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19日,上海市卢湾公安分局收到一份奇怪的检举材料。这份检举材料很简单,只有15个字——“我听XX人说,有个女青年被凌辱了。”
办案人员顺藤摸瓜,查到了一个劣迹斑斑的犯罪团伙。而团伙头目之一,是上海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
红军走出的银行行长
1928年,年仅14岁的胡立教参加红军,跟随大部队历尽艰辛走完二万五千长征。
他是最早参与创建新四军的骨干之一,为新四军的创立、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都亲切地叫他“小胡”。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立教到新四军军部三科(通讯科)工作。
众所周知,新四军长期以来处在日、伪、国军的多重包围之中,四面受敌。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讯网,是当时新四军的一项重要工作。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时任新四军军长叶挺交给胡立教一项特殊任务带队——成立密码破译机构,帮助军部搜集情报。
胡立教带领同志们,夜以继日监听敌人电台,再靠着逻辑、数理推理一点一点破解秘密代码。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成功掌握了敌军的暗语。由于胡立教的突出贡献,他领导的情报部门被同志们称为“胡立教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胡立教被调到财政部工作。
他觉得自己“改行了”,不拿枪杆子,拿起了笔杆子,必须要重新学习,才能适应新的职位,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把《资本论》学了一遍。
1961年10月,胡立教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他上任之初,面临着非常困难的局面:在为时近三年的“大跃进”中,银行基本的管理规章制度被废除,从而导致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货币信贷失控危机。
胡立教临危受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他的努力下,各项经济指标出现好转趋势,货币流通恢复正常,信贷收大于支,信贷资金使用效益提髙,城乡储蓄存款也由连续下降转为逐年增长。
特殊时期开始后,胡立教受到冲击,中断了在人民银行的工作。
在多年的银行工作中,他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正确处理信贷和生产的关系,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可持续发展。
这一金融理念,时至今日仍然有借鉴意义。
“虎父”却出“犬子”
特殊时期结束后,胡立教于1977年出任河南省委书记。四年后,他调到上海担任市委第二书记,为促进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作为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一直是邓小平同志关注的重点。邓小平七次在上海过年,每一次胡立教都陪伴在侧。
然而就在胡立教为上海发展忙碌的时候,他的儿子却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受到西方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大量游手好闲的青年走上了歪路,社会治安一年比一年差。
面对这种情况,中央终于下决心在1983年进行“严打”。在上海“严打”的过程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犯罪团伙。它的组成人员之一,正是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
胡立教的亲生儿子早年夭折,于是收养了夫人姐姐的二儿子胡晓阳。
胡晓阳刚满十岁那年,特殊时期开始了,胡立教夫妇受到冲击,无暇管教儿子,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晓阳和上海宣传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小蒙、陈冰郎很要好。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打着父辈的旗号,以帮忙找工作、跳舞为名,凌辱、猥亵了多名妇女,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据媒体报道,胡晓阳经常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摄不雅照片。一些受害者迫于压力,始终不敢告发这些纨绔子弟。
直到“严打”开始,这个犯罪团伙才落入法网。1985年1月23日,胡晓阳在衡山宾馆被抓获。
面对这个结果,胡立教虽然痛心疾首,但是也只能接受。身为老干部,他比谁都明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己的儿子并没有特权。
1986年2月19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静安体育馆召开了公审大会,宣布判处胡晓阳、陈小蒙死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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