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原看东西力量的激荡

本文选自《中国历史的地理密码》，董金社/文

在山西中部交通线的中间，有“太原”城（古称晋阳）。从防守角度看，大同是前哨，那么，太原就是中军帐，是司令部所在地，故称藩屏重镇，进可攻，退可守，将北方来的威胁尽数拦下。大同不能独挡西北偏关方向来的威胁，太原则是东西南北力量的交集中心。

晋阳古城始建于春秋周敬王二十三年（前497）。关于晋阳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鲁定公十三年“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晋国赵氏在此开拓疆土的明证。故城在汾河和晋河交汇处，晋河北岸，故云晋阳。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后，晋公室名存实亡，晋阳始为赵都。这时，赵简子已不在世，由其次子赵毋恤（襄子）继承卿位，伐灭中山国，扩张地盘。赵在晋阳立都53年，受北部游牧部落的挤压，后越过太行山向东迁中原中牟（今河南鹤壁）、邯郸（今河北邯郸）发展。之后，晋阳城先后为秦太原郡，西汉韩国、代国、并州刺史部。东汉时，并州始治晋阳（今太原市晋源区，隋改称太原，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建安十八年（213）并入冀州。三国曹魏与西晋时，太原为太原国，后赵为太原郡、属并州刺史部辖，北魏、东魏、西魏为太原郡，北齐为别都，隋代为太原郡，唐代为北都（北京），其地位日隆。这表明隋唐时期，太原通过与北方频繁地交流，有稳定的前后方。

晋阳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如著名的韩、赵、魏灭智伯的“晋阳之战”，导致三家分晋，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线；汉文帝刘恒“龙潜”晋阳16年；高欢以晋阳为基地，征战四方，创建北齐政权；李渊、李世民父子晋阳起兵，建立大唐。可由于五代时，军阀在此造祸叛乱，晋阳被称为“龙兴之地”，反遭不测之祸。

原来，北宋太平兴国四年、北汉广运六年（979），宋太宗赵炅率军亲征北汉刘知远，灭之，毁晋阳城为废墟。其借口是，太原自古为帝王龙兴之地或割据势力反抗中央政权的巢穴（五代十国最著），被传为“龙脉”，而晋阳城地形险要，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百姓习于戎马，人性劲悍，桀骜不驯，同时宋太宗愤恨于晋阳城军民的长期顽强抵抗，称此地“盛则后服，衰则先叛”，遂以开封太原星宿不合为借口诏毁晋阳，先迁城中士绅富户入开封洛阳，又火烧城市，城中老幼被烧死或逃跑被踩踏致死者无数，并征发数万人削平晋阳北部系舟山山头，曰“拔龙角”，更下令决汾水、晋水冲灌晋阳城，禁止任何人居住，彻底摧毁之。

虽城毁了，地理位置却无法摧毁，难以撼动。北宋被辽军在北京高梁河击败（979）后，不得不重建太原城以退守。新城向北移动至峡谷南口、太原盆地北端、汾河东岸，与古晋阳相距30余里（古晋阳以南是大湖），处于云中山和系舟山相夹持的山间狭窄地带，是南北力量必经之地、咽喉要冲。

宋代太原盆地出陆路要道主要有汾河谷地以及山间峡谷和陉道，南下干道有二：一是沿汾河谷地过黄河至长安，二是东南方过太谷石会关、长平关、太行陉至洛阳；北上干道有二：一是经石岭关、代州、朔州至云州（大同）；二是西北干道经岢岚军、保德军至府州，这条道路也是当时宋辽战争中的北界要害之地。东行干道经过榆次、寿阳、井陉关至恒州等。这些通道也都是当时中国交通的主要干线。

新城与旧城比，更加突出交通与经贸价值，弱化政治功能，以防止割据政权再起。但地理格局不改，其政治价值难灭。每当中央王朝力量弱，这儿易出土皇帝，若与北方游牧民族（武力）勾结，其祸害尤烈。这儿还是被北方游牧民族攻击的前沿阵地，也是边关大将“龌龊政治交易”的权力场，南强则外攻，北强则外附，两边要价，故有“治世之强藩，乱世之帝都”之称谓。

历史地看，隋唐前，晋阳主要是南方政权进取与防御前哨。隋唐时，李渊在此发迹，唐天宝年间，设河东节度使，防御突厥，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统辖天兵军、大同军、横野军、岢岚军、云中守捉及忻州（定襄郡，今山西忻州）、代州（雁门郡，今山西代县）、岚州（楼烦郡，今山西岚县北）三州郡兵，管兵五万五千人。因此，驻扎太原的军队将领，手握重兵，便上下其手，两边要价。直到宋太宗摧毁太原古城，太原一直是南北地缘冲突的枢纽。

宋朝之后，天下的地缘形势大变，即宏观地缘政治格局向北、向东、向南转移。山西变成各种政治势力冲突、融合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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