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俱乐部日渐式微，锐舞文化在中国如何影响在地时尚？

关注影响当代消费者的

独特审美、文化现象与时装风格

作者/Magic 编辑/Mos Wu

图片来源：Time Out

提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锐舞派对或者俱乐部文化（这里指代电子音乐俱乐部或地下俱乐部，下文简称俱乐部），时尚爱好者们都会对其心驰神往，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先锋时装风格的灵感来源地——从赫赫有名的 Raf Simons 到近几年声名鹊起的设计师 Martine Rose，俱乐部文化对他们设计风格的影响彰明较着。

由于电子音乐与俱乐部文化在中国是一种“舶来品”，这种物理尺度上的距离感让人们对它的理解蒙上一层神秘内涵。提到俱乐部文化与时尚间的关系，我们在概念上模糊地知道是对小众审美的包容、对先锋时尚的推广，但是要厘清它如何在我们身边产生影响时却又难以言表。我们甚至会疑惑：中国本土俱乐部文化是怎样的？它真的也在影响着我们的时尚态度吗？

“轮回发展”

的俱乐部生态

在回答“中国俱乐部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时尚态度”这一问题前，我们首先要掌握近年来本土俱乐部的“生长环境”，毕竟它才是文化得以形成的土壤。

从受众层面来看，一般大众对于俱乐部的概念是相对模糊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主流语境对于地下俱乐部的“暧昧态度”——谈不上反对，但也绝对不是支持。音乐厂牌“FourFouls 似错”主理人、DJ Fischmonger 在 Jing Daily的采访中表示：“没有太多主流媒体对地下俱乐部有过报道，大部分人对俱乐部的概念缺少理解，甚至从来没关注过。”

他举例谈到，在自己做 DJ 的经历中，他见到许多人第一次去俱乐部并不是基于对俱乐部文化的理解和兴趣，而是有其他侧面理由，例如自己关注的乐队成员在俱乐部有演出等等。“当时我意识到大众对地下俱乐部是缺乏认知的，大家知道 Livehouse，知道夜店、酒吧，而并不明白什么是俱乐部（你可以相信每个 DJ 都经历过有人点歌、或被闪光灯怼脸甚至更加糟糕的经历）。”Fischmonger 如是说道。

另外，俱乐部的发展非常依赖实体环境，它需要依托于一个固定的物理空间才能让一切故事发生。因此，不难想象疫情阶段关山阻隔的境况对俱乐部行业所造成的打击有多么深远、重大。在过去的几年里，大批头部俱乐部陆陆续续闭门歇业。仅以上海为例，从 44KW，到 DADA，再到 Elevator 都进入了蛰伏期。

44KW、DADA、Elevator 等上海俱乐部进入了蛰伏期。

图片来源：Time Out、Zitateam、Flicker

对于这种现象，Fischmonger 用“轮回发展”来形容国内俱乐部的生态。他说道：“从上世纪 90 年代电子音乐俱乐部逐渐在内地开始出现到如今，国内的俱乐部一直在不断地轮回发展，有着非常辉煌的时刻，也有着因为各种外界影响而遭遇低谷的时候。”

显然，当下俱乐部的发展便处在一个相对“审慎乐观”的时刻。聚焦年轻独立音乐的公众号“年轻的制作人”的主理人圣代对此表示赞同。圣代已经持续 4 年多、每周统计中国重点省份各地下俱乐部举办的音乐活动场次。根据她的统计数据，每年都有俱乐部关门在当下已经是相对普遍的现象。她进一步指出，这其实说明“在中国要维持地下俱乐部运转是件很难的事情，本身俱乐部的生命周期就比较短”。

层层受阻

的进阶之路

俱乐部较短的“生命周期”缘何成为了常态？这背后除了整体经济低增速的大背景以外，还涉及多方因素。

首先，俱乐部的电子音乐活动正在被其他更有竞争力的音乐现场取代，如音乐节、演唱会等。疫情过后，音乐节以及演唱会以井喷之势“报复性”回潮。《2023 腾讯娱乐白皮书》显示，2023 年国内线下演唱会与音乐节的举办总场次高达 2823 场。这种情况迫使俱乐部的电子音乐活动不得不做出“转型”。圣代提到，一些头部地下俱乐部也开始逐步介入小型音乐节。她认为，电子音乐场景被加入了各种并非音乐的营销元素甚至娱乐噱头，虽然能够引流，但加剧了真正喜好电子音乐的消费者叛离这个音乐场景。

疫情过后，音乐节以及演唱会以井喷之势“报复性”回潮。

图片来源：TravelFreak

Fischmonger 同样指出：“从解封之后到今天，存活下来的俱乐部越来越少，传统模式的俱乐部似乎被人们慢慢抛弃，大家为了守护住自己的庇护所都寻找着各自的生存之道。我个人追求的还是以音乐为主要的俱乐部文化，但事实是曾经音乐百花齐放的俱乐部场景，现如今越发趋向于迎合市场。”

其次，只有聘请国外溢价颇高的知名 DJ 才有票房的现状，这增加了俱乐部的运营开支。本土优质音乐人数量稀少的现况也阻碍了俱乐部的长期发展，这会让国内电子音乐市场显得“后备力”不足。圣代表示：“中国电子音乐制作人的数量始终没有增长，是因为很难单纯用做音乐来解决生存问题。制作人、DJ 和音乐作品非常像葡萄酒行业，相当于酿酒师没有了，而侍酒师很多。”

本土优质音乐人数量稀少的现况阻碍了俱乐部的长期发展。

图片来源：You

缺乏本土优质音乐人的现况反映出社会结构性支撑的缺失。如前文所述，主流社会对俱乐部的“暧昧态度”显然会导致它进一步忽略对本土电子音乐人的支持与培养。圣代认为，对于俱乐部的发展而言，这种现况“难以形成本土优势，以 ‘文化交流’ 这个成本更低、站位更好的口径吸引到国外优质音乐人和优质受众。而许多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加拿大等等都是用举国之力在做这些事”。

最后，除去上述宏观因素以外，在国内的一些大城市里，俱乐部的运营其实受制于一些非常现实层面的因素：怎样选择租金适宜的场地？在俱乐部内能否配备完善的声音系统？哪些地点不会引起周围居民投诉？要防范哪些因素以免突然间无法营业？

这些看起来“琐碎”的事情在一步步蚕食着俱乐部的生存空间。在某种程度上，现实的引力过强，反主流的烙印总会隐隐作痛，中国俱乐部的发展或许总会受制于主流社会规则的隐形天花板并随时面临被叫停的可能。

将想象力

重新带回夜晚

俱乐部文化与主流市场和价值观之间的频繁摩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俱乐部文化形成的连贯性，也进一步让俱乐部的时装风格呈现出碎片化的模仿样态，而难以具备原创特质。“游击战”式的俱乐部文化成长模式无法长久地为一种风格的形成提供坚韧的内驱力。这使得现有的本土俱乐部时尚风格随之变得也像是一种“舶来品”，难以扎根于实际生活——我们知道嬉皮士、雅皮士、朋克，但这些亚文化服饰风格并不诞生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语境。

作家、社会学家 Sarah Thornton 在她的《俱乐部文化》一书中批判性地提到了“亚文化资本”这个概念。顾名思义，它就像俱乐部文化交流中的“货币”，能够让持有该“资本”的人在旁观者眼中获得认同——越是时髦、前卫、新潮、先锋、出格的外观与造型，越能得到旁人的青睐。

国内的俱乐部时装风格便常常被人们以“亚文化资本”做评估。在小红书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经常会看到有人归纳电子音乐俱乐部是“亚文化爱好者必打卡地”的这类帖子。这种标签化的表达方式不排除出于营销目的所做的直观宣传，但是这种不容置否的语意也将俱乐部文化本身变为一种“时髦单品”，限制了国内俱乐部文化对时装风格的想象力。

“亚文化风格”限制了国内俱乐部文化对时装风格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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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型师 yao 表示：“好的地下俱乐部应该有非常好的包容性……它应该承载一些主流场景无法承载也不愿意承载的东西，当然也包括了时装风格。”然而，如果我们将这种“时装风格”简单以“亚文化”的标签归类，反而会加剧时装风格的单一化程度。“作为独立的个体，还是希望可以看到我们是有很多选择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包容这种选择，而不是让别人决定你应该成为什么样子。”yao 说道。

另外，以“亚文化资本”对俱乐部进行评估其实强制性地为俱乐部赋予了人与人之间互相评判、审视的隐性社交。但实际上，真正将我们缔结起来的是俱乐部的音乐氛围，社交仅仅在其间自然发生。就像锐舞爱好者 Youjia 所说的：“这里不是以社交为目的搭建的、音乐作为背景的场所，这里的主体是音乐和个人，是可以变成某种自我释放的地方。”

也许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生俱乐部文化太过耀眼，以至于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带着时尚的滤镜去幻想它的先锋性，并怀揣某种孤决的崇拜试图去复刻当时的风格。到头来，这种自我标榜反而成为了与“先锋”恰恰相反的“怀旧”。如果说中国的俱乐部文化一定要为我们带来什么时尚态度，或许就是它应当将想象力重新带回夜晚。

Jing Daily 中国区资深编辑

Mos Wu

在中文系深耕专业知识七年之后，Mos 选择进入媒体行业专注于奢侈品商业报道。她的报道涵盖奢侈品时装、美妆、珠宝腕表、运动休闲、商业地产、生活方式、时尚文化等领域，对于中国消费文化、品牌营销及零售趋势拥有独到的洞察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