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循吏”何谓？

文/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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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开为循吏做传之先河，并给循吏下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即忠于职守，按原则办事，但又不使用严刑酷法的官吏。

两汉的循吏，以他们的政绩和个人品德，为后世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官员为官确立了一套基本的价值标准，后世的史书，也依旧有为循吏列传的传统，只不过有时叫法不一样，比如有的称“循吏”，有的称“良吏”，但后世循吏的特点，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总的来说，在分裂的时代或者保守收缩的王朝，循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德行方面，比如清廉、爱民、勤政等等，而在强盛的、对外扩张的王朝，比如唐朝，循吏的特点主要突出在治理边疆、处理对外事务方面，和汉朝的循吏差不多。

在民间和通俗演义小说中，循吏往往被称为“清官”或者“青天”，这样的叫法亲切、自然，容易被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但这样的叫法，也简化了循吏这个称呼本身所具有的内涵。

司马迁之后，班固做《汉书•循吏传》，记载了西汉循吏代表人物，有具体事迹记录的计6人。班固之后，范晔做《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了东汉循吏代表人物，有具体事迹记录的计12人。在维护祖国的统一、安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两汉的循吏非常值得称道和赞美。

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开为循吏做传之先河，并给循吏下了一个基本的定义：“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即忠于职守，按原则办事，但又不使用严刑酷法的官吏，但他所记载的循吏，比如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全是秦汉之前的。司马迁之后，班固做《汉书•循吏传》，记载了西汉循吏代表人物，有具体事迹记录的计6人。班固之后，范晔做《后汉书•循吏列传》，记载了东汉循吏代表人物，有具体事迹记录的计12人。因此，本文所写的循吏及其事迹，全来自《汉书•循吏传》和《后汉书•循吏列传》，实际上，《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其他篇章中，也记录了循吏式的人物，但不在本文讲述范围之内。

先将西汉和东汉循吏的代表人物及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列两个简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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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张简表，可以看出两汉循吏的一些基本特点：

1、为政宽和，少用刑法，注重教化，有人情味。

龚遂，西汉宣帝时期，被任命为渤海郡太守，当时渤海郡遭遇饥荒，盗贼并起，其实所谓盗贼，大多不过是被逼造反的饥民。宣帝问龚遂有何治理之策，龚遂回答：“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龚遂到达渤海郡界，当地官员派军队前去迎接，龚遂不让军队保护自己，让他们回去，依旧轻车简行，同时发布公告指示所属各县把所有追捕盗贼的官吏一律撤回，凡是拿锄头、镰刀等农具的全部算良民，官吏不得追究，只有拿兵器的才算盗贼。这通公告一下，被逼为盗贼的饥民纷纷解散，重新回家拿起农具种地。随后，龚遂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任用清廉、有能力的官员带领人民进行农业生产，没用几年，渤海郡内人民安居乐业，一派繁荣景象。

东汉顺帝时期的第五访，曾冒着丢官的危险赈济百姓。他在张掖太守任上，郡内遇到了饥荒，粮价飞涨，第五访没有先向朝廷汇报，直接打开粮仓救济百姓，有些官员怕担责任，主张先将灾情上报朝廷，得到朝廷允许后再开仓济民。第五访不答应，说：“等到了朝廷的答复，老百姓早饿死了，开仓就开仓，我情愿用自己的性命来救百姓!”事后皇帝没有怪罪他，还嘉奖了他。

刘矩，在东汉桓帝时期曾任雍丘令，力行教化，百姓之间发生争执诉讼，刘矩经常的做法是把他们叫到跟前，恳切教导，他要百姓克制忿怒，尽量不要到县衙去打官司，而是回去好好想想，往往是那些准备打官司的人受到感化，各自作罢离去。

黄霸在西汉武帝至宣帝时期为官，他当颍川太守时，令境内的邮亭乡官都养上鸡、猪，以此筹措经费救助鳏寡贫穷者。境内有人去世，无钱安葬，手下人向他报告时，他除了安排丧葬事宜外，甚至能说出哪里有一棵大树可做棺木，哪个邮亭有头猪可用作丧事。在他的治理下，人民安居乐业，境内盗贼日少，“治为天下第一”。

黄霸做事，很有人情味，还是在做颍川太守时，境内有一个县丞年老，主管人员想辞退他，但被黄霸制止，黄霸认为此人虽年老，但官场迎来送往之类例行公事还能胜任，能不变动官员就尽量不要变动，并且他知道每遇官吏变动，就有一些奸猾官吏乘机销毁账册文书以盗窃财物，损失的钱还得从百姓身上出，最后还是老百姓受损失。

东汉和帝时期的仇览，刚当亭长时，辖区内有个叫陈元的人，同守寡的母亲住在一起，但母亲到仇览这儿告陈元不孝顺。仇览说：我最近经过您家时，见您儿子把院子收拾得整整齐齐，地里的耕种也没耽误，他应该不是人不好，而是没有教育好。您守寡抚养儿子是为了养老，不可为发泄一时的气愤，使儿子背上不义的罪名。听了这番话，陈元的母亲很后悔告儿子，流泪走了。随后，仇览亲自到陈元家中，为陈元讲述人伦孝顺的道理，陈元最终成了乡里有名的孝子。

2、循吏的主要工作是在其辖区内大力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推动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传播等等。

文翁，西汉景帝末年任蜀郡太守，他看到当地经济文化落后，首先从郡内各县挑选了一批年轻小吏，送往京城学习深造，这些小吏深造归来后，被文翁委以重任，管理、教化百姓，后来这些人中的佼佼者，有人做了郡守，有人做了刺史；其次，文翁在成都建立学校，招收各县的少年子弟为学生，免除他们家的更赋徭役。这些学生中，学习成绩好的补充到各县官吏，成绩一般的担任孝悌、力田等乡官职务。文翁每次出外巡查工作，身边总带着几位品学兼优的青年学子。蜀郡的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形，纷纷将自家的孩子送到成都的学校里来学习，一时之间蜀郡教化盛行，风气大为改变。汉武帝时期，下令在各郡办学，借鉴了文翁在蜀郡办学的成功经验。今天成都的石室中学，即成都四中的所在地，据说就是当年文翁办学的地点，因此，石室中学又被称为文翁石室。在文翁的老家安徽舒城县，如今有一所文翁中学，是家乡人民为了纪念文翁而命名的。

文翁

卫飒，东汉光武帝时期曾任桂阳太守，桂阳郡即今天湖南郴州一带，当时开发程度不高，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卫飒到任后，兴办教育，制定婚姻礼规，当地民风为之一变。桂阳郡内的含洭、浈阳、曲江三县，原来属于南越地区，汉武帝平定南越后才归桂阳郡管理，但直到东汉初年，当地的老百姓还是住在深山之中，交通极为不便，加之生活困苦，交不上赋税，渐渐的当地一些老百姓离开原来居住的地方，搬到了别的地方居住。卫飒针对这种情况，组织民力修通了几百里的山道，并设立了驿站、邮亭等。看到家乡发展了起来，原来那些从家乡搬走的老百姓又搬了回来，积极生产，并每年上交赋税。卫飒死后，茨充接替他担任桂阳太守，茨充沿袭了卫飒的的政策，在当地教老百姓养蚕、发展手工纺织业等。

任延，东汉光武帝时期曾任九真郡太守，九真郡即今天越南河内一带，当时当地百姓多以打猎为生，不懂耕作事宜，要到交趾郡去买粮，任延到任后，教他们垦荒种地，制造农具等，不久后当地百姓就实现了粮食自给。任延看到当地百姓婚配混乱，没有人伦概念，于是制定了一套婚姻礼法制度，加以约束管理，同时要求男子年龄在二十到五十岁之间，女子年龄在十五到四十之间，都按照年龄大小结合，家里贫穷出不起聘礼的，要求各县官员各自从俸禄中拿出一部分救助他们，结果有一年郡内同时娶妻的有二千多人，这些人有了孩子之后，为了感念任延，多为他们的孩子取名为 “任”。

任延后来调任武威郡太守，他一方面抵御匈奴、羌人的侵扰，另一方面他看到河西一带缺水，于是带领民众兴修水利，同时兴办教育，政绩显著。

王景，东汉明帝时期曾主持治理黄河、汴渠，取得成功，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了黄河、汴渠的水患问题。之后，王景任庐江太守，庐江即今天安徽庐江县一带，当时百姓不知道牛耕，王景带领百姓开垦荒地，用牛耕地，同时还教百姓养蚕织布。王景死于庐江太守任上，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王景

和王景一样，同样注重兴修水利的还有西汉时期的召信臣，他在南阳太守任上时，看到中原一带自古农业就比较发达，百姓农业意识较强，不需要他大力督促，所以他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面，他考察了当地的河流、水泉，开通灌溉沟渠，修建了数十处水闸，三万多顷农田都得到了灌溉，粮食产量大增。此外，召信臣还为百姓制定了用水的规定，并把这些规定刻在石碑上，立在田地边界处，以防止争抢。

许荆，东汉和帝时期担任桂阳郡太守，有一次他到耒阳县视察工作，当地有两兄弟为了争夺家产闹得不可开交，许荆面对两兄弟感叹道：这事情不能怪你们，我肩负国家教化重任，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是我的失职。同时他要求随行官员将自己的过失记录下来，上报朝廷，请求处罚。那两兄弟一看太守这么自责，连忙说这是我们的错，马上改正。此事在当地传为美谈，也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许荆在桂阳郡工作了十二年，为当地文明的进一步开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去世后，当地老百姓为他建庙立碑，以表纪念。

孟尝，东汉顺帝时期曾任合浦太守，合浦即今天广西南部合浦县一带，此地不产粮食，但因为地靠大海，盛产珍珠，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比较大的珍珠产业，当地的老百姓多从事采珍珠的行业，卖了珍珠，然后拿钱到邻近的交趾郡购买粮食。不过当地一些官员恶劣的行为做法，破坏了合浦珍珠产业的正常发展。他们首先对珍珠买卖进行垄断，逼迫当地老百姓无限度去海里采珍珠，珍珠采上来之后，他们把好的珍珠据为己有，只把一些次品留给老百姓进行买卖之后维持基本生活。渐渐的，外地购买珍珠的商人都不来合浦、而是到同样产珍珠的交趾郡采购珍珠，更夸张的是据说海里的珍珠蚌壳都不呆在合浦这边的大海了，而是跑到了交趾郡那边的大海——当然，这是一个具有文学意味的说法，实际情况是由于采集过度，合浦的珍珠资源面临枯竭危险。孟尝到任后，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整顿吏治、打击垄断、减轻珠税、有节制的采集珍珠等措施。不到一年的时间，合浦的珍珠产业又得以恢复正常的生产和交易，采珠百姓的利益得到了保障，因此，他们将孟尝奉若神明。这就是“合浦珠还”这个成语的来历。

孟尝

第五访，前文我们已经有所讲述，他在张掖太守职位上离任后，又担任过南阳太守，最后又担任护羌校尉，死于任上，为维护祖国边疆的安定立下了功劳。

3、两汉循吏的主要工作地点，大多在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说比较偏远落后的地区，其中不少是新归附中央政权的地区。

西汉的循吏中，文翁主要在蜀郡工作，蜀郡地处西南，相对偏远；龚遂在渤海郡当太守，即今天的渤海湾一带；召信臣曾在零陵郡当太守，即今天广西全州、湖南永州一带，属于百越地区。

东汉的循吏中，卫飒和许荆都在桂阳郡当过太守，相当于在百越地区工作；任延曾担任会稽都尉、九真太守、武威太守，前两处地方在百越地区，后一处地方在河西走廊一带；孟尝曾担任合浦太守，工作地点在百越一带；第五访担任过张掖太守和护羌校尉，工作地点在河西走廊和陇右地区；刘宠担任过会稽太守，工作地点在百越地区。

这些循吏，他们不是两汉开疆拓土的急先锋，但他们是两汉边疆的守卫者、治理者，他们在这些地区发展生产、传播文化，用输出文明的方式，维护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他们在这些地方，短则工作几年，长则十几年、几十年，他们离任或去世后，中央政府又会派新的有能力的官员来接替他们，继承他们的发展、开化政策，这说明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经营是长久的、持续的、稳定的，这是今天我们的国家辽阔、统一、稳定的根本原因。

4、从个人品德、修养来讲，两汉的循吏堪称道德楷模。

首先，为官廉洁。黄霸就是因为清廉，从记账的小吏一路被提拔做了太守；朱邑，曾任大司农和北海郡太守，也十分节俭，俸禄赏赐都拿去接济族人、同乡，家里没有积蓄；孟尝在珍珠产地合浦郡工作，但他洁身自好，不贪财不贪污，两袖清风。

其次，以身作则。循吏们不但在道德上为老百姓树立楷模，而且在工作中以实际行动亲身示范，比如他们中很多人都曾亲自带人下到田间，给老百姓教授耕作事宜，孟尝甚至亲自种地。同时他们还给老百姓在文化上进行教育、开化工作，不知疲倦。召信臣，从地方调到中央做官以后，他身为少府，但依旧保持做地方官的一些特色，对农业研究兴趣不减，他看到太官园中在冬天用烧火制造温室的方法来栽培一些非冬令蔬菜，认为这些反季节种出来的蔬菜，吃了对人有害，因此上奏请求不要种植。

第三，崇尚孝道。刘宠任东平陵令，政绩突出，深受百姓爱戴，此时母亲生病在家，他放弃官位离去，虽然当地百姓不愿意他走，但他这种为了孝道而不要官位的行为，本身就在老百姓中间起到了很好的道德示范作用。

两汉循吏良好的个人道德以及他们的政绩，为他们在百姓中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这是循吏成其为循吏的一个重要条件，有些官员，也为老百姓办了很多实事，但由于种种原因，在百姓中没有一个好名声，就不能算作循吏。这些循吏离任或去世后，当地老百姓往往为他们建庙立碑，进行表彰纪念。史载孟尝从合浦郡离任之时，当地老百姓不让他走，他只得选择在某个晚上悄悄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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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给两汉的循吏下一个比较完整的结论了。司马迁为汉之前循吏的定义是忠于职守、少用刑法、有原则，这些也是两汉循吏的一个基本特点，但不是全部，他们多数在新归附于汉朝的偏远、落后地区推行教化、传播汉文明，这才是两汉循吏最本质的特点。

两汉循吏的产生，和两汉自汉武帝以来进行的大规模开疆拓土战略是密不可分的。汉代开疆拓土的本质不是战争劫掠，而是对被征服地区进行文明同化，最基本的一个做法就是打下一个地方后，随后即派循吏去这些地方进行治理，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使这里的老百姓从内心深处真正归附汉政府，自愿成为汉朝的子民并以此为荣！

史书上记载的两汉循吏，从人数上来讲，东汉要多于西汉，且多产生于南方地区，这是因为东汉时期，百越、西南夷等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已经比较稳固，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的经略，不再诉诸于武力，或者说不以武力征服为主，而是派出循吏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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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两汉循吏，必须得提一下两汉的酷吏，人们往往将酷吏理解为循吏的对立面，从而来进行对比，实际上，这种理解和对比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搞清楚循吏和酷吏的本质特点。

没错，从循吏为政宽和、少用刑法、注重教化，而酷吏爱用严刑酷法、不讲情面这方面来讲，他们的确有对立之处，他们的人生结局，也不尽相同，循吏在历史上有一个好口碑，且多得以善终，而酷吏在历史上名声并不好，且大多结局比较悲惨，但除此之外，他们之间相对立的地方确实不多。

首先，循吏和酷吏所面对的工作对象并不一样，循吏面对的工作对象，主要是老百姓，酷吏面对的工作对象，是诸侯势力、地方豪强地主以及一些朝廷官员。

其次，正是由于面对的工作对象不同，所以循吏和酷吏在工作中使用的手段也不相同。对老百姓，循吏主要是带领他们发展经济，进行文明教化，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所以他们成了人们口中的“好人”；而对诸侯势力、豪强地主以及一些不法官员，酷吏多采用严酷的刑法进行打击，因为相比于老百姓而言，这些人本来就很有势力，豪强地主的手中甚至还有武装力量，手段不严酷，是根本无法进行有效打击的，所以酷吏就成了人们口中的“坏人”。可以这么说，循吏之所以能成为循吏，酷吏之所以成为酷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他们的性格特点、而是由他们各自的工作性质不同决定的。

从本质上来讲，循吏和酷吏反倒有更多相同的地方，他们都是那个大一统时代所需要的官员，酷吏在王朝内部打击豪强、诸侯割据势力，维护了中央政权的稳定和统一，而循吏在王朝新开发的地方进行管理、教化工作，同样有效地维护了中央政权的稳定和统一。循吏在治理地方时，也不是无原则的一味宽和。黄霸“力行教化而后诛罚”，讲究教化和法治相结合。召信臣大力发展农业，对境内游手好闲的官家子弟，逮住了，先批评，屡教不改的，则予以处罚，对不以耕作大事作为本职业务的府县官吏，则通通斥责、甚至罢官，严重者还要绳之以法。对地方恶势力，循吏也不手软，坚决打压，任延在武威当太守时，长史田绀的子侄和宾客为害百姓，任延将田绀父子拘捕，加上宾客等五六人都被处死；王涣做温县令时，境内多奸猾之徒，王涣“以方略讨击，悉诛之”。这种教化、法治相济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循吏治理下的地区，往往盗贼绝迹，一境清平。因此，循吏和酷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实际上是一类人，只不过一个主要对外、一个主要对内而已。

关于两汉酷吏的故事，另有专文讲述，本文只是就其本质特点，与循吏做一些简略的比较分析，并不详细展开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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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的循吏，以他们的政绩和个人品德，为后世一些希望有所作为的官员为官确立了一套基本的价值标准，后世的史书，也依旧有为循吏列传的传统，只不过有时叫法不一样，比如有的称“循吏”，有的称“良吏”，但后世循吏的特点，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总的来说，在分裂的时代或者保守收缩的王朝，循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德行方面，比如清廉、爱民、勤政等等，而在强盛的、对外扩张的王朝，比如唐朝，循吏的特点主要突出在治理边疆、处理对外事务方面，和汉朝的循吏差不多。

在民间和通俗演义小说中，循吏往往被称为“清官”或者“青天”，这样的叫法亲切、自然，容易被老百姓所理解和接受，但这样的叫法，也简化了循吏这个称呼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笔者为两汉的循吏写下这篇文章，主要还是要赞美他们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安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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