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受虐待女性为了生存而诉诸暴力，她们不是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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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盛顿邮报2月29日报道2017年，德文·格雷（Deven Grey）枪杀了她的男友。在这之前，男友已经孤立和虐待她多年。她在阿拉巴马州农村的家中将其杀害的当晚，男友曾向她开枪、用手枪击打她、用软管勒住她的脖子。在法庭上，她提出了一项“保卫立场”的自卫请求，但遭到拒绝，因为她是在施虐者躺在沙发上5分钟后开枪的。她说：“我只是不希望躺在那里的是我自己。”

华盛顿邮报新闻截图

格雷承认犯有过失杀人罪，被判处15年监禁。

伊丽莎白·弗洛克（Elizabeth Flock）是一名记者。多年来，她一直在世界各地采访那些为了生存而诉诸暴力的女性。她研究了数百个受虐妇女因自卫而被起诉的案例，并采访了数十名狱中女性，其中许多人在遭受数十年的虐待后拿起了枪或刀。当弗洛克对这些妇女了解得越多，她就越能理解，有时，弱势群体必须求助于暴力才能生存，而美国的法律体系并不是建立在这个现实基础之上的。

一项美国研究发现，女性声称自卫后被定罪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两倍；而对于有色人种女性来说，这种可能性甚至更高（比如格雷是黑人，她的施虐者是白人）。法庭会询问女性为什么没有离开施虐者，为什么她们没有寻求警察或法院的帮助——这些机构一开始就没能保护她们。

这些案件应该被视为正当防卫，但是我们的正当防卫法要求威胁是立即的。这项法律最初是由白人男性为了保卫他们的财产而起草的，而不是为了经历家庭暴力或性虐待的女性。他们没有考虑到，被虐待的女性在被袭击的精确时刻通常无法自卫；他们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女性可能已经遭受了多年的侵害。

“保卫立场”法更加有缺陷。人们发现，这些法律的适用受到种族和性别偏见的影响，无法保护受虐待的妇女。正如哈佛大学讲师卡罗琳·莱特（Caroline Light）所说，尽管这些法律的措辞看似中立，但其“制定方式却将虐待幸存者拒之门外，同时使更多的杀人暴力，尤其是惯犯的武装暴力成为可能”。

许多人呼吁通过和平方式摆脱虐待。问题在于，这些通常不起作用。一些女性从来没有报告过暴力，因为害怕受虐者的报复。还有一些女性报了案，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或者报了案，或者试图离开施暴者，但在当局做出反应之前就被杀害了。当一名女性进行反抗时，她往往不是被当作长期受害者，而是被当作罪犯对待。

作为“犯罪化生存”的难题并不新鲜。多年来，倡导者们一直在敲响警钟。

伊利诺伊监狱项目“妇女与幸存者项目”（Women & Survivors Project）主管瑞秋·怀特-多梅因（Rachel White-Domain）说，她的一些客户“一直处于恐怖和暴力的环境中”，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有些人再也看不到其他出路。因为男性和女性通常体型大小和力量不同，所以女性更有可能用枪支或刀具来自卫，而男性更多地使用手和拳头。但是检察官和法官——“镜中之人”们，却没有过着持续暴力的生活，因此未能正确地对待一个女性的反应。

让受虐妇女认为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是不合理的，以此来诋毁她的名誉是公诉人常用的伎俩。例如布列塔尼·史密斯（Brittany Smith）一案，她是阿拉巴马州的一名女性，开枪打死了强奸犯，并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当史密斯声称自己是正当防卫时，检察官告诉她，强奸犯身上并没有武器。史密斯抗议说，该男子的手和阴茎就是武器。她的强奸检测记录了33处伤口。她说她害怕自己会死，但法庭并不相信。她对谋杀罪表示认罪，并被判处20年监禁。

尽管没有国家数据，但怀特-多梅因估计，自美国监狱建立以来，数以万计的女性因自卫而被定罪。法律制度已经开始发展，以解决有虐待史的女性被告的问题，但发展速度还不够快。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律师已经开始使用一种被称为“被虐待妇女综合征”的理论和辩护，这有助于法庭正确考虑到受虐女性的经历。如今，越来越多的辩护律师主张，他们受虐的客户的行为构成了正当防卫。

但是我们的正当防卫法必须扩展，以承认家庭暴力的动态，特别是在时间和何为合理恐惧的情况下。当法律不承认这一点时，辩护律师很难为受虐的客户引用正当防卫法。事实上，他们不能这样做是一种双重标准，对幸存者造成了伤害。

一些州的法律在审判期间或之后试图纠正这个问题。自2012年以来，加利福尼亚州在早期立法的基础上制定了“沉默有罪”法，允许法院为那些在审判中可能没有充分陈述虐待行为的女性考虑新的证据。2016年，伊利诺伊州通过了一项修正法案，将虐待作为量刑时的一个减刑因素。在纽约，2019年通过的《家庭暴力幸存者正义法》允许那些经历家庭暴力的人减轻刑罚。

更多的州需要通过类似的立法。更好的办法是，执法部门和检察官必须更好地了解情况，从而减少有虐待史的女性在一开始就被逮捕或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