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和同志持枪对峙，事件惊动毛主席，总政治部：要严肃处理

毛主席在建国后曾说过：“冀东大暴动，是很震动的大事”，可见他对冀东人民武装起义的评价很高。

在这场重大的抗日运动中，开国上将宋时轮分量极重，他是前线部队的最高军事指挥，一度领导着超过七万人的武装力量。

这是在抗战初期，麾下能拥有这么多人手，宋时轮地位也是水涨船高。只可惜由于多重因素影响，我军只能从冀东撤离。

这个结局给宋时轮造成很大的打击，深深影响了他的情绪，以至于他后来回延安前，还闹出过对同志拔枪相向的事来。

当年中央对冀东地区寄予了厚望，最初的战略，是毛主席亲手部署的。

1938年春，日寇为进攻徐州，从华北抽调大量部队南下，毛主席看出敌空虚之处，立即做出安排，准备在冀东建立起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4月1日，120师雁北支队司令员宋时轮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前去平西与邓华支队汇合，之后共同开赴冀东。

5月25日，两个支队成功会师，根据总部指示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担任司令员，邓华担任政委，班子组建完毕不久，第四纵队就朝着冀东挺进。

最初宋时轮和邓华都比较乐观，因为冀东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李运昌等人在冀东地区工作多年，已联合当地抗日志士组成统一战线，正在准备发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武装暴动。

第四纵队此行的一个任务，就是保证这次暴动能够成功，并让八路军在冀东站稳阵脚。

他们抵达冀东不久，暴动就开始了，在第四纵队的配合下，波及范围覆盖了20多个县、大量村镇，参与人数超过20万。

这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八路军凭借此次事件的影响，也在冀东打出了名号、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

最可喜的是，当地还建立起一支由我党领导的抗日联军，人数超过了7万。

抗战初期能拉起一支超过七万人的武装，那是相当辉煌的成绩。不过事情往往有两面，这些人员成分复杂，训练、纪律、思想等方面参差不齐。

为解决这些混乱，组织随即成立冀热察宁军区，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邓华为副司令员，下设五个军分区，实行统一指挥。

组织问题初步理顺，接下来就要解决如何在冀东彻底立足的事宜。冀东就在日寇的眼皮子底下，是华北的咽喉，日寇绝不会放弃。

且冀东地形多平原，利于机械化作战，这对八路军来说是很大的麻烦。

为应对日寇接下来的攻势，第四纵队党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展方针，宋时轮提出，应集中兵力北出长城，在都山一带创建发展，党委讨论后同意了该建议。

由于武器装备的落后，我军历来都是先在山区去打开局面，这并不算错。

可此次的情况比较特殊，都山地区位于伪满边境，日寇从九一八后就努力经营，将这里打造成全面侵华的桥头堡，戒备异常森严。

虽然此处有大山做依托，但群众基础并不牢固，第四纵队的判断没有结合实际，很快就吃下了苦果。

得不到群众支持，就意味着无法获得后勤支援，第四纵队在短时间内又没办法自行开垦谋生，最终仅坚持了一个多月就撤回平原地区。

走到这一步时，又刚好到了九月中旬，这正值华北平原高粱、玉米收成之际，若青纱帐一倒，部队更难以躲藏，生存岌岌可危。

第四纵队立即开会讨论，商议出的结果是先将5万主力带回平西整训，留3万部队坚守，到明年再过来继续发展。

他们把这个想法汇报给上级的晋察冀军区，这么大的事聂荣臻也没法做主，就进一步上报给了中央。

聂帅的电报是9月26日发给中央的，直到10月8日中央才回复，说冀东部队应尽可能争取建立根据地，如果到了万不得已时，方可转移回平西。

然而，这个指示尚未传达至冀东，第四纵队就遭到日寇袭击，宋时轮本人负伤，电台也被打坏。

如此一来，他没办法收到中央的命令，就按照自己遇到的情况做出决策，率部撤过潮白河以西。

10月9日，第四纵队与冀东抗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开始往平西转移，会上没有任何人反对，所以部队立马开拔。

然而，几万人的部队在平原中行进，对日寇来说就是送上门来的目标，其多次对第四纵队发起进攻，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除了战场上的牺牲外，部队的士气低落也造成了很严重的问题，一路上有很多人自行离队。

据《宋时轮传》所述，冀东暴动后改编的23总队跑了1000多人，39总队3000多人全都跑了，最严重的一个晚上，有6000多人擅自离开。到最后，成功抵达平西的仅剩4000多人，十不存一。

当初轰轰烈烈的冀东大暴动，最终只剩下这个局面，宋时轮是要负一定责任的。中央和北方局都进行了批评，尤其是“未得到上级批准就自行撤离”这点，措辞格外严厉。

宋时轮内心也是有愧疚的，被批评后更是郁闷，一心只想打回冀东证明自己。

同样的，中央也没有放弃冀东地区，于1939年2月成立冀热察挺进军，让120师副师长萧克担任司令员，旨在建立起统一领导冀东、平西、平北的冀热察根据地。

然而，萧克刚到任不久，便将冀东抗日联军总司令高志远处决了，此举让宋时轮、邓华大为不满。

高志远是冀东大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初能有那么大的声势，背后主要是他的功劳。

作为冀东本土人士，高志远和麾下冀东抗联的人都想重返家乡，一再向上级提出请求。然而在萧克看来，自己才刚刚上任，麾下就有人想脱离单干，未免有拆台之意。

没过多久，有人揭发高志远和吴佩孚有勾结，企图投靠日本人当汉奸，萧克便将高志远抓了起来。

宋、邓跟高志远一同战斗过，很熟悉对方的为人，就去找萧克说明情况，直言就算高志远真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送回延安学习。然而萧克没有理会，他回忆录中写了处理结果：

“专门召开公审大会，由公诉人杨春甫提出公诉，地下党员陈飞等人提供证据，高志远供认不讳。审理完毕，根据当时国民党的法律以汉奸罪论处，执行死刑。”

高志远死后，冀东抗联瞬间跑了大半，宋时轮和邓华也产生离开的想法。

当时宋时轮胃病又比较严重，就向组织打报告“请求回延安休养与学习”。在他启程赶往延安的当天，很多同志都来送行，叙旧完毕后，宋时轮让警卫员拿枪备马出发。

然而，这个举动让政治部的一名同志产生了误会，以为宋时轮是想枪击一位前来送行的领导，那人为保护首长的安全，冲上去把枪给抢了下来。

宋时轮本来因为几件事心情就低落得很，见那人的动作也误会了，只当是要缴自己的械，立马就过去把枪又夺回来，并上膛瞄准对方，将其给吓跑了。

众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搞懵，一场欢送会，最终也不那么欢乐。

等宋时轮到达延安时，持枪对峙事件早已上报中央，毛主席和总政治部党委都认为此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必须严肃处理。

再联系宋时轮之前在冀东“回师前未经中央批准即行动”的错误，便在1940年8月17日给予宋时轮处分。

后来在整风时期，宋时轮说出自己当时的心态，因为跟那名同志先前就存在过节，枪对军人来说又如同命根子，所以一时就鲁莽冲动了。他检讨说：

有一点成绩就自大，不知道自己吃几碗饭，老子天下第一，个人英雄主义盛行，导致了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我的思想中占上风……这些东西是必须被打倒、根除的。

只要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那就依然是好同志。日本投降不久，宋时轮再度调往前线，在战场上打出了华野名将的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