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获释后，毛主席、周总理都曾当面致歉，这是我们的错

我本无意待在中国，我甚至无意来到中国。”

2012年，已经年过八旬的美国进步人士李敦白受邀到中国做“口述历史”，畅谈自己当年在中国的革命经历。

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在谈到自己当年来中国的经历时，的确显得很平静，只是连他后来也没想到，他会在中国生活那么长时间。

当然，对于中国人而言，同样拥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称号的人中，白求恩、斯特朗、马海德等等人还为大众所熟知，而李敦白的名字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为人所知。

一

李敦白原名Sidney Rittenberg，毫无疑问的是一个美国人，准确的说是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他的家乡是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

在他前二十年生涯中，和其他美国青年别无不同，但有个特殊的点是，他青年时代曾加入过美国共产党。

不过，随着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规定，他脱离了党籍。

李敦白参军后，参加了对日作战，当时美国军方急需要一批懂日文的年轻人，在原定的计划中，李敦白是要去学日文的，可后来出于某一因素，李敦白选择了学习中文。

李敦白后来解释：

“（二战）将来日本战败后，美军很有可能长期在那儿驻扎，而中国是盟国，因此在战争结束后，会被很快安排回国。”

也正如李敦白后来所说的那样，他一开始留在中国，只是因为可能会很快回家乡，但之后阴差阳错之下，李敦白在中国一呆就是三十多年。

1945年9月，李敦白来到中国昆明，当地一个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这个汉名。

也就是在昆明时期，李敦白结识了在那里的中共地下党，并深深的为他们的理想与信念折服，当他听说在遥远的陕西延安，还有一位叫毛泽东的伟人也在学习英文后，内心深处就更加萌生一个不可抑制的想法：

“我要到那里去看看！”

当然，促使李敦白萌生这一想法的还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有关李敦白老家查尔斯顿的消息，一个美国黑人青年无辜被打死，另外一件事，则是李木仙事件。

李木仙事件，激发了李敦白正义之心。

二战胜利后，美军曾在中国驻扎过一段时间，包括山东青岛等一些沿海城市，这帮美军士兵在中国驻扎期间，几乎毫无束缚，违犯法纪之事时常发生，这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沈崇案。

更夸张的事，在案发之前，时值西方“平安夜”，当局因无法约束美军行为，特意在报上公开发布：

“今晚是洋人们的狂欢节，妇女们尽量不要出门，保护好自己。”

案发之后，对沈崇施暴的美军士兵还表示：

“中国警察没有权力审讯他。”

李木仙事件其实与沈崇案差不多。

那时李敦白在美军任军法处赔偿部中文专员，专门负责处理类似的事件，一次，他负责一个美国大兵酗酒当街撞死一个小女孩的案件，等到案件上报后，李敦白惊奇的发现，作为肇事一方的美国大兵什么责任也不用负担，而被撞死的小女孩的父亲却只得到了26美元的赔偿。

李敦白最初以为这个数字搞错了，然而后来负责理赔的官员告诉他没有错：

“赔偿是按死者对家庭的贡献多少、和丧葬费的多少确定的，李木仙是个不能赚钱养家的小女孩，而且孩子的棺材价钱通常只要大人的一半。”

更让李敦白诧异的是，小女孩儿的父亲，一个常年拉车的车夫在获得赔偿金的当天，就给他送去一个信封，里面是6美金，这名车夫很懂事的把赔偿金分成了好几份，给了促成赔偿的官员。

二

1946年初，李敦白接到复员命令，本来按照原计划他是要回国的，但出于赴延安的想法，李敦白决心留在中国。

在宋庆龄安排下，李敦白到了联合国救济总署担任观察员，亲眼见到了国民政府的黑暗，他们倒买倒卖用于救济的物资。

李敦白悲愤之余，对延安的向往之情更加迫切。

李敦白作为联合国救济总署的观察员，被安排到了大别山工作，当时我中原军区正面临国民党军三十万大军包围，岌岌可危，李敦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一厢情愿的认为，在美国人调停下，国共双方能够和谈成功，后来还是白瑞德忍不住向他吐露实情，李敦白才意识到，战争真的无法避免。

出于对中共的好感，李敦白有意无意的将情况告诉了李先念，尽管李先念在当时不可能对他的举动有所响应，但也认可了李敦白释放出的善意。

不久之后，在廖梦醒劝说下，李敦白去见了周恩来一面，周恩来劝他不如去趟延安再回国。

1946年10月19日，李敦白转张家口到了延安。

对李敦白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显得很热忱，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等党的领导人都曾接见过他，并同他有过深入交谈，彼此更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李敦白曾旁若无人的与毛主席、朱老总、刘少奇坐在一起打牌，言谈举止就如同认识了多年的老友一般。

尽管在延安生活的日子很苦，但李敦白却获得了难能可贵的轻松自在。

后来，李敦白被安排在延安广播电台工作，不久之后，得益于中原突围前的一段往事，李先念、王震介绍李敦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规定，一个外国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得到中央五大书记一致同意。

李敦白是第二个入党的美国人，第一个则是马海德。

1947年2月，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李敦白跟随延安广播电台撤离，转移至太行山区。

也就是在这段日子里，李敦白收获了爱情，他与之前曾在张家口有过交集的魏琳女士喜结连理。

有意思的是，与李敦白交好的廖承志还专门画了幅漫画来庆祝他们结婚，上面画着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对魏琳垂涎欲滴的样子。

“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

只是很遗憾，李敦白在中国的三十年，还面临了不少考验。

三

1949年2月，李敦白突然被捕，而绝大多数与他相熟的朋友眼中，他更像是突然消失了。

李敦白的同事杨兆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我和“洋特务”李敦白》，还提到了这件事：

“1949年初，我好几天没有见到李敦白，他神秘地消失了。后来听说，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

李敦白最初也是糊里糊涂的，并不清楚自己因何原因被捕，廖承志还劝他：

“不要担心，小洋鬼子（廖承志对李敦白的昵称），每件事到最后都会水落石出的……”

一直到许多年以后，李敦白才知道，自己突然被捕是和斯特朗在苏联有关。

斯特朗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学者，与毛主席关系友好，和斯诺、史沫莱特齐名，然而在1949年却被苏联当做美国间谍逮捕。

当时，国共内战已经接近尾声，国民政府希望苏联介入调停，毛主席认为，苏联一旦介入，美英也会介入，因此还是决定中共与国民政府单独谈判。

没想到的是，苏联在未表态时，美英就突然宣布拒绝充当调停人，斯大林恼怒美英先于苏联发声，并认为是中共泄露了电文内容。

苏联先一步逮捕了斯特朗，并认为她是“美国间谍”，被捕后五天驱逐出境，李敦白也受到了怀疑。

不过，李敦白经受住了考验。

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5年，苏联为斯特朗平反，1955年4月，李敦白获释，而此时距离李敦白被关押已经过去了6年。

李敦白后来仍然在中国生活，在第一任妻子魏琳嫁人后，他又开启了一段新的恋情，生活一直很美满。

值得一提的事，李敦白后来还被临时抽调出，负责翻译《毛泽东选集》，并且在当时还享有“外国专家”的待遇，每个月工资600元人民币，比毛主席、周总理的还要高。

对李敦白蒙冤入狱这件事，周总理、毛主席都先后致歉。

1958年9月，斯特朗女士来到中国定居，本来按照李敦白的打算，是不准备让斯特朗知道自己曾因她的原因被捕入狱过的，周总理也答应替他保密，但后来还是告诉了斯特朗女士，李敦白还埋怨周总理不该说出实情，可周总理一席话却让李敦白很感动：

“我们中国共产党不能在犯下了伤害朋友的错误后，就把它当作秘密藏起来。我已经告诉斯特朗同志你的事，那是我们的错，而你的表现很好。”

1965年11月，斯特朗女士八十岁大寿，中央为她在上海祝寿，毛主席特邀李敦白夫妇出席，谈话间又提到了那段十几年前的往事，毛主席略感歉疚地指着李敦白对斯特朗说：

“他原来是我们的好朋友，但是受你案子牵连，被我们关进监狱，而且关了很久，这是我们的错。”

李敦白始终很感动，在此后工作生活中，始终以一名共产党人的身份要求自己，虽然历经艰难，却始终没有改变初衷。

1980年，李敦白离开中国，回到老家美国定居，值得一提的是，李敦白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始终没有加入中国籍，然而晚年接受采访时，李敦白却动情地说：

“选择中国，选择中国革命，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一生的幸运。”

李敦白曾被问“你觉得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还是一名美国人”，而他的回答也颇耐人寻味：

“周恩来总理认为他做一个‘美国的中国革命派’更有价值，因此他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回美国前，我差不多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说中国是“我们”，想中国也是“我们”。现在呢，说中国是“我们”，说美国也是“我们”，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