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一位经济学家的家国情怀

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同师生互动。来源：北大国发院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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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一位经济学家的家国情怀

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官网更新，原北大国发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出任北大国发院院长。

黄益平是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的亲身参与者，参与了河南新乡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实验；也曾留学海外，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学位并任教六年；他还有丰富的金融机构工作经验，曾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巴克莱资本董事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等职；在政策建言上，他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等职，并多次获邀参与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业界还是学界，黄益平始终保持着一颗学者的心，从未懈怠对中国经济金融现象的观察和研究。从最初的农村改革到“中国奇迹”，从金融监管到数字经济，黄益平的研究一直紧紧围绕中国经济的各阶段的主要问题，对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改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与农村研究结缘

黄益平1964年出生，是浙江余姚人。在很小的时候，黄益平就知道自己长大以后会做农民，当时他的职业理想是当村里生产队的会计。后来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包产到户，社队体制被废除，不需要会计了。中国从此少了一个可能的村会计，却多了一个杰出的的经济学家。

理想的职业生涯还未开始就结束了，黄益平决定去考大学。1984年，黄益平从浙江农业大学（今浙江大学）毕业，获农学（农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经系跟张象枢老师读硕士。1987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老师问他对工作的想法，他说，一不想做教师，二也没考虑过出国，三只想做农村政策分析。就这样，黄益平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做助理研究员。

杜润生资料照片（1986年8月摄）照片来源：新华社

80年代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可谓是群星荟萃，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温铁军等人都曾长期在在这里工作过。“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当时的感觉就是跟着他们一起做事情很有意思”，黄益平日后回忆道。

黄益平在研究生毕业之前的1986年下半年，就已经随发展研究所的两位研究室主任到河南省新乡调研粮食购销体制问题。

当时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体制，直接从农民手里购买粮食，然后在城市里 卖给居民。在改革的初期，为了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不断地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而由于城市改革还没有动起来，销售价格高不了。这样就出现了粮食购销价倒挂的现象，也就是说，国家粮食部门每买卖一斤粮食，政府就要往里补贴差价。

黄益平一行人去河南调研就是试图提出一套改革方案来解决这一问题。 调研结束，三人坐晚班火车回北京。两位主任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和黄益平讨论，详细地阐述改革的思路和框架，黄益平回去后起草了本次调研的报告。

黄益平认为，虽然他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待的时间不是很长，却是他一生中收获最大的阶段：“当时向周其仁、陈锡文、卢迈等同事学习调查研究、政策分析，跟着其他研究人员在河南新乡参与全国粮食购销体制改革试验区的工作，感觉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

“如果我们能和7亿农民一起爬坡，这是多么崇高的事业”，黄益平回忆道。

中为林毅夫，右二为黄益平

1988年下半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有几个出国的名额，但会优先考虑三十岁以上的研究人员，毕竟年轻人还会有更多的机会。当时黄益平也没有出国的打算。但有一次从河南新乡出差回到北京后，室主任让他到时任副所长林毅夫的办公室去一下。林毅夫问他愿不愿意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学习。黄益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回来和主任说自己的口语恐怕适应不了，能否先到外国语学院强化三个月？主任一听就笑了，说哪有时间啊，新乡试验区的工作根本忙不过来。都要去澳洲了，就直接去那儿强化吧。

留学澳洲

黄益平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师从郜若素（Ross Garnaut）教授，郜若素履历丰富，横跨政、商、学三界，在前澳洲殖民地—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前后，他被澳洲政府派往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金融部担任第一助理秘书长和金融部长的首席顾问，负责制定整体金融及经济政策；他曾担任澳大利亚总理的高级经济顾问、贸易政策问题特使以及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他还担任过西澳银行和澳洲基础工业银行董事长。巧合的是，黄益平日后也像他的导师一样横跨商、学，且都取得极大成就。

郜若素（Ross Garnaut）资料图

黄益平到澳洲不久，他的导师郜若素邀请林毅夫每年到国立大学做三个月的访问教授，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学术讨论，黄益平说自己也算是林毅夫没拜过师的学生。

1993年，黄益平正在完成博士论文，林毅夫在北大筹建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他问黄益平要不要回来加入，现在回去就可以做北大老师，但再过十年、二十年，即便是美国顶级大学毕业的博士也不一定能进得了北大。但当时导师郜若素正好为黄益平提供了一个研究员的工作，他很支持黄益平回国，不过建议他先留在澳洲积累一些论文发表，因此黄益平就没有马上回国。不过，2014年北大国发院二十周年院庆那天，张维迎抱着一大摞当年筹备时的原始资料对黄益平说：“你看，你的名字在这上面！”

投行经历

2000年初，回国过春节后返回澳大利亚的黄益平在悉尼机场收到一封邮件，发件者是花旗集团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邀请黄益平到花旗集团工作。去投行工作本不在黄益平的职业规划之中，黄益平回复说自己不懂金融，对方说没关系，你来了不就可以学了吗？直接到核心金融机构去学习金融知识，这个诱惑让黄益平无法拒绝。

他日后回忆道：“我以往的研究都是关于农业经济，投行的工作几乎没做过，没有金融方面的经验，当时花旗找到我时，我的第一想法是，起码可以了解一下银行是如何运作的，以后也可以做金融研究。”

2000年5月，黄益平到香港加入花旗集团，负责大中华区的经济分析工作，4年后转任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2005年黄益平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时所拍摄图片。拍摄：新浪财经

黄益平的很多投行同事评价他“像个学者”，黄益平也确实地感受到了投行经济研究的特别：“投行的经济研究和学术界有很大不同，客观地说可能不是非常严谨的经济学研究，因为有很多是短平快的工作，而且有非常明显的价值取向，就是要为投资者、投行的客户提供价值，对他们有帮助，所以从研究来说不是特别严谨”。

很多人都问过黄益平在不同的部门做经济学研究，身份转换差别有多大。黄益平说：“我一直有一个坚定的认识，不管是在政府部门做政策研究，还是在学校做学术研究，还是去银行做商业研究，我觉得经济学都是一样的，我做的前前后后都是关于中国经济的问题，有的时候侧重点不一样但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是一致的，区别只是你的客户不一样了，你的对象不一样了”。

时任花旗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2008在复旦大学做演讲。

黄益平曾拿通货膨胀举例说明不同机构研究同一问题的不同视角：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通货膨胀上升了，通胀上升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但是你得出通胀上升这个结论，应该是客观的。你不能因为你在投行做你就夸大通胀的问题，你在政府做你就缩小通胀的问题，如果有这样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同样一个问题产生了之后，如果你在学校，我想你更主要的工作，是把这个问题给发现，然后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去找到它是什么因素影响的，你要做的是以后的产出，是把它变成一个学术论文，这是你在学校做的。你在政府部门，如果你看到通胀上升了，你应该做的一个工作是，你要提出政策建议，如果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通胀是什么因素贡献的，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把通胀给压下来。在商业部门，如果在投行做，看到通胀上升了，我需要告诉投资者，如果你有钱需要投资，你怎么样才能去赚到钱。”

黄益平认为自己在投行期间最大的收获是：“每天和投资者、客户打交道，最大的好处就是每天信息非常多，而且这些客户都是国际上非常优秀的大客户，他们都是非常聪明、非常敏锐的，多数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你完全不一样。到今天为止，我再来看政策问题、看市场问题，可能和其他学者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投行工作也有令黄益平不太喜欢的地方：“碰到一个问题，你写一个报告，今天上午写一个报告，今天晚上就要发出去。你不能说我写了一个东西，我觉得还要磨一磨，磨上三个月没人需要你的报告，磨上两天都没人需要这个报告。所以从时间的频率上来说很快，但意味着你做的很多工作都是不够精细的。我到投行去的第一天，我就知道我最终是要回归学术。”

黄益平本来打算到花旗干个一年，体验一下，结果一待就是九年。“主要是我们部门环境非常好，和上级关系处得非常好，工作非常愉快，节奏非常紧张，但大家心情愉快，所以工作了很久。”

2008年10月，基于两方面因素，黄益平正式开始考虑回归学术界：第一方面，金融危机后工作压力增加了很多，第二方面原因是经济危机后人员减少，所以工作量增加了很多，每个人都要找经济学家谈这个问题，还有很多人事上的头疼的问题比以前多了很多。另外黄益平在投行干了9年，还要考虑以后能不能回到学校的问题，回北大、清华，回比较好的学校，并不是在投行干过就可以来做教授，而是要看有没有研究能力、有没有研究成果。能不能回来是有一个时间效应的，时间太长恐怕会有困难，正好金融危机给他提供了一个好的借口。

下定决心后，黄益平给林毅夫打了个电话。当时林毅夫已经就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不过巧的是，打电话那天林毅夫正好在北京参加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挂牌仪式。他和黄益平说那就赶紧回来跟周其仁院长谈谈吧。随后，2009年，黄益平正式加入朗润园。

朗润园的“新人”

黄益平在CCER“资历很浅，但渊源却并不浅”。

除了前面提到的，CCER筹备期间林毅夫便对黄益平发出过邀请，黄益平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时也曾邀请海闻和卢锋分别到堪培拉访问了三个月。

黄益平（左一）与海闻（左二）等学者2003年参加会议之合影

此外，有一次开会姚洋总结CCER的两个历史传承，一个是留美经济学会，另一个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CCER的首两任主任林毅夫和周其仁都曾经是发展所的主将，而黄益平是国发院教授中除林、周二人外唯一在发展所工作过的正式员工。

1996年9月，当时还在澳大利亚任教的黄益平便来CCER做过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学者。这是CCER的一个世界银行访问学者项目，鼓励海外学子短期回国交流。 在黄益平离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到花旗工作后，与CCER仍一直保持着联系。2005年，黄益平负责的区域从大中华区扩大到整个亚太地区，第二年他把当时在CCER工作的沈明高挖到花旗银行做中国经济学家，每次他们带客户去朗润园见林毅夫，求教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后表示感谢，林毅夫总会说，自己人不用客气，令他们十分感动。

黄益平授课资料图‍‍‍‍‍‍

2009年黄益平到国发院任教后，国发院派给他的教学任务是一门本科生的课、一门研究生的课和一门MBA的课。给本科生主要是介绍基本知识，给研究生就需深入研究问题，给MBA学生则要求理论联系实际，深浅适宜。不同的学生要求不一样，很有挑战性。给本科生的课是大课，四百多人，交流不容易，黄益平只好通过定期请学生吃饭、夏天集体吃雪糕、冬天集体吃冰糖葫芦和课前讲笑话的方式增强交流。

黄益平授课资料图

当年人人网火爆时，黄益平也注册了自己的账号。他在人人网的一篇日志中回忆道：“想当年我刚上校内，三天访客只有7位!由此发誓一周到不了30就要销号走人。海闻老师当时已经很火了，但也就是对我表示了口头鼓励。只有沈艳老师侠义心肠、拔刀相助，终于让我在五天内访客达到了240人。并从此开始了我消磨无限时光的校内生涯。”

他经常在人人网上发布自己出国旅行的照片以及和两个女儿的日常，也会在人人网上发起各种吐槽，如嫌弃美国作为全球最发达经济体过海关居然要两个小时，吐槽东航的飞机座椅看上去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留下来的，一座还会摇晃。

黄益平日常生活照

黄益平日常打交道最多的还是自己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他给自己的学生群起名为“马三宝群”，马三宝者，郑和也。以七下西洋的郑和作为群名，寄托了黄益平对自己学生的殷切期望，希望自己的学生都能够成为具有世界眼光的经济金融人才。他非常鼓励学生们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出国交流，并积极帮助学生联系国外导师、报名相关会议，为学生争取了很多机会。

2016年，林毅夫和张维迎就产业政策问题发生争论。黄益平心想，既然都是一个园子里的同事，与其隔空交火，不如坐下来面对面地讨论一次。黄益平提出这一想法后，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欣然接受。一开始打算做闭门研讨，后来周其仁和姚洋建议公开辩论，于是才有了我们看到的那场开历史先河的产业政策大辩论（）。

产业政策思辨会现场图。左为林毅夫，中间为黄益平，右为张维迎‍‍‍‍‍‍‍‍‍‍‍‍‍‍‍‍‍‍

最近半年，北大国发院的“朗润·格政”活动举办了央行行长系列讲座，黄益平邀请了奥地利央行行长Robert Holzmann、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和英国央行副行长Sam Woodsi等人分享了关于现代中央银行建设最新理论与实践，开了国内高校央行行长对话的先河。

奥地利央行行长Robert Holzmann

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

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

英国央行副行长Sam Woodsi

黄益平强调“从事经济分析无论是在政界、学术界还是商业机构，最重要的是要有很独特的想法。比如写学术文章，不能人云亦云，要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做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独特的想法和贡献。对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社会现状并进行反思”，黄益平建议学生多观察、多经历、多见世面，“因为能给自己带来更多、更真实、更适合的选择”，并最终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黄益平认为， 与所学到的知识相比，能力更重要，比如学习能力、分析能力、执行能力、创新能力。知识欠缺，有学习能力就可以补上，而我们的教育体系不是特别擅长培养创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一个约束。

“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更欣赏循规蹈矩，更喜欢标准答案，对独立思考的鼓励有点少，对错误尤其是失败的容忍度低”，黄益平说道。

黄益平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2023年6月，跑进工体球场拥抱梅西的那个小伙子轰动了全世界，几天后，作为梅西粉丝的黄益平在北大国发院2023年毕业典礼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就读过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很多年前，一个年轻人和小伙伴喝啤酒夸下海口，说可以取来孟席斯总理专车的车牌。他跑到总理府，翻墙而入，不幸的是在拆卸车牌的时候，被正在厨房的总理夫人发现了。总理夫人把他叫进厨房，教导一番之后便让他走了。这个年轻人后来成了澳大利亚一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担任过霍克总理的首席经济顾问、澳大利亚驻华大使以及多家银行和公司的董事长，他就是我的博士导师郜若素教授”。

紧扣中国经济脉搏

黄益平的研究对象始终跟紧时代脉搏，高度关注脚下的大地。2009年6月正式加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后，黄益平在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中试图解开“中国经济之谜”。黄益平所称的“中国经济之谜”是指“中国一方面还是中低收入国家，另一方面已经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强国。同时，在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期上，基于高速增长的乐观主义与基于结构失衡的悲观主义之间也存在明显的脱节等一系列看似矛盾的现象。”

黄益平认为“中国之谜”的症结是非对称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彻底地放开了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这种生产消费市场机制的不对称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长期严重扭曲。”

“这种非对称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通过要素市场扭曲压低要素成本，变相补贴生产者和投资者，剥削消费者。中国经济的超常繁荣和日益严重的结构性矛盾之间互为因果，但它们都是非对称市场化改革的产物。要素价格扭曲人为地抬高生产利润、增加投资回报并增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得生产、投资和出口活动极其活跃，甚至加快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消费相对疲软。因此结构失衡问题其实内生于经济改革政策本身。”

“解决这些结构性矛盾，消除经济风险，从而保障可持续增长，必须通过改变现行的改革策略，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

黄益平资料图

2015年，黄益平在《呼唤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一文中提出中国金融监管将来会面对的挑战：“未来十年，随着增长减速和金融开放，金融风险会变得日益频繁、日益多样化，危机防范和危机管理将成为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目前各自为政的监管框架无法应对那样的复杂局面”。

他指出，“中国现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主要缺陷在协调方面，在交叉业务越来越普遍甚至出现混业经营趋势的情况下，协调缺失的后果也日益严重”。

为此，黄益平建议在“一行三会”之上建立一个直接由国务院领导主持的“国家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是简单的协调单位，而应该是一个决策机构。除了“一行三会”的主要领导，这个委员会还应该有专职的领导以及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研究团队。此建议是在金融委员会成立之前提出。

黄益平资料图

近年来，黄益平的研究兴趣转移到数字经济，以及数字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平台经济。黄益平指出，我国数字经济具有“大而不强”的特点。“大”主要体现在覆盖的用户、市场的规模和企业的数量，“不强”主要是指质量不高，技术优势不突出，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也不足。另外，我国几乎所有的头部平台都是以消费互联网为主，只有少数兼营产业互联网。在美国，专注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头部平台的数量几乎相同。如果说美国数字经济的比较优势在技术，我国数字经济的比较优势则在市场。

针对数字经济领域既有行业监管部门比如交通部、人民银行和工信部，又有一般性的监管机构如市场监管总局和网信办，而大部分数字经济企业技术领先、业务综合性强的情况，黄益平建议在国务院层面设立一个高规格的机构或者授权一家现有的综合性机构，这个机构主要是代表国务院承担两个方面的责任，一是统筹数字经济治理政策的制定，包括与全国人大的联络；二是协调治理政策的执行，特别是要消除监管空白、防止重复施政，同时也要把握不同机构推出新政的节奏。此番言论在国家数据成立之前所说。

从先后时间看，黄益平对经济运行的把握度非常之高，建言写在了大地上。‍‍‍‍‍‍‍‍‍‍‍‍‍‍

智库建设

北大国发院作为中国顶尖的经济学研究机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也是国发院的任务之一。

黄益平一直在观察研究中国的智库建设，早在2015年，黄益平就尖锐地指出，“中国已经是全球智库大国，但很多机构并不是真的智库。”

黄益平资料图

黄益平认为智库建设不能照搬美国或者其它国家的经验。但智库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帮助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在此过程中应该特别防范一些错误的认识和倾向：

第一，智库不是决策者幕僚。智库不是政府的政策研究室，如果把智库研究人员放到决策者幕僚的位置，就很难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尤其是当他们的政策主张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时候。

第二，智库不是单纯的意见领袖。国内有一批影响力巨大的意见领袖，多以批评政府为主。意见领袖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组成成分，但智库工作强调建设性，可以批评政策，重点还是要放在如何改进上。

第三，智库不是媒体。智库影响决策可以有不同的渠道，包括参与公共政策辩论和私下提供政策咨询。媒体曝光率对于提高知名度有一定的帮助，但如果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媒体或公关，效果也可能适得其反。

第四，智库也不是学术机构。智库工作要有学术性，保证政策研究的质量。但如果按照学术机构的标准来办智库，很难产生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美国高校里的智库很少，中国也不多，可能是因为高校的激励机制与智库工作不匹配。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教授们从事智库工作，其实是基于责任和爱好的义务劳动，现行学校的制度并不承认政策研究的工作。

第五，智库不应该是游说团体。智库需要资助，有游说需求的企业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尤其在一些资助规模大、项目相对集中的领域，如电信、医药和国防等行业。但如果智库演变成为游说组织，就违背了发展智库的初衷。智库研究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基准，而不能成为个别利益集团的工具。

黄益平资料图

黄益平对中国的智库建设提出六条建议：

首先，政府要为“智库市场”主动创造需求。有关部门应该建立一些常规性的机制，选择性地接收智库的研究报告，直接听取智库专家的意见。这些机制对于民间智库尤其重要。

其次，政府可以采取一些财政措施增加智库的资金供应。在税收上可以提供一些优惠鼓励公众和机构向智库捐款、提供资助。财政也可以增加预算直接支持智库的发展，包括提供资助支持官方和非官方智库的机构建设，或者设定一些定向资助项目，集中研究当前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

第三，智库也要进行机构改革。高校办智库需要解决经费和编制问题，政策研究与学术研究的要求、产出不一样。既然要办智库，就应该在人员要求、工作量考核和升级标准方面做出相应的安排。对于民间智库则应该大力降低准入门槛。

第四，智库行业需要建立高标准的行为规范。不过政府最好不要指定专门的智库主管部门，维持秩序的责任可以由媒体、市场与司法来共同承担。智库工作要尽可能地保证独立性，智库应该公开全部资金来源。如果一个智库违反独立性的立场，甚至沦落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机构，它的市场声誉就可能受到影响，政策主张就会失去可信度，筹资也会遇到困难，严重的可以由司法部门介入调查。

第五，优秀智库领导者的遴选至关重要。智库领导者不同于政府部门负责人，也不同于学术带头人，而应该是智库企业家。这个领导者必须同时具备组织管理、筹款和与有关部门沟通的能力。

第六，不要鼓励智库排名，也不要试图设立统一的智库考核指标。智库的评估应该留给董事会、出资人和决策者来做，智库应该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过度重视智库排名或者考核指标，只会鼓励智库做一些跟政策研究无关的事情，比如增加媒体曝光度等。另外，国内有些智库自己发布排名，而且把自己排在前面，明显存在利益冲突。智库的工作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政策研究上。

CCER精神

2014年，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成立二十周年，黄益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朗润园的各种学术思想有一个公约数，或许可以总结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八个字。

1994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张帆、易纲、林毅夫、德怀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闻、余明德、张维迎）

“所谓有效市场，就是尽量减少行政干预和制度障碍，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即便是十分重视政府作用的林毅夫，仍然强调政府的所有政策都应该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多年前宋国青率先提出市场决定汇率的重要性，周其仁提出的以确权和流转为核心的土地改革的主张，以及卢锋对发改委调控过剩产能政策及其效果的分析，背后都有一条如何尊重市场、让供求关系发挥更大作用的核心思路。”

“国发院大多数教授认为政府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再比如克服市场失灵。政府不能替代市场，但政府需要发挥作用补充并改进市场运作的效率。”

2021年，国发院在迁入姚洋担任院长期间修建的承泽园校区时，林毅夫、海闻、易纲和张维迎四位CCER的创始人一起同台交流。那天讨论结束的时候，黄益平试着提炼了国发院的两条核心文化，一是家国情怀，二是和而不同，易纲在中间加了一条，高度自信，林毅夫也加了一条，求同存异。

“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黄益平说，这就是他理解的国发院人做事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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