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交水稻之父们（二） | kiwiFM

作者：奶树

编辑：蝌蚪、AI工具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杂交水稻”算不上陌生，而其背后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家喻户晓。但在“杂交水稻”的研究发展过程中，还有不少没那么耀眼，却也浓墨重彩的名字值得被了解和记住。

我们接着第一章的故事，从袁隆平等人寻找雄性不育株开始。

杂交水稻之父-2

1963年，每当水稻繁殖的季节，袁隆平就顶着太阳在湖南的田里，从早上开始每天翻八、九个小时，寻找雄性不育的水稻。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这基本和“瞎猫碰上死耗子”差不了多少。只不过在袁隆平等人的毅力面前，再怎么背的运气也被“盘活”了。

最终，他和几个助手翻遍了几乎全湖南的水稻田，挨个看了几十万棵水稻的雄花，找到了六株雄性不育水稻。

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讯》上发表了研究文章《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证了水稻中存在的雄性不育现象，不仅迈出了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步，也为中国水稻研究规划了未来的蓝图。

在这篇文章里，袁隆平创新性地提出了“三系法”，该理论也成为日后中国杂交水稻体系的根基。所谓的“三系”是指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不育系，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雄性不育水稻；但不育性本身没法产生种子，也就是水稻（大米），所以需要恢复系与之交配，产生具有杂交优势的水稻；而保持系的作用，顾名思义，则是通过和不育系交配，得到保持有“雄性不育”特性的不育系水稻。

三系法杂交水稻原理示意图

第一步有了，理论框架也搭起来了，那么就甩开膀子继续干吧！去自然界寻找更适合三系法要求的三种水稻。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袁隆平的这篇论文刚发表不久，文革就来了。

袁隆平略带“小资”的身世，本就是文革打击的主要对象；再加上他过于“直肠子”的个性，也惹了不少麻烦。

例如此前中央针对农学推出了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袁隆平口无遮拦地就和身边同事吐槽：“农业部这八字宪法，缺点意思啊，应该还要考虑时节，加个时，叫九字宪法才比较合理嘛！”

谁成想，八字宪法是当时主席亲自批示的，他的这番吐槽显然就属于“危险发言”。很快，袁隆平就被贴上了大字报——“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学说的盆盆钵钵！”袁隆平心想，“这可完犊子了，砸我啥都行，甚至你把我砸了都行，但别把我养水稻的盆盆钵钵给砸了啊！”

眼瞅着身边好几个同事都被抓去牛棚，袁隆平觉得自己也逃不脱这般下场。可心惊胆战地过了三天，一点动静也没有，袁隆平有点摸不着头脑，于是主动跑去问领导，结果得到的回复是：“你好好干！”

结果，袁隆平不仅没受到惩罚，还被安排了学校里最好的试验田；他想请假两小时做水稻，当时负责文革工作组的领导就批一上午；如果请假三天，那就能获批一星期——让袁隆平甩开膀子，好好干！

从“头号打击对象”到被“特殊照顾”，这一百八十度的反转让袁隆平受宠若惊，甚至持续了数十年，让其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十年文革中，依旧顺风顺水地开展科研工作。而这背后，实则是一段妙不可言的缘分，以及一些籍籍无名的守护者们的努力和付出。

杂交水稻的守护者们

这段缘分得从1966年2月，袁隆平的论文发表说起。这篇名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的论文发表不久，《科学通讯》就因为文革停刊了。好巧不巧，当时任职于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九局的熊衍衡无意间读到了这篇论文，评价是“嗯！很有价值！”，便推荐给了当时的局长赵石英。

赵石英先生

赵石英仔细阅读以后也觉得，“嗯！很有价值！”，就继续向上推荐，到了中央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的手里。读过以后，聂荣臻同样感叹，“嗯！很有价值！”，便随即批授了一份红头文件，让当地的工作组成员高度重视袁隆平等人的研究工作，为其保驾护航。

原本计划“处理”袁隆平的文革工作组组长，看到这份中央红头批涵有些不知所措，于是犹豫再三，跟安江县委书记孙旭涛再三确认。孙旭涛不仅明事理，还很有魄力，拍板决定——袁隆平，不能批斗，这是国家的保护对象。

然而，这段看似虎口脱险的过往，却也背负着不少令人惋惜的牺牲与失去。

这份中央批涵能够顺利执行，其实也算是走了大运。前面提到的局长赵石英几乎是刚刚批复完，就被当时红卫兵批斗进了牛棚改造；在安江给工作组组长定心丸的县委书记孙旭涛，于1968年在批斗中被迫自杀；而聂荣臻元帅，也在1969年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国家科委下达文件后，湖南省科委发给安江农校的红头文件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在忍辱负重，才成就了袁隆平和杂交水稻今天的成果。正是他们对粮食问题的关心，相信这份研究会有成果，才在背后默默地推了这一把，让杂交水稻的研究工作，没有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1994年，袁隆平以个人名义，成立了“袁隆平科技奖”。这个奖项的第一份，就颁发给刚去世的赵石英局长，以感谢他的慧眼如炬，和暗中助力的伯乐精神。而那位县委书记孙旭涛后来的故事，没有太多的记录，但他当时的决定和魄力已然被载入史册。

在这一场争分夺秒的“缘份”里，他们同样值得“杂交水稻之父”之一，或者说“杂交水稻的守护者”的头衔。

杂交水稻之父-3

让我们把故事重新拉回到60年代，回到袁隆平的身上。即便“上头有人”了，但是整个大环境还是很紧张，还是有不少人对袁隆平虎视眈眈。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

1968年的一天，袁隆平出差回来，发现自己试验田里的水稻苗几乎被扒了个干净，气得火冒三丈。要知道，杂交水稻的培育和研究是讲究传承的，这一代如果断掉，很可能导致前面数年的工作白费。

被毁掉的稻田

好在搞破坏的人没那么“仔细”，最后还剩下5棵幸存的水稻，可以继续推进后面的实验。但是不能总是这样担惊受怕地搞研究，为此袁隆平决定——搬去海南。

此外，杂交水稻研究“南下”的背后，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水稻在海南的成熟次数有三次，比湖南能多一代，可以加快研究速度。

除了稻田里的研究，袁隆平等人也在自然环境里，继续找寻品质更加优良的野生雄性不育系。他们踏遍了大江南北，走遍了天涯海角，一连找了六七年，也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直到1970年11月23日，袁隆平在北京开会期间，他的学生李必湖和海南当地的技术员冯克珊，在马路边偶然翻到了一株雄性不育水稻。随后的实验证实，这颗雄性不育比以往发现的水稻株还要更“不育”，其产生的后代能够一直维持不育的性状，满足了“三系法”中不育系的理想条件。

袁隆平学生李必湖与雄性不育株“野败”的发现地

杂交水稻研究的“口子”也因此一下子打开了，这关键的一棵水稻也有了名字，叫“野败”：野生稻的野，雄性不育花粉败育的败，起着个最“失败”的名字，却是杂交水稻成功的第一步。

找到了这么个好苗子，袁隆平也没有藏着掖着。加上当时的科学研究主打一个“大兵团作战”的策略，全国范围内从事水稻研究的人员，基本上都来到了海南的水稻基地学习，同时袁隆平也把“野败”的种子分给大家。随即全国19个省份五十多位科学家成立研究协作组，同心协力，加速杂交水稻的研究。大家不仅一起培育水稻，也还继续在自然界寻找保持系和恢复系的野生水稻株。

1971年袁隆平在协作会上发言

自从1970年李必湖发现了“野败”，1972年确认了“野败”在提高水稻产量方面的显著效果，再到1973年成功实现三系配套，杂交水稻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然而，科研的道路并非总是平坦的，首先需要克服的挑战就是人们对杂交水稻优势的质疑。

为了证明这一点，袁隆平带领他的团队进行了一系列实验，通过设立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种植杂交水稻，结果显示杂交水稻的生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对照组，分叉数量也有了明显的增加。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稻有旦夕祸福。

秋天收获之际，杂交水稻的产量低于对照组，但水稻稻草本身的生长速度却快上了一倍。于是，之前对杂交水稻持怀疑态度的人们开始嘲讽：太可惜了，人不吃草，如果我们能吃草，那么杂交水稻的未来将大有可为。

但在袁隆平看来，这都不是事儿。面对心存疑虑的领导和同行们，袁隆平据理力争：表面上，我们失败了，但从本质上来说，我们成功了，因为我们要验证的不是产量是否提高，而是杂交水稻是否具有杂交优势。现在，优势体现在稻草上，只要我们稍加改良，就可以转移到产量上。

后来的结果，大家也知道。优势确实如袁隆平所说的那样，转移到了产量上。

第二个问题则是科研和生产，科研做出来了，但是生产不一定可以。毕竟水稻本来自交好好的，自己有雄花、有雌花，没事干嘛要去隔壁找水稻“老王” ？

种植水稻每亩土地需要大约1.5斤的种子。起初，一亩土地仅能生产几斤种子，制种效率相对较低。然而，实践证明，尽管存在挑战，但通过不断尝试和改进，总能实现更高的产量。

例如，当时采用的土办法包括使用长竹竿或长绳，扫过恢复系有雄花的水稻，利用物理方法将雄花中的花粉驱赶至不育系水稻的雌花中，叫做“赶粉”。通过不同的方法组合，使种子产量从几十斤提高到几百斤，从而确保了种子数量。

杂交水稻制种“赶粉”的方法

到1975年，水稻亩产达到750公斤，较普通水稻增产30%。由于种子数量增加，杂交水稻的种植面积也明显增加。1976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07万亩。

而在此之前，国外并未研发出高产量、高效率的杂交水稻。所以，当时国际媒体对此的报道是：中国的杂交水稻是一项独立于西方农业科学的创新成果。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杂交水稻得到了广泛的推广，袁隆平和他的团队基本上弄清楚了杂交水稻的杂交原理，其中的关键在于基因。大家可以通过这张图来理解：不育系的不育基因位于卵细胞的细胞质中，从而利用细胞质中的基因来持续维持雄性不育。而恢复系则利用细胞核中的恢复基因，使杂交水稻恢复可育性。

三系法杂交水稻基因原理图

随后在1981年，全国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获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袁隆平作为代表接受了颁奖。

1983年，在湖南成立了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担任中心主任。

1986年，国际水稻研究所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在长沙联合举办了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国际水稻研究所的科学家费马尼称赞道：“中国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我们做水稻的，那就是上有天堂下有长沙，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就是水稻工作者心中的麦加圣地。”

1986年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

这一年，57岁的袁隆平，双手插兜，站在大会的演讲台上，意气风发，三系水稻大功告成，深受全世界瞩目。

但事实上，袁隆平的意气风发背后，还有很多“小人物”的故事。也正是这些名气没那么大的“小人物”，才促成了中国水稻研究的突飞猛进。由于篇幅限制的原因，他们的故事就留到《杂交水稻之父》下一期的故事了。

当然，如果你想提前了解后续的故事和细节，也欢迎在各个主流中文博客平台以及苹果Podcast中，找到我们的播客平台kiwiFM，收听完整的音频节目（下方“阅读原文”），可能比文字更加有趣和生动。

部分参考资料：

● 《袁隆平口述自传》袁隆平口述，辛业芸整理

● 《梦园大地——袁隆平传》姚昆仑

● 《改变世界的一粒种子：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 维基百科相关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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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物卷】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丁颖. 吴灼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