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恩平事件：贪官造成国家损失36亿惊动国务院，后结局如何？

自19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决策设立经济特区，开发深圳、汕头等沿海城市以来，广东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这里港口多、华侨多、基础条件好，因此很快便成为了中国经济的领头羊。

开放十多年之后，广东沿海城市的面貌基本上已焕然一新，但随着大规模的地方投资和外资流入，各级政府急躁求快，唯GDP论英雄的情绪增长，陆续出现了一些乱象。

从1992年开始，全省的“四高三乱”情况比较明显。所谓“四高”就是高固定资产投资、高信贷投放、高货币发行和高物价上涨。

所谓“三乱”，则是指由地方政府和国有银行主导的乱集资、乱拆借和乱设金融机构，导致经济秩序紊乱的坏现象 。

广东江门市，这里东邻中山、珠海，西连阳江，北接佛山、云浮，南濒南海，位于广州、香港、澳门的“粤港澳大湾区”西侧，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江门古称“五邑”，古来就有勤劳致富，敢拼敢闯的剽悍民风，五邑人在香港、澳门社团和海外华侨中的影响力十分深厚，近代著名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就是五邑人。

得益于开放面海的环境和大量华侨投资，江门的经济发展一直在广东省内位列前茅，改革开放第一年，江门的GDP仅为14.3亿元，到1993年已增至213亿元，占全省GDP的6.2%。

江门市鸟瞰

在滚滚而来的商机刺激下、在广东全省经济大发展的整体背景下，江门一些地方上的负责人胆子越来越大，政策逐渐变形走样，走上了违规违法的邪路。

作为古代“五邑”之一的恩平县是江门下辖的一个县（1994年撤县改市），所谓“天高皇帝远”，在这里恩平县的领导们把搞经济当成了搞企业，推出的措施一个比一个离谱。

早在1987年，时任恩平县委书记邝仍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四千四万”。

摊开了讲，就是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发动全县群众“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施尽千方百计”。

这样的口号着实令人鼓舞，那么要这样强大的干劲做什么？答：招商引资。

恩平境内多山多丘陵，农业发展速度较慢，用于发展工业的土地尚嫌不足，而那时候作为全县经济支柱的第三产业还没有影子。

所以，县里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办法就是靠招商引资，反正投资一来就可以产生效益，只不过是多还是少的区别。

当年，恩平是著名的侨乡

仿佛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50年代末期，1989年2月，恩平县政府向全县干部发出号召：

“加强领导，上下协作，发动群众，大量吸储，大胆拆借，推动恩平经济发展……这是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各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后县政府立下目标：每个月吸收存款1000万元，再把存款变成贷款放出去。

为了给邝书记“四千四万”的口号开路，恩平县未经省、市同意，直接搞了一大堆“土政策”，令人瞠目结舌。

比如只要拉到多少万以上的存款，就可以从银行领取一笔“手续费”，再拉到多少万以上的存款，还能收到额外的“协储奖”，跟企业里面业务员拉业务拿提成没有区别。

同时，恩平县主要银行的利率远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指导利率。

当地的利率夸张到了什么程度呢？年化利率可以达到18%-30%！相当于你在银行存款8000元，可以立即贴现1500元甚至2500元，法定利息再另外计算。

当年恩平的标志性建筑物“飞马大桥”

1993年5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的一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才9.18%，换句话说，恩平地方银行的利率已经是人民银行的2-3倍。

但问题来了：存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到期是要还本付息的！

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存款用最快的速度贷出去，然后用贷款的利息来偿还存款的本息。

为了尽可能多地放贷款，到了1990年底，恩平县的“跃进”式发展进一步升级为：“各经济战线、镇成立财务公司”、“今后20年平均贷款余额递增13%以上”。

为此县里还专门成立了金融拆借中心，要求各金融机构、各镇、各部门都要积极向外拆借资金。

这可要了人命了，因为恩平总共就这么大的盘子，境内区区二三十万人口，哪有这么多企业需要贷款？

吸存放贷是商业银行的主要职能之一

也亏得县领导的思路活跃：没有需求就创造需求嘛！

恩平县主要领导认为境内多山，石灰石资源丰富，便下决心发展水泥产业，还提出了“发展水泥生产，振兴恩平经济”的口号。

水泥产业一旦上马，就像打了兴奋剂一发不可收拾，全县像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冒出30多家水泥厂，几家大银行跟在水泥厂的屁股后面疯狂放贷。

和水泥厂同步，县里又搞了纺织厂和铝材厂，在贷款的刺激下，近百家工厂陆续开工，全县一派繁荣景象。

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这种虚胖的经济现象怎么定义，几年之后西方经济学逐渐普及，大家才明白了这就叫做“经济泡沫”。

在存款管理、贷款发放完全失控，已毫无金融秩序可言的恩平，很快出现了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

恩平县周围群山起伏

郑荣芳，1959年生，1987年出任中国建设银行恩平县支行行长，时年28岁。

关于郑荣芳的早年事迹，我们已无据可考，只知道他当过团支书、包工头，后来给建行恩平支行的行长开过车，但此人的胆子之大，手段之黑，在28岁的年纪实属罕见。

郑荣芳手握贷款审批大权之后几乎是立即开始以权谋私，对于好处给到位的企业滥发贷款，而对于真正需要贷款的企业却视而不见。

从1987年到1993年，经他手批出去的违规贷款竟高达15个亿，以此为对价，他大捞好处，收受恩平县良西水泥厂、恩平县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恩平县新龙实业公司等6个单位的贿赂港币近17万元，人民币13000多元。

至于其他企业送给郑荣芳的贿赂虽未披露，只怕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1993年初，郑荣芳又挪用1亿多公款，分两批买下了澳门聚龙明珠花园的71套住宅和129个车位，然后又高价卖给恩平县奥特公司、恩平县东城镇、恩平县新龙实业公司等单位，从中大发横财。

据调查，郑荣芳通过此次公款购房倒卖行动一共违法获利港币1847万多元，包括高档住宅、豪华汽车，甚至还有一块地皮。

企业贷款业务一直是金融犯罪高发区

就是这样一个贪污狼藉，无法无天的腐败分子，却因为带头响应县政府违规放贷的号召并公然向上级行贿而被县领导树为“典型”，并在1993年被提拔为分管金融的副县长（后改任副市长）。

199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针对全国金融行业的乱象提出“约法三章”，强势整顿金融秩序，要求全国金融机构立即停止并认真清理收回违章拆借资金，不得擅自和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

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江门市支行为落实这一指示相继发出通知，对金融机构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扰乱金融秩序问题进行了检查和通报批评。

然而这些政策和警告在恩平县却被置若罔闻，就像一个已经吸毒成瘾的人，1993年底，恩平县颁布《1994年企业发展经济奖励办法》，继续鼓励全民“拉存款”行动。

因为这时恩平县的财政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些胡乱投出去的贷款几乎笔笔血亏，颗粒无收，实际亏损已超过30亿，如果不能拉进新的存款，已经到期的巨额存款就没法兑付，到那时绝对爆雷！

从1994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些基层银行门口突然冒出了几个操着广东口音的人，开口就问：大佬，有乜钱可以借啊？我们付高息来的！

恩平县真的从上到下乱套了，从政府领导、银行职员到学校老师，还有银行门口原来拉存款的“黄牛”一股脑地跑到外地去拉存款，因为县里又出了规定：凡是拉来存款的都可以按比例提取“融资费”和“中介费”。

80年代恩平的合资企业

郑荣芳高升以后，接替他的行长侯春幸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搞非法集资、滥发贷款以牟取私利。

从1994年2月到1995年11月，2年不到的时间里，仅中国建设银行恩平市支行就违规吸收存款32亿多元，并以“发放流动资金”的名义向企业违规发放账外贷款超过25亿元。

然而那些收了贷款的企业几年后不是破产就是关门歇业，连一分钱都收不回来。

在建设银行的恶劣影响下，中国农业银行恩平市支行、一批基层信用社随即跟进，此时恩平金融系统的信用已经到了临界点，危若累卵。

1995年初，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暂停了原本拆借给恩平支行的4亿元资金，导致恩平支行到期的存款无法兑付，引发挤兑风潮。

为了控制局势，建行广东省分行不得不紧急调拨20亿元用于支付恩平支行的存款，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笔巨款大部分又被农业银行恩平支行和下属的信用社高息吸存了。

银行挤兑

已经是坐在火药桶上的恩平市政府到此关头不思主动为金融狂热降温，反而昏招迭出：

1996年7月，恩平市召开市金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动员以银行和信用社为主高息吸收资金，并决定引入资金的利率以25%作为控制标准，对引资人员给予奖励。

人的贪欲之可怕，竟能让自己踩在了悬崖边上而不自知，还要一步步往前挪。

1996年8月，农业银行恩平支行和下属信用社也陷入陆续爆雷的困境，恩平全市的银行门口再度排起长龙，到1997年春节前夕全市267个金融网点已有220多个关门歇业。

由于自己的存款无法兑现，一批当地群众抬着棺材到市政府门口示威，大批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从广州到恩平的325国道一开到恩平境内沿途全是关门停产的工厂，满目萧条。

讽刺的是，首提“金融创新”，搞出这么大乱子的原恩平市市委书记邝仍，不仅没有被追责，还被提拔为江门市副市长。

国务院领导得知恩平当地政府在中央政府和央行的三令五申之下依然违规吸存、贷款，搞“账外账”之后极为震怒，1997年4月，国务院派出专项工作组进驻恩平，全面清理整顿。

破败的水泥厂

这次“恩平事件”，最后导致全国银行系统至少投入70亿元资金保证兑付，有36亿多元的违规贷款无法收回，广东全省的金融秩序受到严重冲击，损失极其巨大，影响极为恶劣，教训极为深刻。

1997年当年江门市的GDP为426亿元，一个“恩平事件”就搞掉了近十分之一，后来的恩平市负责人坦陈：这次金融风波造成的损失，全市几十年都还不清。

就在国家彻查恩平事件，全力挽回损失的同时，一张对相关贪官污吏全面追责的大网已经悄然拉开。

尽管恩平市政府中的腐败分子通风报信走漏风声，导致一批贪官闻讯外逃，但在公安机关和边防机关的全力追捕下，罪犯们依然纷纷落网。

1997年4月10日，广东省公安厅出动了1500多警力，在珠海市靠近澳门的海边将企图潜逃出境的郑荣芳及其老婆和情妇抓捕。

2000年3月，江门市公安机关专案组在广州某酒店将潜逃外地3年的侯春幸及其情妇抓获。

从1987年到1997年，10年中担任恩平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主要领导的22人，有14人因贪污受贿、玩忽职守、挪用公款被撤职、判刑、开除党籍。

江门市中院

1998年8月，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玩忽职守罪判处郑荣芳有期徒刑20年，一年后又加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郑荣芳因此成为中国反贪史上少有的二审被加重判决的贪官。

1999年8月，江门市原副市长、恩平县原书记邝仍因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同年11月18日，恩平市委原书记李光辉因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01年6月，侯春幸因犯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搞笑的是此人2013年因犯诈骗、伪造印章罪再次被捕，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这次事件，使得恩平市从当年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百强县”一度跌落为广东省最落后的八个县之一。

全市经济倒退10年，恢复又用了10年，农业银行恩平支行、建设银行恩平支行均被撤销，市委、市政府和下属各事业单位有好几年都发不出工资。

1997年11月，党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通知》，确定对银行业、中国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体系从严进行改革。

一张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经典照片

这一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金融海啸席卷亚洲，以亚洲“四小龙”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和货币体系遭受严重冲击，经济一蹶不振。

然而经过“恩平事件”等一系列金融风险的深刻教训，此时党中央和政府对金融系统的管控经验已深入到了新的层面。

在党和国家的坚强领导和有效应对下，中国在1998年金融危机、港币危机和港股危机中重挫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客的猖狂进攻，中国经济屹立不倒。

用一句中国传统智慧来形容，那就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