
地方乡镇干部坦言:“2015-2016年,我县大力支持规模农业,告诉商家‘你们多种点土地,政府有支持’。多数资本和出租土地的农民联合组成合作社,当时500亩以上的园区有8家,其中两家超过1000亩。先倒下的正是那两家超过1000亩的园区老板。
现在想想,这些商人肯定是想着套项目资金和贷款呢。我们尚镇四个老板来包地种果树,目前只跑了一家。而隔壁青镇的园区老板全跑了。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要支持小农户发展。大规模经营一旦失败,坑农民,坑政府。”
青镇某园区老板2015年到当地流转1200亩土地用于发展苹果园区。然而,该老板在2018年开始失联,苹果园区逐渐荒废,土地撂荒一年多后,涉及土地的村干部和农民开始接手土地。然而,园区老板欠农民的土地承包费和务工费,却迟迟没有着落。乡镇干部普遍反映:“园区老板拖欠地租和工钱,农民天天来政府闹事,政府也头疼!”
截止2019年5月,全县100亩以上的苹果园有17家,其中80%是合作社(部分是工商资本主导)。鉴于近几年工商资本经营农业的经验教训,宝古县政府不再主张农业生产的大规模经营,建议合作社经营园区的规模最好控制在200亩左右,产业发展政策越来越符合实际。
二、小农户为主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小农户经营劳动资本双密集型农业产业具有天然的优势,即组织成本低,抵抗市场和自然风险能力强、灵活性高。宝古县苹果产业发展30年来,还没有出现一户小农因为种植果树而破产的。
劳动资本双密集型农业产业最大的成本是劳务,农民将果园称为“劳改场”,意味着农民一年到头都要在果园里忙活,春天疏花疏果、套袋、施肥浇水,夏秋季节是病虫害防控、田间管理、取袋照光、采摘收获,冬天则是剪枝修树、病树处理。
初步计算,一亩果园一年的投入在1000-1500元之间,而一亩苹果的产量在4000-6000斤,即使一斤果子1元钱,农民也能保本。对于企业而言,每斤果子低于2元,则是亏本。一个农户可以经营5-10亩果树,农闲时节还可以在周边务工,遇到好年份每亩果树能收入1万至1.5万元,再加上全家的务工收入1-2万元,一个小农户的年收入可达5-15万元,比单纯外出务工收入还高。即使四年间有一年遇到灾荒或果价低落年,每亩收入5千元,农户的果树收入可达3-5万元,亦能维持家庭运转。小农户经营的韧性在于劳动力成本的家庭化,他们通过劳动力的精准配置、家庭生产和消费的适时收缩应对市场和自然风险。
果业发展较为领先的青镇,几乎家家户户有果园。果园面积从3-5亩到10-20亩不等,超出20亩的仅1户,多数农户的果树面积在8亩左右,是典型的小农户生产模式。青镇是全县没有贫困村的两个乡镇之一,全镇小农户基本上家家有私家车,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周边村镇农户,这显然得益于苹果产业的发展。
2015年以来,尚镇三家店村采取的就是小农户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三家店村有11个自然村,1960口人,6262亩耕地,其中苹果树栽植面积3600亩。自该村2015年第一批试栽的560亩矮化苹果树取得成功后,到2018年底,全村新栽果树面积达到2400亩,是全县苹果产业发展最迅速的一个村。这主要得益于领导有力的基层党组织和符合农户生产特点的小农户经营模式。
三家店村村支书介绍说:我以前没有意识,后来县乡政府部门带着我们去靖宁、泾川、延安等地参观学习,看到人家的苹果那么好,那么赚钱,对我启发特别大,我的观念转变了。
2015年开始,村支书见老百姓不太接受果树种植,他就开车带着党员、小队长和积极分子外出参观学习。他告诉村民:“人家那小轿车怎么买的?洋房怎么住上的?还不是苹果带来的!”他还将村民带到苹果栽植试验站,试验站专家向村民保证:“你们放心栽(苹果),苹果技术问题我们给你们保证。”
党员干部带头、积极分子示范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尚镇近几年重点发展苹果产业的六个村,有三个村群众积极性高、发展愿望强,已形成连片种植规模,其中的关键因素是村支书、村两委委员和小组长形成了带动示范体系,他们先行先试、带动周边。2015年,三家店村在村支部的带领、示范、动员之下,五六十户村民抱着试试的态度栽植矮化苹果树560亩,其中有党员户26户和小队长户11户。2018年秋天,2015年栽植的矮化密植苹果树初见效益,村支书家的5亩果园收入6.2万元,一时传为美谈,为苹果栽植和技术推广注入新动力。
为了连片种植形成规模示范效应并创建市级示范园,村支书积极做群众工作,有农户不愿意种果树,他就将土地流转过来自己种,如今他流转了9片土地总面积达73亩。2018年底,全村3600亩苹果园连成一片。随后,三家店实行果树管理“群防群治”,在每个劳动时节上,果农尽量保持行动一致,以达到病虫害防治的最佳效果。同时,三家店村两委还给每个片区配备包组村干部、小队长和技术员,每个片区建立微信群,果农关于病虫害防治、剪枝修枝的系列问题都能得到及时解决。果农在田间地头、茶余饭后交流的都是果树栽植技术,都满怀信心的期待着丰收年的到来。
三、结语
在深入推进落实乡村振兴和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成为决定乡村建设、产业发展成效的关键。毋庸置疑,各地政府都有着建设乡村善治、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农村的愿望和努力,然而,也都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明确的问题是:乡村振兴是为了谁?应该以谁为主体?
如果以小农户思想落后、行动力差、小农经营跟不上时代步伐为由,在乡村振兴中采取亲工商资本的路线,将农民搁置一旁,那就脱离了群众。事实上,小农户在生产经营方面的保守,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生计智慧的结晶,是根据家庭劳动力、风险承受力精打细算的结果,是贴合乡土生活逻辑的自然表现。在发展现代产业方面,不少地方政府以为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最为有效,没有看到工商资本经营农业的社会排斥性和风险性。
3000亩苹果小镇变成耗子庄园的案例,生动地呈现了工商资本下乡经营农业的逻辑与后果。在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农业生产剩余本就不多,理应留在农村留给农民,实在没有必要再支持工商资本与农民争利。国家政策应该进一步明确,农业是保障性就业,农村是托底性社会,只要农民有地种有饭吃,农村就将持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为中国战略转型提供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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