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我经常周末从北京开车去天津吃熬鱼。只要老陈给我打电话，说弄到了三四斤的大鳎目，我就立刻启程。
北京有些餐厅也做，但是价格奇贵无比，一条两斤多的，卖价两三千块，做法又太精致。远不如跑天津吃一顿，还能饶一顿煎饼。这几年海捕的鳎目越来越小，渤海湾几乎被扫荡一空。但凡稍微上点斤两，玩小船儿的渔民，搞个几条就能保住辛苦本儿。
老陈今年七十多了，比我爸还大十几岁，我都喊他大爷，他都喊我兄弟。开饭馆儿一辈子，也没发财。我跟他建议过扩张规模，以他的手艺，执掌个二三十桌的买卖应该问题不大，可他小店永远三五张，人多了还得到马路边支马扎。
他孬鱼一绝，无论是鳎目还是平鱼，先煎后熬，用长鱼盘儿一盛上桌。卖相绝佳，薄薄一层红亮酱色，透着油下面的白肉，一筷子挑开，仿佛雕玉。
要看孬鱼的手艺，盘子不能有多汪的油，鱼身下隐隐一层汤。最绝是炸成虎皮的蒜子儿，同鳎目熬炖一番，极有滋味儿。
白米饭上一铺，一勺鱼汤，如果说“朋友”二字有具体的味道，那就一定是熬鱼与大米饭。
不必推心置腹，但总是可以相谈甚欢，一切都能聊一块儿，天南海北，世间万物，好不快活。
我去了他就陪我喝一杯，他高兴了茅台也能喝，直沽高粱也给我灌。喝多了他天津话连成串儿的骂，我跟着学了不少。
什么“蹦锅儿”什么“嗦了蜜” “sun鸟”“BK”什么的。
还有乱七八糟一些俏皮话，什么“地球按把儿，大梨”“汽车压罗锅，死了也值了”“小刀拉屁股，开眼”“太监开大会，无稽之谈”，一筐一筐的。
他父亲九十四，身体硬朗，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巡店，拄着一根铁拐棍儿，我偷偷拎过，很压手。见了他就骂，“你介倒霉孩子”，看他百般的不顺眼。
他被骂急眼了也赌气，摔摔打打的。但是依然给他爹孬鱼烫酒。只是都给小鱼，小杂鱼几条，都是事先烧好了，老爷子一边骂一边吃，吃完了就自己拄着铁拐棍儿回家。也不用扶。
我就取笑他，“爷爷脾气可够大的，这骂人的劲头。”
“我七十三了。”他咬着烟头，“还能有人骂我两句倒霉孩子。”后面的话他没说，我也懂的。
“他以前街面儿上也有一号，年轻的时候在海河上跑船，你看他那根铁拐棍儿，里面藏着剑。”
“这一辈子就爱吃孬鱼儿，好嘛，我小时候他做孬鱼儿，那大鳎目，十了斤。现在可没有啦，有也吃不起。”他比划着说，“我没嘛本事，这辈子也就跟他学了个孬鱼儿，他的本事我也不爱学，也学不会。他也看不上我，我呢也这把年纪了，除了开个饭馆儿嘛也不会。”
他有一句没一句的抱怨着，可脸上笑嘻嘻的。
后来他饭馆歇了一阵子，才知道是他父亲糊涂病了。后来卧床了很久，他索性把饭馆关了，去照顾。19年春节我给他打电话拜年，他很惊喜，说，“兄弟，你哪天来，趁过年，咱来家，我给你孬鱼儿。”
我问起老爷子情况，他说，“嗨，人都有这一天，伺候着呗。”
我说过几天我从山东路过天津，去您那拐个弯儿。
他说好嘞兄弟，我等着你哈。
可一直到了夏天，我才因公去了一次天津。顺便路过他的小店，一看竟然开着门。
他头发白了很多，正在店里收拾这一条四五斤的大鳎目，我喊了声大爷。
他猛地转过身来，看着我，憋了好半天才说，“兄弟，你来了？”
我说来办点事儿，顺道来看看您。
他说，好，还想着我这个老哥哥。
我不想您也得想您着孬鱼啊。我看着那条大鱼直流口水，“我这还赶上了。”
他摇摇头，“兄弟，今儿这鱼你吃不上了。”
我说怎么的？被人订了？
他摇摇头，指了指里屋。
那九十多岁的老爷子，一身长袍马褂，带着礼帽，手持铁拐杖，端正在屋里一张桌子后面坐着。桌子上摆着一桌子菜。
俨然一个民国大亨的派头。他看到我来，只点点头。
我吃惊的问陈大爷，这这这…老爷子好了？
陈大爷摇摇头，说他早上突然从床上起来，要吃孬鱼。自己换了衣裳，点了菜。一路走过来。
我心里蹦出四个字回光返照，但是我们都没说出口。
他说，儿孙们都在外地，也都通知到了。不知道赶得上赶不上。
“倒霉孩子！孬鱼呢？”老爷子在屋里骂了一句，我跟老陈赶紧进去。
老爷子看着老陈，招招手让他过去，老陈把孬鳎目鱼摆在桌上，弯腰蹲在他跟前，他吃了一筷子鱼，伸手摸了摸老陈大爷的头，叹了一口气，
“宝贝儿，你是个好孩子。”
我眼看着七十五岁的老陈眼泪不要钱似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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