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眼对钱眼｣之六：奇哉怪哉！交易所前身是酒会，欠条竟能当钱花……

文│刘平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至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中国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此期间，外国来华人士以“他者”的视角，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些观察记录，保留了不少作者耳闻目击的场景和情感，虽难免失之偏颇，但其中不乏弥足珍贵的金融史料。

全新栏目｢“洋”眼对钱眼｣，由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平博士主笔，带我们一同了解外国人所亲历的晚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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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银行林立

外滩旧影

动物学家多夫兰博士1904年至1905年曾有一次东亚之行。在他对上海外滩的回忆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望不到尽头的一排宫殿。江边宽广美丽的林荫大道一侧，坐落着雄伟壮观的石头房屋，是大银行、大洋行和领事馆的所在地。尽管并非所有的建筑物都情调高雅，但它们非常坚固壮观。无论谁看到这富丽堂皇的场景，都会对欧洲商人在中国的财富和权势留下强烈的印象。

德国旅行家兼作家海司回忆，当他第一次散步在上海的外滩时，觉得像是到了欧洲的海滨休假地。他在《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写道，沿马路一带，是面朝黄浦江、高耸着的贸易宫殿。如果不是门上挂着小铭牌，上面写着诸如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禅臣洋行、美最时、沙逊洋行、德华银行、汇丰银行之类世界性大公司的名字，人们会以为这一长排宫殿里的每一座都是高级的私人住所，看上去那么漂亮和舒适，房前的小花园修剪得那么精心，根本看不出一点点做大生意的样子。他发现，上海虽然是中国的货物中心和货币中心，有很多银行开在此地，但仍然没有交易所。全部交易都在中午时分、在俱乐部的酒吧里进行。

德国记者高德满1898年报道：外滩主要由宫殿式的银行建筑构成，包括德华银行、俄华道胜银行、大清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他同样也注意到，上海还没有交易所，商人们每天中午十二点在英国俱乐部酒吧前碰头，该俱乐部也坐落在外滩。商人们总是在酒吧台前会面和谈生意，由此俱乐部十二点钟的鸡尾酒会，就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为了交易所。

德国记者蔡博在1903年的报道中，特别提到德华银行。他认为，从建筑物的雄伟壮观和式样的优美雅致来讲，没有哪一幢建筑能超过德华银行。它的正面、楼梯和内部空间的分割，不仅实用，而且体现了高雅的情趣。由于这座宫殿的建筑师是德国人贝克先生，所以大量德国的材料被运用其中，这让身为柏林人的他尤为兴奋。蔡博感叹，德华银行集中了德国最强大的财政资源，它在山东出色地承担了铁路和矿山的建设，但是，对于由上海控制的中国其他地区，该银行似乎没有兴趣。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因为在这点上，德国相对于其他国家落后了。“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心愿是，让德国的创业精神摆脱小家子气的顾虑和毫无生机的畏缩，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不至于落后，并且要尽力争取以后能在上海夺得领先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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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条”的奇妙用途

晚清上海街景

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团长艾林波伯爵在1861年的书信中，如此描绘当时的上海：如果有欧洲人要从中国人或者另一个欧洲人手里买东西，那么一元钱就是起付点。为了避免买一个小货品或获取任何一项服务就得付一元钱，人们想出了一种类似纸币的东西。每个欧洲人的家里都有个买办，他负责整个家里的采购和供应。而每个人上街都不会背几千个铜板——不然的话得要多少人帮他背！所以他就写欠条，比如50、100、200等，上面签有他的以及他所服务的这家欧洲人的名字。这些欠条经过一段时间的流通又回到这个买办手里，或者到了欧洲人的账房，兑换成现金。艾林波伯爵承认，他自己就曾经从他好心的买办手里买了一大堆这样的欠条，用这种纸条来支付小费之类的账单。

而德国记者高德满则始终不能忘怀南京路上的一家蛋糕店，他认为这是此处的一绝。他在1898年6月的一篇报道中写道：蛋糕上盖着绿色的纱布网罩，用来抵御胃口极大的中国苍蝇的袭击，由此造成了一种意料不到的色彩反光。当蛋糕被一种神秘的绿色包围时，没有什么比这更吸引人的了。可以找一处安静而充满诗情画意的角落坐下，心情激动，庆贺离开欧洲之后与巧克力奶油蛋糕的首次重逢。中国服务生走来，带来了冰淇凌餐牌。有一个宣传单上说，吃冰激凌时千万不要用“Chits”付账，当然人们还是很希望用信用方式付账的。

晚清手写单据

他继续写道：其他情况下，在中国根本就用不着用现金付账（只有冰淇淋例外）!在宾馆、俱乐、商店、理发店，甚至在所有提供“女士服务”的店家（在欧洲，进这种地方的首要前提就是现金付账），你只要写“Chits”，意思是纸条，上面标明钱数，然后签上名字和地址即可。大多数人从来不带现金在身上，你总不能口袋里装满沉甸甸的银元吧。至于纸币，最好还是不要跟它发生关系。中国的货币制度是闻所未闻的。从香港的汇丰银行提取一百元的纸币，到了上海的任何一家汇丰银行——就是在香港取钱的同一家银行，却只能兑出九十五元。看来，银行对自己的纸币也不守信用。

德国商人恩司诺也注意到，来自德国的大班和雇员在上海的生活，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现金，行之所至，都有一个有魔力的字Kredit（信用借贷）。不管在何处，只要在账单上用铅笔作个简短记录，签上名，就可以作为付账凭证，这是一种很舒适的、短时间内可以花费大量金钱的生活方式。他甚至担心，因各人天性不同，这种极端的自由会很容易让人走上歧途。

若干年后，美国人霍塞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仍然十分怀念当年那些“欠条”：“上海的外国人偶尔到郊外的乡下去游玩时，都须带了现洋前去，钞票在那些地方是不能通用的。这相比数十年前，外国人到乡下去打野鸭时，可以用签字纸向乡下人买东西的情形，真不免有些今昔之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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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买办的商会

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镜头下的中国买办

1886年，恩司诺作为德意志银行的德国铁路中国财团代表来到中国，游历了上海等地，目的是收集资料，为投资方提供基本的中国国情、铁路建设中可能碰到的问题及对策。他的1888年的报告后来成为德国政府对华贷款、德国大企业对华投资和处理对华关系的主要“参考书”，该报告还直接促成了德华银行在上海的建立。

他认为，中国商人除了极个别外，大都是极为忠信诚实的，这一点与日本同行正好相反。做生意时，就算是很大的生意，大多数都是口头说定了就行。对中国商人来说，有简短的记录就够了，中国商人做生意时，要求别人签字并且自己也签字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重要出口商品的收货和检验，如丝和茶，欧洲公司都委托特殊的专家，如丝绸监督、茶叶尝鉴者，一般都是最可靠的专业人士，而其他与本地人的贸易和交往都通过买办来做。

“买办”指的是说洋径浜英语、有势力的中国人，在外国商人的公司里担任高级而重要的职务，他为公司经手进出的款项，领导与其同胞的贸易往来，而公司的买卖都只与他结算。买办给他的公司在一家本地的欧洲银行付一笔押金，但还需一位特殊的担保人。一般说来，买办享有一份很高的工资，同时还从中国人里拿取作为中间人的高额佣金。在欧洲大贸易公司以及在东方落户的英国银行的买办，还不只局限于有钱人。就眼下在中国的贸易情形而言，一个好的买办对于想直接跟中国做生意的欧洲公司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是全部当地生意的中介，就凭他一个人就能把本地客户介绍给他的委托人。恩司诺感叹，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商人的商会组织像在中国这么发达。在他看来，在中国是可以花钱买到法律公正的，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贿赂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谁出钱多，谁就能赢得官司。作为个人要抵御这种风险，就需要整个行业同心协力，组成保护和防卫联盟，就像中世纪的德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商会组织日益完善，一定意义上成为了对抗所有本行业风险的保险公司。能商会够给货品价格以决定性的影响，它作为威力极大的财团，有时还能左右市场的行情，使市场繁荣或萧条。

他认为，商会最重要的义务是调停其成员间的争议。商会为保护和捍卫其成员的正当权益，不遗余力、不惜花费重金，但他们拒绝接手或支持成员非正义的事情。此外，商会还致力于本行业所有货物的市场定价，若有谁胆敢低价销售，他就是自讨苦吃。若有成员敢于违反行会决议，他会立即被踢出商会之外。假如他此时遇到困难，他不会得到任何人的帮助。如果他承认违背约定，那么他就要按照规章所定的那样接受惩罚。

恩司诺指出，中国人对商会抱有极高的尊敬之心，知道它巨大的影响力，它对于其成员在商业上有着很大的掌控力。在中国的每个大城市里，几乎都有几幢大建筑，大多为当地一景，它们都是行会大厅的所在地。行会房子的内部墙壁上，装饰着大量奇奇怪怪的木雕，巨大的神像，看上去很可怕。在那些主要保护神的节日里，商会就拿出大量的钱财举办盛大宴会，宴请其成员专门请来剧团，到台上演戏剧，每个行会都有戏台，然后大吃大喝。这种喜庆活动要持续一整天，直到深夜。而此时，行会的房子里里外外挂着数不清的灯笼，灯火通明。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