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馗：中国当代戏曲的一座高峰

王　馗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郑怀兴

郑怀兴先生是一位伟大的剧作家。

人的伟大，有的是山登绝顶我为峰，有的是平地巍然起一峰。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郑先生无疑拥有第一种伟大。无论是从陈仁鉴先生开创莆仙戏悲喜剧创作传统的层楼再上，还是戏曲艺术从古典向现代的因时拓展，他都是为当代戏曲创作的持续峰值标定了时代高度的剧作家。从个人创造的角度而言，郑先生当然具备了第二种伟大。无论从新时期率先开拓到积四十年始终致力的历史剧创作，还是他戏不分大小、剧不论悲喜、格不必雅俗都能文心独擅的艺术质地，他都是用个人创造为现代戏曲确立了文化品格的剧作家。他把生命融化在戏曲中，半个世纪致力于戏曲创作，唯其一事，旁无他骛，身心恪守的生命密度让他的人、他的戏，有了无人企及的定力，这是他的高度所在。他从不自我标高，也不借助众星捧月，没有经营和投机，没有苟且与委曲，而是率真任性，大气天真，他终生守定在仙游一隅，始终扎根在莆田乡土生活，不为时俗纠缠，不慕现实功利，沉潜得深不见底，这更是他的高度所在。

郑怀兴先生是当代戏曲的一座高峰。他的高度，是这半个世纪里让人回首而能对时代（不仅仅是对他和他的剧作）肃然起敬、景行行止的高度，是这半个世纪里保持了创作理想（不仅仅是写一部戏、创一个题材）而能让人勇猛前行、保持创作初心的高度。

我最初见到郑先生，是23年前第一次在莆田调查目连戏时。莆仙戏学者陈纪联先生带我到仙游拜访莆仙戏音乐家谢宝燊先生，在当时鲤声剧团门前遇到郑先生，简单地招呼问询后便离开。陈先生特意和我提到他不离仙游的坚定，那时正好王少媛成为莆仙戏第一个梅花奖获得者，我因为喜欢《叶李娘》而理解了郑先生守护莆仙古剧的执着。因着这些先生们以及当时接触到的莆仙戏艺术家们对我的帮助，我深刻地感触到了这个剧种的独特美。特别是随后跟着叶明生先生、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野村伸一先生等，一起调查莆仙木偶戏，在戏场里巧遇另一位守在乡村的剧作家郑文金先生，我通过他们的深扎乡土，更加感动于古老而丰厚的莆仙文化传统对于剧作家人生操守的养护。2015年，我和戏曲研究所的师生们一起，再次来到莆田调研，郑怀兴先生和众多莆仙戏老专家对剧种发展表达的深切忧虑，让我看到了他作为剧作家的另一个生命侧面：他对莆仙戏生存发展空间的捍卫和呼吁，是一个剧作家为养护他的文化根本所做的最好回馈。之后便有他更多的莆仙戏作品，在北京看，在福建看，在相关省市看，总能看到郑先生为莆仙戏站台的良苦用心。他用自己的戏曲创作与剧种达成的依存关系，让他成了莆仙戏的重要形象代言，而他为每个剧种进行史剧创作时，同样秉持着这份热情，他成功的创作同样成为这些剧种及其代表性剧院团的形象代言。

在这些年来与郑先生创作相关的研讨会议上，我和郑先生有了更多直接联系。特别是苏剧《柳如是》首次进京演出后，因为撰写剧评，我和他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他常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作品发送给我，希望提出意见。例如那部命运波折的《关中晓月》，我俩在邮件中反复讨论，每次把意见送出后，在次日就能收到他重新修订的剧本，我再提，他再改，如此反复有八九封，相关意见有几千字。后来何红星老师第一次和我见面，说已经认识我很久，原来郑先生把我的意见都给过他看。而李春熹老师也同样和我说过类似的话。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这部剧的主创和策划，郑先生肯定听取了更多人的意见，根据意见随时调整修订剧本，审慎严谨而虚怀若谷的精神风范可见一斑。之后搬上舞台的多部作品，他总是在完成初稿后，第一时间和我分享，我一次次地看到他的谦虚和精严。他在历史的缝隙间，从文献记录的字词里，发现历史题材的戏剧性，将真实历史升华成戏曲场面和人物形象，是消耗了多少心血在其中啊。呕心沥血，应该是他的创作常态。

《新亭泪》剧照

郑先生是戏剧界的大作家，从改革开放后创作《新亭泪》而名噪剧坛开始，数十年来坚持不懈地进行创作，特别是《傅山进京》以后的很多作品是命题委约而作。与众多剧作家不同的是，他把艺术独立作为写作的前提，甚至为了保持鲜活的作品不被现实功利所改造，不要稿费而宁愿敝帚自珍。就像《关中晓月》一剧项目经费没法落实时，郑先生以没有任何报酬而倾心创作，致有齐爱云老师排演不出也要将戏供起来的誓言。这样的操守让郑先生的作品，始终拥有艺术独立而不可亵玩的品格，始终拥有文学恪遵人学的尊严，始终拥有作家殚精竭虑的文心智慧。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总是在历史真实中，借助在梦境或者虚幻间的虚笔处理，存留着独属于当下、独属于作家自己的个性立场。我曾经将他的创作，与郭启宏先生“传神”史剧对照，称其为“写心”史剧，郭老重幻设，郑老重虚构，趣味迥异，结构各异。事实上，在郑先生无一字无出处的创作中，他的“心”更存在于他所发现并创造的人物形象中，几乎所有的重要形象都能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不论是正写，还是侧描；不论是士宦文人，还是平民仕女，都能看到把自己投照在历史和作品中，他的个性在人物身上张扬，他的自省在事件中抉择。特别是通过大量的文化群体，他用自己独立遗世的那份高贵，与文化传统中君子士夫的完美人格相互接通，在人与历史、自己与文化的彼此感应中，完成了历史题材的创作。这种交融让他的戏曲在历史凝重中，闪耀着当今时代和他自己的光彩，将文化、历史真正转化成了烛照今天乃至未来的艺术和智慧。这是众多剧作家共同践行的艺术理想，但在郑先生半个世纪不懈地坚守中做到了独树一帜。

《关中晓月》剧照

在戏曲界悼念郑老的文字里，林瑞武老师提到郑先生的离去与在患病后忧心无力创作的心态相关。这让我想到了陈寅恪先生对王国维先生的评价：“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愈甚”，郑怀兴先生毕生化身于戏曲创作的事业中，他对于戏曲传承创造的文化荷载无疑是超过他人。从王国维先生到郑怀兴先生，其生命都浸润在了他们一心投入的文化里，把生命与文化艺术做到了真正合一而无法分离的状态，而文化艺术一日千里地蜕变，恪守其中的人岂能不悲壮而至生死相随。郑先生的创作大多是史剧，这些作品里都有着人性伟大的悲怆和壮美，正与这种悲壮的历史与文化的投入密切相关。

至今记得在福州演出《林龙江》后，我与郑先生以及他众多的年轻学生、仰慕者和鲤声剧团的艺术家一起座谈。那个晚上，所有的人坦率地交流，没有任何功利的束缚，没有疲倦，大家围坐在郑怀兴先生周围，在思想、文学、艺术中兴奋地表达着各自的感受，那才是面对戏曲艺术本该有的评论和鉴赏的方式。可惜，这样的研讨机会再也不会有了。

本文发表于《福建艺术》2023年第12期。

来源：福建省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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