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亲密战友到政治死敌，布哈林和斯大林决裂内幕

布哈林是前苏联领导人中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理论家，在列宁去世后，布哈林和斯大林阵成为政治密友，

1927年，布哈林和托洛斯基就苏联经济问题展开大论战，托洛斯基认为新经济政策会拖垮苏联，要求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证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而布哈林认为托洛斯基的想法是要釜底抽薪，会搞垮苏联农业，没有了基础农业，苏联将一事无成，

布哈林鼓励农村发展自由经济，实现雇工自由，耕种自由，粮食销售自由，同时还要降低工业产品的价格，让广茂的乡村也都能体验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此时的托洛斯基是斯大林心中除之而后快的死敌，虽然他对布哈林的话并不认同，但依然公开赞许布哈林是党内最懂经济的理论家，他的观点最适合当前的国情，不久后托洛斯基就在党内失势，并最终被流放阿拉木图，清除了政敌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矛盾则转瞬爆发，他们就国内的经济问题开始了针锋相对。

在彻底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后，斯大林开始按照自己的医院大规模的建设“新苏联”，争取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为此他全面否定布哈林的农业自由主义，苏联各个地区开始成立新集体农庄，

可随着农庄的扩大，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直接导致国有粮库无法收上粮食，斯大林愤怒了，他认为是资本家和富农联合起来囤积粮食投机倒把，人为制造缺粮的恐慌，所以他要求全国加速实现农庄集体化，

接到命令的各地区的领导为了让自己所管辖区域不落后于其他城市，开始实行强制措施，对拒不合作者一律采取强制措施，强行掠夺农民私产，凡是不服从者一律流放西伯利亚，

整个苏联农村哀嚎一片，农民们的家畜，农业生产工具甚至家具都被充公，为了挽回损失，整个苏联农民都在实现集体化之前疯狂的杀掉家畜，美美的吃上一顿，光着身子加入了集体农庄，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农庄的困难。

布哈林本就对集体主义农业不认同，又通过亲自走访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他认为，如果自己昧着良心不说话那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

在1928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布哈林和斯大林由争论最终变成了互相辱骂，看的其他政治局成员都瞠目结舌，布哈林愤而退席，留下了余怒未消的斯大林，

会议结束后，布哈林连同里科夫，托姆斯基一同递交了辞职信，但斯大林不同意他们辞职，认为他们三人是托洛斯基留在政治局的代言人，这种带有威胁口吻的辞职信是向政治局示威，是放弃革命，要对他们展开批判。

而这只是布哈林和斯大林交锋的开始，布哈林利用掌握的舆论阵线向斯大林继续施压，他连续发表署名文章，大肆抨击集体农业，还搬出了《列宁的遗嘱》，认为斯大林不懂经济，违背列宁的遗愿，要求国家停止农业集体化政策，

为此他找到加米涅夫，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可是加米涅夫转身就出卖了布哈林，将自己和布哈林的谈话做了记录，交给了斯大林，布哈林的谈话中将斯大林的政策描述的一无是处，声称“如果继续按照这个路线走下去，苏联人民将会遭受灭顶之灾，大规模的粮荒即将到来，到时会有数百万计的人饿死，斯大林是个没有原则的阴谋家，他只会整人，根本不会治理国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这份谈话记录让斯大林暴怒，至此布哈林的仕途也将走向终结。

此时的布哈林还天真的向政治局提出自己的建议，但他的要求在政治局没有通过，所有的人都知道布哈林要倒霉了，不久后党内绝大多数人举手通过了批判布哈林的决议，1929年，布哈林被免去真理报主编的和共产国际领导的职务，然后又被逐出政治局，被降职为科研工作规划局局长，至此布哈林消失在了苏联群众的视野之中，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苏联内部的大肃反开始，在逃过了两次莫斯科大审判之后，第三次莫斯科大审判的主角终于轮到了布哈林同志。

1936年十月革命胜利十九周年纪念日，布哈林被斯大林请到了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站的主席台上，此时他只是一个《消息报》的主编，可斯大林仍然表现出了对布哈林的尊重，只不过在庆典结束后，布哈林的名字亲自被斯大林亲自画上了红叉，

得到批示的内务部部长叶诺夫立即带人对布哈林的家进行了查抄，斯大林还想表演一下自己的仁慈，打电话到布哈林的家里，假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当得知内务部人员正在抄家，立即通过电话发出指令让那些人滚蛋，但第二天，布哈林就被逮捕，

对于斯大林玩猫捉老鼠的把戏布哈林心知肚明，此时他已经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内务部无论如何审讯，他对一切罪名都不承认，

但内务部部长叶诺夫绰号“血腥的侏儒”他将布哈林刚刚二十出头的妻子和一岁的儿子押解到内务部作为人质，并称如果布哈林认罪，将不会判处他死刑，布哈林自认为是最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可妻子和儿子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他低下了高昂的头颅，表示愿意承认一切罪名，

在法庭上，布哈林平静的接受了参与谋杀基洛夫和高尔基的罪名，供状中还声称布哈林集团还准备谋杀斯大林，法庭判处布哈林死刑，那份保他不死的承诺早已经被丢进了垃圾堆，执行死刑时，布哈林对斯大林骂不绝口，而他在入狱之前，给妻子留下了一份遗言，这份遗嘱也在斯大林死后被交给了苏联官方，直到1988年被公开，信中写道

“我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面对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了无能为力，我低下了头颅，不是因为我害怕无产阶级的斧钺，而是我要为人民发出最后的呐喊，我坚信，经过时间的沉淀，终究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我头上的污秽将被冲洗干净，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用我的一点血为人民开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