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银行筹备花了33年，营业仅9年，善后却要27年

文│许斌

有一家银行，历经33年酝酿筹备成立，经营9年多，再经27年清理完毕，这在中国近代银行历史发展中也算是绝无仅有，这就是成立于1919年的中美合资中华懋业银行。

01

一波三折的筹备过程

原中华懋业银行大楼

中美两国合办银行最初想法起自李鸿章。1885年，经办洋务20多年的李鸿章想修建关内铁路、架设电报线路，但苦于资金，便奏请开办银行。他在叙述了办银行的必要的理由之后说：“若由户部及外省委员开设，恐信从者少，资本尤缺，须纠合中外众商之力，着实办理，可期经久”。他是热衷于办银行 的，但他认为此事举办匪易，只有依靠洋人，中外合办，才能解决清廷批准和资本来源两大难题，可谓一举两得之策。

此时正好有一个美国商人米建威，知道李鸿章有开办银行的意图，就通过中国驻美公使张萌桓把一份最新美国银行章程送给李鸿章。 1886 年初，他来到中国，在天津 与李鸿章和 协助李鸿章办洋务的周馥、盛宣怀、马建常、马建忠等会晤，拟成立一家名为“华美银行”的合资银行，并议定了一系列章程。 1887 年 7 月 23 日李鸿章批准了章程并由米建威和周馥、盛宣怀、马建忠分别代表美方和中方签字。李鸿章还在批文中写道：“银行为各事之枢纽，该美商拟与华商合股办理，足见公正平允，本大臣无不乐为保护维持。”接着他就派 马建常到美国去作具体接洽，并要驻美公使张荫桓与之配合。

中华懋业银行美方协理唐默思

马建常，也就是复旦大学的创办人马相伯，赴美筹措资金，受到了美国方面的广泛欢迎，美国银行家争相希望向中国投资，很快谈妥了借款事宜，但此举很快受到了国内外的一致抵制。 究其原因，其中既有来自英法等国唯恐美国借此侵占他们在华的，因而尽力阻挠干涉，同时，请政府对李鸿章“擅自专断”极为不满，李鸿章受到联名弹劾，马相伯只好遵令停止活动悄然回国，华美银行计划亦就此终止。

到了1910年，中美合办银行的事情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次主要是中美商会互访的结果。 活动策划者美国人罗伯特·大来，此人1905年在沪设立大来洋行，为进一步扩大业务，1910年率美国商会代表团来到上海，商定成立中美联合银行也是此次活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此后中国商界开始议定章程、募集股本，额定资本上海通用银元1000万元，清政府有关各部均表赞成，但这一事情，随着辛亥革命清政府倒台而中止。

中华懋业银行中方协理徐恩元

1914年4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讨论清末中美商会所拟定的全部项目，并一致通过了成立中美银行的议案，次年11月召开全国商会临时代表大会，形成决议： 由上海总商会（辛亥后由商务总会改组更名）承担中美银行300万元的招股任务，6个月内完成，其余各省商会分甲、乙、丙三等，分别承担20万元、15万元及10万元； 中美轮船公司股本则由60万元增至500万元。

基于前期的筹备，1919年，当时“唯一的一家有美国人投资的中外合办银行机构”——中华懋业银行成立，举行股东大会，推举时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的钱能训为该行总理，徐恩元和美国人唐默思 （J.A.Tomas） 为协理，总资本美金1000万元，并于1920年2月16日开业，总行设于北京，英文行名初为“ The Bank of Commerce,China ”,后更改为“ The Chinese-American Bank of Commerce ”。

02

走“上层路线”的经营特色

中华懋业银行北京地名券

该行的开幕，可谓盛况空前，2020年2月8日《字林西报》记载：“中华懋业银行已于昨日在一片吉祥的气氛中举行了开幕式……在一千多名中外宾客中，有中国政府的内阁部长、中国著名的银行家和商界名流，，以及北京驻华公使的成员……该行大厅墙上满挂着由总统、总理、内阁部长及商界名家等的红底金色题词”。何来如此盛况？从该行中方股东名单，或可窥一斑。中华懋业银行成立时，中方大股东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北洋政府大官僚，如徐世昌、黎元洪、冯国璋、钱能训、靳云鹏等；二是军阀，如张勋、王占元、陈调元、傅良佐等；三是商界富豪，如傅筱庵、施省知、沈志贤等。此外财政部入股525万元，全国烟酒署、中美企业公司、中国通商银行也是该行的公司股东，可谓“阵容”豪华。

坐拥这样的强大“背景”，中华懋业银行初期的业务发展可谓顺风顺水，一方面在海内外广设分支机构，1920年8月起，该行在北京、天津、石家庄、汉口、上海、济南、哈尔滨、小吕宋（马尼拉）、重庆等地设立分行，还在欧美各大城市设立了20多个代理店。因为该行的中外合办身份，所以能直接办理各类对外业务和汇兑业务。一家合资银行，能在海内外有如此之多的分支机构和业务代理机构，这在中国银行业发展历史中，也是较为罕见的。另一方面该行取得了在华发钞的权限。1919年4月经北洋政府财政部币制局批准立案，中华懋业银行取得发行兑换券的特权。1920年开业时，计划发行兑换券200万元，面额分100元、50元、10元、5元和1元5种，实际发行了1、5、10元三种面额，50和100元仅见票样。该行纸币票面均有自由女神像和民国五色旗图案，以体现“中美合办”之义。此后至1929年该行停业前，每年均有发钞。

强大的政商关系，既是发展的助力，但也隐藏着经营的危机。中华懋业银行在其经营期间，为各地方政府及军阀垫款和捐款可谓“家常便饭”。许多垫款和捐款，名义上有抵押和担保，但实际上往往有去无回，尤其是该行的汉口、济南两行受害最深。同时，向中央政府放款和为其承销公债，也让银行经营深陷泥潭。军阀割据，财政多被地方截留，中央财政山穷水尽，借外债因一次世界大战而受阻，因此发“内债”就成了唯一途径。当时公债回扣大、利息高，可充当发钞准备金，亦可投机套利，最终形成政府滥发、银行滥投、债市狂跌，银行受损的局面。

03

谁为财长送来“及时雨”

顾维钧

政府向懋业银行的借款，仅有一次现款如数归还的例子，那就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926年6-10月，短暂担任财政部长期间，财政部向懋业银行借款50万元，到顾维钧离任前，便如数还清。

其实顾维钧本人并非从事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出身，他1912年从美国归国后，便一直担任政府的行政相关的职位，如外务部顾问等，1915年起任北洋政府派驻多个国家的公使，最为世人所熟知的，当属他1919及1921年作为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在会上就中国山东的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与列强展开激烈争辩。其中立的身份和良好声誉，也是其在被推为财长的重要因素。自接任财长之后，顾维钧就一直为财政筹款忙得焦头烂额。随着中秋节的临近，顾维钧又面临过关的难题。1926年8月30日晚，顾维钧在家中宴请银行团及阁员，商议过节费和公债发行，请银行团帮忙。张嘉璈等人提出“无确实担保，津沪方面恐难销售”。最后“仅允从长计议”。远水难解近渴，政府有政府的需求，银行有银行的盘算，正当顾维钧一筹莫展之际，中华懋业银行却积极为政府贷款，愿为这位刚上台的财长“分忧”，向财政部贷放了50万元作为中秋过节费发放军费和政费。

促成此事的，是中华懋业银行美方董事卫家立。此人是原美国驻华公使卫理的儿子，与顾维钧颇有私交。卫家立等人时刻关注着时事新闻，顾维钧的窘境让他看到了机会。卫家立告诉顾维钧“在你担任财政总长的任期内，我们都完全乐于提供贷款。我们的这次帮助并不完全因为你是财政总长，而是看在你顾维钧博士本人的面子上。我们知道，顾维钧博士是不会令我们失望的”。顾维钧颇为感动，并亲自安排用盐务署的税款来偿还借款，要求款项必须在其任内偿还，顾维钧表示：“对这笔贷款，我个人承担了责任。除非我身在财政部，否则我的继任者是不会去结清这笔账的”。中华懋业银行总经理沈吉甫因此十分感激顾维钧的言而有信，“这是我们第一次向中国政府贷款而且收回了贷款”。

中华懋业银行股票

然而，中华懋业银行此举受到了来自北京银行界的抵制。沈吉甫向顾维钧透露，“他的银行常常受到中国各银行的联合抵制，没有被邀请参加银行公会的会议，不得参加中国各银行与中国政府举行的任何有关金融的会商”，“被排挤在银行界之外”。究其原因，此次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当时华资银行的崛起，试图摆脱对政府的依赖，走上商业化发展道路，以及与外商银行明里暗里的竞争，或许才是华资银行排挤懋业银行的深层次因素。

在商言商，卫家立的援手，似乎也是对顾维钧前途的一次“投资”。卫家立一方面是看准顾维钧良好的声誉，另一方面则是寄希望于他的仕途。事实证明，卫家立颇具眼光，1926年10月，顾维钧在直系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的支持下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由于当时北京方面没有正式的国家元首，因此摄政的内阁总理顾维钧，扮演了实质上的国家元首角色。1927年1月，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同年11月张作霖组织安国军政府，顾维钧内阁总辞职，隐居北京西山。次年7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北伐完成。3天后，新政权便以顾维钧曾服务于北洋政府为由对其明令通缉。获知此消息后，顾维钧不得不再度携家眷赴欧洲、加拿大旅居。这一系列变故，是当时的卫家立所始料未及的。而在这一阶段，中华懋业银行也因沪行的投机亏损、津行的“协和”诈骗案一蹶不振，又遇挤兑风潮和反蒋的“桂系”资本“集思堂”入股事件造成汉行被查封，多方筹资、干预交涉无果，资不抵债，最终于1929年11月停业清理。直到1946年复业未果，解放后被人民银行接收，1956年清理完毕，终于结束了该行的一切事务。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