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两汉酷吏

文/李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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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中专为“酷吏”作传始于汉代的司马迁，他区分官员为两类，“酷吏”和“循吏”，其后，班固的《汉书》有《酷吏传》，东汉《后汉书》中有《酷吏列传》。“酷”字的意义有：程度深的；极，教令穷极；残酷；冷静坚毅，有个性等。司马迁将当时一些对国家、社会与人民有影响，且拥有地位，以残酷的手段施政的官吏，归为“酷吏”，并为之作传，给与后世史书竖立酷吏官僚的典型。这种划分有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西汉酷吏之所以在司马迁和班固冠以“酷”的恶谥，是因他们的酷烈之名。从仁道的角度讲，酷吏行事甚为严厉残酷，杀人太多，但将“酷吏”仅仅简单理解为残酷的官吏未免有失偏颇。自古以来，评价官吏的标准应为行事为公还是谋私，追本溯源，三部史书中所记载的酷吏，多为极端严格地贯彻执行法律政令、不因任何外在因素干扰而有所折扣的官吏，他们的职责使命指向盗贼巨匪、豪强暴民、叛乱党徒，为国家统一、政权稳定而斗争。面对这些人，酷吏必须“酷”，强之于对手，才能制服之。现代所讲的酷吏，多是指将苛酷无情施于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之上，所以贬抑之意甚重。

《史记》和《汉书》所载的酷吏中，详细记录事迹者有晁错、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杜周、田广明、田延年、严延年、尹赏等十六人。《后汉书》中所记载的东汉酷吏，有董宣、樊晔、李章、周纡、黄昌、阳球、王吉、张俭等八位。本文将其中记载的这些酷吏的具体事例进行研究探讨，力求对两汉酷吏的意义做一个全面的评价。

张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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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主要酷吏小传：

郅都，主要活动于西汉景帝时期，是最早以严刑峻法镇压不法豪强，维护封建秩序的西汉酷吏。汉景帝时，任中郎将，史载其性格耿直，“敢直谏”，也能抛开情面，“面折大臣于朝”。一次，郅都随汉景帝出行打猎，随行的贾姬如厕时，突然一头野猪冲进厕所。汉景帝以目示意郅都去救贾姬，但郅都手持兵器，只保护在皇帝身旁，并不行动。汉景帝自己拿起武器，想要救人。郅都跪在汉景帝前面说：“失掉一个姬妾，还会有另一位姬妾入宫。天下难道会缺贾姬这种女子吗？陛下如此轻视自己的安危，将社稷和太后置于何地！”听了郅都的话，汉景帝只好把贾姬丢在一边，还好虚惊一场，野猪没有伤人就跑出了厕所。窦太后听说了这件事，赏赐郅都黄金百斤，汉景帝从此重视郅都。西汉“文景之治”时期提倡休养生息，各地豪强地主常常与官府对抗。郅都任济南郡太守时，对当地豪强以暴制暴，到任就捕杀瞷氏首恶，摧折济南豪强，推行严法，权贵们均畏惧他，郅都任太守一年多，济南郡路不拾遣，附近十多个郡的太守都视他如上司。郅都后晋升，掌管京师治安，遇到犯法者多为皇亲国戚、功臣列侯，他不避权贵，秉公执法，权贵宗室对其又恨又怕，称呼他为“苍鹰”。郅都在一次审讯中致汉景帝庶长子刘荣自杀，惹怒太后，被贬往汉匈边境任雁门郡太守。匈奴人一向敬佩郅都的节操威名，得知郅都就任雁门太守，全军后撤，远离雁门，直到郅都死去都不敢靠近雁门郡。史书曾记载匈奴骑兵以郅都木偶做箭靶，因为畏惧竟无人射中。最终郅都在皇太后窦氏的干预下终难逃一死。史书对其评价都很高，他公正廉洁，不翻开私人求情的信，不接受送礼，私人的请托他不听，“以倍亲而仕，当奉职死节于官下，总不顾妻子”，是其为官做人的名言。

宁成，先以郎官和谒者的身份侍奉汉景帝。他为人好逞强，做下级小吏一定要凌驾于上级长吏之上，做长吏对待下级又苛刻严酷。后逐渐升官至济南都尉。宁成不畏权贵，敢于执法，为人苛刻，宗室贵族及豪强大家人人都怕他，这点和郅都很像，但其廉洁却不如郅都。汉武帝时调宁成为内史，为人苛刻贪婪但同时又有能力的宁成得罪了不少皇亲国戚，被许多人诋毁，处以重刑，自以为不会再被起用，便伪刻证件混出函谷关，逃到家中，贷款购水田，租借给贫民，几年之后，又遇大赦，居然成了大富豪。宁成自此成了打抱不平、负气仗义的侠士，手握官吏们的短处隐私，随时要挟，出出进进几十名骑士护卫跟随，役使百姓，威风比郡守还大。宁成在家闲居时，汉武帝想让他当太守，御史大夫公孙弘劝谏：“我昔日在山东做小吏，宁成为济南都尉，治民就像用狼来放羊一样，不能让宁成来治民。”于是让宁成为关都尉，一年多后，关东郡国中出入关口的人都说：“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酷吏义纵任南阳太守时，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破碎其家”，将宁成治罪。

张汤，汉武帝时著名的酷吏。幼时便极具天赋，他的父亲曾任长安丞，出外，张汤守护家舍。父亲回来后，发现家中的肉被老鼠偷吃了，大怒，鞭笞张汤。张汤掘开老鼠洞，抓住了偷肉的老鼠，并找到了吃剩下的肉，然后立案拷掠审讯这只老鼠，传布文书再审，彻底追查，并把老鼠和吃剩下的肉都取来，罪名确定，将老鼠在堂下分尸处死。他的父亲看见后，把他审问老鼠的文辞取来看过，如同办案多年的老狱吏所写，非常惊奇，于是让他学习书写治狱的文书。父亲死后，张汤继承父职，为长安吏，任职很久。张汤为官，专治诸侯王，诛戮富商、大姓、豪强。他在处理陈皇后巫蛊案时，深入追究同党，立下大功，深得汉武帝信任，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后与另一酷吏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典著。其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他们制作的“见知法”，让官吏互相监视，相互检举。汉朝法律越发严厉，大概就从这时开始。张汤曾助汉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汉武帝宠信，甚至代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张汤还在处理淮南、衡山、江都三王谋反的案件时，穷追狠治，株连无数。公元前116年，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等构陷张汤囤积物资分赃发财等罪，张汤不服罪，赵禹奉命审问张汤，他责备张汤说：“皇上怎能不知道情况呢？你办理案件时，被夷灭家族的有多少人呢？如今人家使劲抠出你的罪状，天子难以处理，想让你自杀，何必多辩解呢？”张汤写信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之功，起初只当文书小吏，陛下宠幸我，让我位列三公，没有任何可开脱罪责之处，然而阴谋陷害张汤的罪人是三位长史。”后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兄弟和儿子们想厚葬张汤，他母亲说：“张汤是天子的大臣，遭受恶言诬告而死，何必厚葬呢？”于是就用牛车拉着棺材，没有外椁。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汉武帝最后穷究张汤案，将治张汤罪的三长史全都杀了。

义纵，是西汉中期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地主的著名酷吏。他在上党郡任县令期间，敢于施政，从不对任何人容情，使得县境之内没有盗贼容身之地，在考察政绩时，被举为当时第一。他在任长陵令和长安令期间，“直法行治，不避贵戚”，对违反法令者一律严惩，逮捕审讯了太后的外孙脩成君的儿子仲。后任河内郡都尉，一举将郡内穰氏等豪强举族诛杀，河内郡迅速稳定，“道不拾遗”。汉武帝特调义纵任抗匈奴前线定襄郡太守，义纵到任后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200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200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这些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400余人同日斩杀。全郡人闻讯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连刁猾之民也辅佐官吏治理政事。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却抓捕其部下，惹怒汉武帝，给义纵定罪为破坏执行诏令，遭到诛杀。义纵清廉，其治民方法是效仿郅都而来，他杀戮虽重，但沉重打击了当时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司马迁赞其“虽惨酷，斯称其位”。

王温舒，年少时曾以椎杀人，私加掩埋，成为盗贼。后脱离奸党补为县亭长，又因治理牢狱有方升至廷尉史。其在广平郡都尉任内用犯有重罪的人督贼，维持治安，同时规定如果手下抓捕不力，不光自己甚至全族都要被诛杀。这样手下无不为其卖命，一时之间广平号称“道不拾遗”。之后王温舒被汉武帝提拔为河内郡太守，他故技重施再次挑选犯有重罪的人充当衙役，大肆捕杀“郡中豪猾”。他在治豪强奸党前早已做好周全之备，下令郡中准备私马五十匹，在道路上设置驿站，从河内一直设到长安，“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工作效率甚高，奏书一到，快速开斩，“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上任三月，已杀得“郡中无犬吠之盗”。此举使得河内郡治安出奇的好，郡中已无盗贼踪影。到十二月末，逮不着盗贼，盗贼都逃到了邻郡，王温舒派人去邻郡追捕，但已到了春令时节（当时汉代法律规定：春季所行的政令为宽和的政令），他顿足叹息道：“可惜可惜!如果让冬令再延长一月，盗贼尽除，就大功告成了!”他被武帝提拔为负责京师治安的廷尉、中尉后，专门挑选心狠手毒、做事不顾后果的人充当自己手下，广泛调查官吏，以罗织罪名将人下狱，再严刑拷打后逼供出下一个罪名，如此循环往复，京师长安的治安也开始好转。与其他酷吏相比，王温舒阿谀奉承，为人巧诈，史书记载：“温舒多谄，善事有势者。”最后，王温舒以枉法卖狱、贪污受贿等罪行被人告发，论罪应当诛族，他畏罪自杀身亡，死后，史载其“家累千金”。

严延年，出身官宦家庭，父为丞相掾，他少学法律于丞相府。汉昭帝时，为侍御史。弹劾大将军霍光擅废立不道，为朝廷所敬惮。后又劾大司农田延年，不实，坐法至死，逃亡。汉宣帝时，遇赦出，随许延寿征西羌，迁涿郡太守，至郡镇压当地猖狂的豪强东高氏、西高氏，在两家各处死了数十人，豪强屏息，郡中民众大为震惊，从此境内路不拾遣。继为河南太守，其治严酷，曾传所属县囚会讯，流血数里，被称为“屠伯”。他身材短小，精明强干，办事灵活迅速，长于写狱辞，又善于写官府文书，管辖的区域内没有什么事情瞒得过他的。其办事宗旨是摧抑压制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者即使犯法，也要庇护掩饰使他们解脱；而对那些欺压百姓的豪强恶霸，则要加重案文词语把他们抓入监狱。人们都认为一定要处以死刑的犯人，却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获释出狱；而那些被认为并未犯死罪的人，却又意外地被杀死。官吏百姓都无法揣测严延年执法的量刑尺度，因此大家都十分惶恐，生怕触法犯禁。可核查严延年接手的每宗案件，又都是文案缜密，无可翻改。京兆尹张敞与严延年一向友善，他去信劝告严延年说：“古时有名的良犬韩卢猎取野兔时，都要先看一看主人的眼色，然后再去追逐捕获，而不过多地捕杀。因此希望次卿你稍稍放宽一下诛杀的刑罚，考虑效仿韩卢的办法来行事。”严延年回信说：“河南是天下咽喉所在，东西两周统治者留下的弊端太多，恶草茂盛而禾苗稀疏，怎么可以不加以铲除呢?”他以此为才能和功耀，始终不肯放松或暂停杀人的刑罚。严延年与人交往一向不善，后为人所告，以诽谤朝廷罪，被杀，并陈尸示众。

尹赏，因做郡吏明察清廉而任楼烦长，又被举荐任粟邑县令。调任频阳县令时，因用刑使罪人致残免官。后因御史推荐任郑县令。永始、元延年间，长安城中盗贼奸民极多，里巷中的游荡少年合伙杀害官吏，有的还接受贿赂替人报仇。尹赏到任长安令后，修建了长安监狱，他命令向地下打出许多深洞，各深数丈，取出的土则在四周垒起土郭，又用大石盖在洞口之上，称这些洞为“虎穴”。完工之后，他部署户曹、属吏，以及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等下属，让他们分别举报长安城中各处的轻薄少年和不服管教的恶劣子弟，对没本地户口的商贩工匠身着危险服装如披镗甲着臂衣、手持刀箭兵刃的，也悉数查记，共得数百人。此后一天，尹赏召集了长安的大小官吏，并备车马数百辆，分头对被查出者进行收捕，认定他们都是危害社会治安的盗贼。尹赏亲自加以阅视，每阅视十人放走一人，其余的则都被依次投入虎穴之中，每穴各一百人左右，最后以大石头盖上洞口。几天以后，打开石头检视，见下面的人都已横七竖八地相枕而死，将尸体取出后，分别掩埋于寺门华表的东面，并各插木桩，写其姓名，一百天以后，才让死者家属各自挖出尸首取回。尹赏释放的是和他有深交的人，及旧日官吏和善良人家的子弟因一时糊涂而与盗贼有染并愿意自己改正的。尹赏对这数十近百人缓刑处理，责令他们立功以自赎，其中努力上进的，还因此被尹赏收用为手下，他们善于追捕坏人，了解盗贼的好恶及行踪，比一般人在这方面强得多。尹赏到长安视事数月，盗贼便停止了活动，外来盗贼由于害怕纷纷逃回原来的郡国，不敢再有窥伺长安之念。由于江湖盗贼泛滥，尹赏又被任命为江夏太守，他捕杀江湖盗贼及滥杀官吏百姓的人数极多，因“残贼”罪免官。南山一带群盗蜂起，尹赏又出任右辅都尉，后调任执金吾，负责督察大奸盗。三辅官吏民众对他非常畏惧。几年后，尹赏死于任上。得病将死时，告诫他的几个孩子说：“大丈夫做官，不怕因‘残贼’罪免官，事后追思其效果，则就会重新得到任用。而一旦因软弱失职而免官，就会终身被废弃而再无起用之时，这种羞辱比犯了贪污窝藏罪还要重得多。望谨慎不要失职!”尹赏的四个儿子都做官做到郡守，长子尹立当了京兆尹，他们都崇尚威严，有善于治理的名声。

西安张汤墓遗址：张汤墓位于西安市长安区郭杜西北政法大学南校区内，是2004年在此校新校区基建工地上发现的。为土洞式墓，有长斜坡墓道，坐东朝西，平面大致呈“甲”字形。虽然已被盗扰，但还是出土了特点较为明显的西汉中期星云纹铜镜和武帝五铢钱等8件文物，其中两枚精致的双面穿带印，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一枚为“张君信印”，此两印的出土表明墓主应为张汤，结合出土器物和墓葬形制，考古学家推断此墓葬时代应为西汉中期武帝之时。根据挖掘情况，此墓十分简朴，符合张汤廉洁的作风。在政法学院发掘出张汤这样的古代法家人物墓葬，不能不说是一个神奇的巧合。学校在此为其修建了西汉御史大夫张汤墓遗址陈列馆、张汤墓发掘纪念碑及廉亭等建筑。遗址陈列馆并不大，仅展出了７件文物及复制品。

◎张汤墓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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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主要酷吏小传：

东汉酷吏董宣，初任北海相、江夏太守、洛阳令等职。不畏强暴，惩治豪族，诛杀了滥杀无辜的北海大姓公孙丹家族。青州刺史认为他杀得太多，上书告发，董宣获罪征召到廷尉。他在监狱里，早晚讽诵诗文，无忧色。后汉光武帝赦其死罪并降职。后来，朝廷又任董宣为洛阳令，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被湖阳公主包庇。董宣拦住湖阳公主的车，令奴下车而杀之。公主诉于刘秀，刘秀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拒不低头。刘秀令人强按之，他又两手撑住地面，仍不能使其俯首。汉光武帝没奈何，只得训斥董宣：“强项令出！”强项，即颈项强直不曲，这实际上宣布董宣无罪，而又给以赞美之词。事后还赏赐他三十万钱，他把赏赐都分给下属。从此，京师豪族贵戚莫不畏之。平日里董宣寡言少语，但执法时却刚猛迅疾，被称为“卧虎”，还有歌谣表扬他道：“董宣衙前无冤鼓。”董宣任洛阳县令五年，七十四岁，死在任上。皇帝下诏派使者到他家里看视，只见用布被盖了尸体，妻子儿女对着哭泣。家中有几斛大麦，一辆破车。汉光武帝悲伤地说：“董宣做官廉洁，死了才知道啊!”因为董宣曾做过二千石的郡太守，赐给他银印禄绶，用大夫礼安葬他。

周纡，为人刻削少恩，好韩非法术，年轻时任廷尉史。升任博平令、齐国国相等，他所收捕隐藏的奸人，没有一个能够从监狱里活着出来的。建初中任勃海太守，每逢朝廷的赦令到郡，常隐闭不公布，先派人到所属把刑犯处决完了，才公布诏书。获罪征赴廷尉，免官归家。因为他极端廉洁无财产，常筑砖坯以维持生活，汉章帝为其清贫感动，起用为郎官，后升迁为召陵侯相，属吏中有一位廷掾畏惧周纡的威猛明察，又想给他一些教训煞煞他的威风，就在清晨弄来一具尸体，将其手脚砍断，将尸体立在相府门前。周纡得知后就去察看，他站在死人身边，装着好像跟死人说话的样子。暗中观察到死人口中和眼中有稻芒，就秘密向把守城门的人问道：“都有谁运稻草进城?”看门的人说：“只有廷掾。”他又问身边侍从：“外面有谁对我跟死人说话持很怀疑的态度吗?”侍从说：“廷掾对您有怀疑。”于是周纡将廷掾逮捕拷问，廷掾全部供认“没杀人，弄来的是路边的死人”。自此谁也不敢欺骗周纡。周纡奉法疾恶奸邪，不巴结贵戚，外戚窦笃权倾朝野，其家族中人所为不法之事，都受到周纡的追究查办，京师在很短暂的时间内就为之一清，治安明显好转。他曾多次被奏劾，免官又复升。公元97年，死在任上。

阳球，世代为大姓和官僚之家。有个郡府的官吏侮辱了他母亲，阳球集合了几十个年轻人，杀了那个官吏并灭其全家，因此出名。最初被举为孝廉，补尚书侍郎。后因有处理奸贼的才能，为九江太守。阳球到任，设计谋灭凶贼，并将郡里犯法作奸的官吏全部逮捕处死。后任尚书令时，认为乐松、江览等才疏学浅之小人，凭藉累世的亲戚关系，见人颜色行事，虚伪地作了几篇歌颂的文章，就希图被朝廷所用，上书要求撤掉鸿都文学。虽然汉灵帝后来并没有理会，但鸿都文学之流必定以之为敌。当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人奸邪暴虐，玩弄权柄，阳球曾经拍着大腿气愤地说：“如果阳球做司隶校尉，哪里容得这帮家伙呢？”光和二年（公元179年），阳球升为司隶校尉，进言要求逮捕王甫和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易等人及其亲属中担任太守县令的人，说他们邪恶狡猾，恣意妄为，罪恶够得上诛灭整个家族。结果将王甫、段颎等人全部逮捕，送往洛阳监狱，被抓的还有王甫的儿子永乐少府王萌、沛国相王吉。阳球亲自到监狱拷打王甫等人，五种酷刑全部用遍。王萌对阳球说：“我父子既然将被杀头，希望能给老父亲稍许减轻点酷刑。”阳球说：“你们的罪恶不可言状，死了不能消除罪责，竟然想请求宽容吗?”王萌骂道：“你以前像奴仆一样侍奉我父子，奴仆竟敢反叛你的主人吗？今天折磨我们，你将自取其祸！”阳球要人用土堵住王萌的嘴，棍棒俱下，王甫父子都死在杖下，段颎也自杀。阳球将王甫的尸体横放在夏城门示众，并写了很大的告示“贼臣王甫”。王甫家的财产全被没收，妻子儿女全被流放到比景。阳球杀了王甫以后，还想逐个劾奏曹节等人，便命令中都官从事说：“暂且先除掉大恶霸，下一步就该审讯豪强。”权门豪族听了，无人敢吭声，各种奢侈华丽的东西都被封存收藏，不敢再摆出来，京师畏惧震动。后来，曹节对皇帝报告，称阳球残酷凶暴，喜欢胡作非为，得罪了很多人，只是因为小小的功劳才被提用。于是，汉灵帝贬谪阳球为卫尉。这时，阳球正外出拜谒皇陵，曹节指示尚书令把他召回授官，不得拖延诏书的下达。阳球被紧急召回，求见灵帝，向灵帝叩头说：“我没有清高的德行，被委以打击邪恶的重任，以前虽然诛杀了王甫、段颎，但漏掉了曹节这些狐狸，不足以向天下表明朝廷的圣明。请给我一个月的时间，一定使豺狼鸱枭统统服罪。”阳球叩头流血，殿上呵叱：“卫尉阳球想抗拒诏命吗?”呵叱再三，阳球才接受了卫尉的任命。这年冬天，阳球被曹节等诬告，被逮捕送洛阳狱后处死，妻子儿女被流放到边疆。

王吉，中常侍王甫的养子，性情残酷。因为他父亲有权有势，受皇上宠信，二十多岁时，任沛相。通晓政事，能够判断考察疑难的案件，揭发奸邪隐藏的坏人，比一般人高明。令郡内各举奸吏豪人，常有小过酒肉为赃的，虽数十年以前的事，还加以贬弃，注销他们的名籍。专门挑选一班剽悍的吏员，打击非法。如果有生子不养，就把父母杀了，合土掩埋。凡杀人，都磔尸载在车上，公布他的罪状，宣示属县。夏月，天气热，尸体腐烂，就用绳子把尸骨连起来，游遍一郡才止，看见的人都害怕。任职五年，共杀了一万多人。其余惨刻毒辣的事，不可胜数。郡中恐惧，人人自危，不敢自保。后遭阳球奏劾，死于洛阳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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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文所简述诸位酷吏之事例，总结两汉酷吏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其性格都冷峻严酷，执法行事手段严格而残酷。如王温舒大肆捕杀“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至流血十余里”，上任三月，已杀得“郡中无犬吠之盗”；义纵捕取定襄狱中重罪犯人及私自探监者，上报杀人数目共四百余人；王吉任职五年，共杀了一万多人；宁成任关都尉时，被称“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等等。

其次，不畏豪强，有原则而不讲情面，对不服从法律的人特别是豪门贵族官员敢于下手。张汤专治诸侯王，诛戮富商、大姓、豪强，他在处理陈皇后巫蛊案时，深入追究同党，立下大功；杜周逮捕查办桑弘羊和卫皇后兄弟的儿子，严苛酷烈；董宣执法杀湖阳公主府的有罪奴仆；阳球将王甫的尸体横放在夏城门示众……

第三，两汉酷吏打击的对象主要为：皇族、诸侯王等宗室贵戚及奸猾官吏，地方上的豪强地主恶霸等。晁错建议削藩，以打击诸侯王；郅都“族灭瞷氏首恶”，后又审问临江王；严延年打击豪强大族西高氏和东高氏；杜周逮捕查办桑弘羊和卫皇后兄弟的儿子；等等。

第四，他们都很聪明、有智慧，行事有方法，办事效率高。张汤幼时审鼠，极具天赋；周纡审问死人而破案；王温舒治豪强奸党前早已做好周全之备，事先下令郡中准备私马五十匹，在道路上设置驿站，从河内一直设到长安，“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工作效率甚高。即使十分棘手的难题，酷吏一到立刻迎刃而解。济南瞷氏、涿郡两高氏令两任太守深感头疼，郅都、严延年一到快刀斩乱麻，迅速将其镇压制服。

最后，两汉酷吏一般都很廉洁，个人品德操守很好。除田广明曾有通奸之行，王温舒、田延年两人有贪污行为外，就财、色而言，两汉酷吏个人操守集体性地近于完美。除上文所述张汤、董宣等的例子外，还有很多，如赵禹当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三公九卿前来拜访，他却始终不回访答谢，也不收重礼，务求断绝与好友和宾客的来往，独自一心一意地处理自己的公务；尹齐在淮阳都尉的任上病死，家产价值不足五十金……他们必须极端廉洁，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在严酷执法的过程中得罪的人多有权势，如果自己的道德有缺陷，被人抓住把柄，必定很快被敌视之人整倒，根本没有继续开展工作的机会，所以他们在官场中必须以这种方式保护自己不被纠察打击。

西安张汤墓所出土的信印印面：张汤墓出土两枚印信，一枚印文为“张汤臣汤”，一枚为“张君信印”，印面径为1.8厘米，即古之所说“方寸之印”。图为“张君信印”印面放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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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酷吏的评价一直不高，均贬抑酷吏的残酷。其中的原因在于：一、受到酷吏严酷打击的对象是皇亲贵族、贪官豪绅等，这些人位高权重，因为酷吏的行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甚至亲友的生命，必然对其深恶痛之；二、酷吏不讲情面、喜用重典，行事中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与之有嫌隙的人也是他们的诋抑者之一；三、还有一些被酷吏打压而斗不过他们的清流知识分子，他们的利益受损，又厌恶酷吏的严密执法，但他们拥有话语权，操纵文书、言论，对酷吏主观贬抑；四、在日常处事中，酷吏所立的规矩制度繁琐，不仅自我管束很紧，对他人的要求也非常严格，这让与他们相处共事的人不舒服，无意中也得罪了不少人。《史记•汲郑列传》记载，汲黯批评张汤：“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汲黯时常与张汤争辩，张汤辩论起来，故意深究条文，苛求细节。汲黯怒道：“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酷吏的下场多为悲惨，原因在于一方面树敌过多；另一方面，君主调派酷吏到治安与秩序最恶劣的环境，酷吏必须严酷执法才能制止奸邪与豪强为乱，以达到君主的要求。他们维护了皇权的稳定，但他们本身过于残酷的行为也会引起政治生态的失衡。当众多人欲报复而无法控制之时，皇帝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和政治生态的平衡，必然会牺牲酷吏。因此，酷吏固然是君主得力的助手，不过当失衡的政治局面出现后，他们也会因此成为为皇帝承担责任的替罪羊。两汉酷吏中有七位是被诛杀而亡，有六位是自杀，八位死于任内，两位得以善终，一位未言及。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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